我曾親自去過喬家大院，當行走在高高的圍牆之內時，空蕩蕩的房間裡是很高的屋頂，人置於其中，甚是渺小，而猶如迷宮一般的走廊，似乎還回蕩著剛剛走過時留下的腳印聲。
對於這座高牆大院，我的第一印象，居然不是羨慕當初的這些個土財主，而是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強烈的恐懼感，這種恐懼可能來源於觸碰不到外界而無形中強加的一種壓迫感，但，更多的是身體與心靈同時被無形捆綁後帶來的應激反應。
當初，胡玫用一部《喬家大院》，極力的謳歌了晉商文化中比較突出的仁義禮智信品格時，我卻更偏愛張藝謀的那部，以喬家大院為背景拍攝的《大紅燈籠高高掛》。
把蘇童原著中的江南樓閣移駕到北方大院，或許是因為，張藝謀本身作為北方人，更加熟悉過去封建北方文化中的人性扭曲與那自始至終被壓抑的某種情緒。
人置於高牆之內，如同青蛙被丟在井底一樣，除了抬頭的那一方不變的天空，其餘的時間，均是與自己的對白，這種被後天壓抑的情緒，更能夠觸動人的心靈。
畢竟，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只不過，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用一種中國人執著偏愛的紅色，來反襯出一個男權社會中，女性如同提線木偶般的人間悲劇，或許，就更顯得深刻無比。
《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我認為張藝謀將內容與色彩配合最為完美的作品，因為，即使剝離開張藝謀最為擅長的色彩點綴，其所要傳達的內容同樣會讓人過目難忘，這種對於高牆大院中暴露出的扭曲文化，以及文化中女性與男權之間微妙的抗爭到妥協，則如同暴風雨前的悶熱那般，讓人呼吸急促有種窒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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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燈籠高高掛》上映於1991年，改編自蘇童中篇小說《妻妾成群》，對比原著我們就會發現，張藝謀在整部電影中，除了延續原著中的風格之外，更融入了自己對於男權社會中女性角色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往往會通過外在的某種物件作為陪襯，當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以另一種身份登場的時候，巨大的反差直接與觀眾心理產生碰撞。
錘腳是一種享受，燈籠代表喜慶，可是，恰恰是這兩樣東西，卻成為了深宅大院的那些個女人迷失心智的罪魁禍首，東西本身沒錯，可是，如果強行在這些東西是加上某種慾望的話，那麼，勢必就會成為趨之若鶩的好玩意。
從稍稍不適應到後來的瘋狂迷戀，也許僅僅需要幾天而已。
於是，男人在一旁看熱鬧，女人卻沉迷其中，這倒是很符合中庸之道，可細看卻殘酷無比，因為，看熱鬧的男人儼然把爭鬥的女人也變成了一種物件。
雖然說得是男權社會，但是，整部電影中，男人則徹底淪為配角，而自始至終遊離在鏡頭邊緣的院子男主人陳佐千，或多或少的成為了一個旁觀者，而這種旁觀自己家庭內部爭鬥的形象，也許，更加能夠體會出其中的諷刺意味。
作為大學生的頌蓮，本應該是代表著開放與自由的，而這個角色的設定，卻在完成大院女人宿命輪迴中，成為了從反抗到墮落最終毀滅的重要人證，她成了見證者，也成了參與者，卻最終沒有成為覺醒者。
有人說，《大紅燈籠高高掛》是一部文藝片，但我更覺得它像是一部恐怖片，而其中所有的人物，都在邁入這座院子的時候，也就完成了從人到鬼的轉變，這種轉變，同時也意味著向惡魔交出了自己的靈魂。
《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故事很簡單，幾個姨太太之間為了爭的男主人的臨幸而勾心鬥角，可是，恰恰是因為這個簡單的故事框架，卻融入了有些複雜的人性轉變，以及千百年來男權社會中的種種齷齪。
在整部電影中，人物的鏡頭總是被拉得很遠很遠，而這座宏偉的建築裡面，人物的渺小顯得可憐無比，只是，可憐之人也必有可恨之處。
起初，頌蓮骨子裡是有某種叛逆性格的，可是，進入大院子之後，卻在無形中居然轉化成想要爭寵的詭計，而她對於梅珊說的那番深刻感悟，自己卻並有真正領悟到精髓。
有些人看似明白，可是，當身處的環境以及不斷輸送的某種刻板的規矩理念時，明白就未必做的到，而想做也未必就真的做的出來。
這就是空想主義與實幹主義的區別，所以，整座院子便是一座監獄，而裡面的人就是一個個畫地為牢的空想主義家，而如果在空想主義中融入某種於己有利的慾望，那麼，爭鬥在所難免，畢竟，男主人有的是錢，而女人在他們眼裡，只不過是一件玩物而已。
套用錢鍾書的那句話，然後進行稍微改編一下，“大宅門就像是圍城，有的人想進來，而有的人想出去。”
《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僕人雁兒便是想進去的那個人，她做夢都想著做這座院子主人的姨太太，而或是梅珊，或是頌蓮，是想出去的那個人，可惜，想進去的死了，想出去的一死一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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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出現了三個季節，唯獨缺少了春季，因為春天象徵著萬物復甦，春天也是一個覺醒的日子，可是，整部影片中，所有人跨入大院的那一刻，只有夏的燥熱，秋的悲切，冬的寒冷。
說這部電影是負能量的，可能是因為其中所傳達出的某種壓抑的情緒，讓人感覺有些不適，可是，如果把它單純的歸為負能量影片，則有失偏頗。
負能量是純粹的負面意義的東西，而其中的反人類反社會的思想主旨，是永遠無法得到認可的東西，而《大紅燈籠高高掛》卻並非如此，它屬於一種反諷的電影，如果丟開對於導演本身看法的有色眼鏡，而認真去看這部電影時，就會發現，它自始至終都在批判。
這種批判，正是利用人們對於某種負面意義東西的不適，而達到警醒的效果，這反而比那些直截了當的說教要來的深刻。
早期的張藝謀，對於這種深刻挖掘人性以及批判舊中國禮教的電影認知透徹，而他過分注重的電影形式卻從來與內容沒有分開過，比如《紅高粱》，再比如《菊豆》或是《秋菊打官司》。
玩弄色彩的同時，更注重服務於故事本身，而透過故事將自己對於人性以及社會的理解融入其中，這便是張藝謀早期功成名就的主要原因，有自己的個性的同時也能夠掌握住大眾的共性，將個性融入共性中，使得故事在整體上更具思想性。
只是，後來的張藝謀徹底淪為了市場的投機者，而在商業片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同時，其電影中原本具有的思想價值早已難覓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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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反觀張藝謀早期的這部《大紅燈籠高高掛》，作為觀影者的我來說，居然從頌蓮的身上隱約看到了現在遊離於市場邊緣的導演的影子。
一方面想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不可得，一方面又想要融入利益市場而屢屢受挫，市場如同這座大宅院，深不可測，而想要把握住其中有規律跳動的脈搏，卻是非常困難的。
剛開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自我個性依舊風采奕奕，可是，隨著市場在利益圈子裡越陷越深，於是乎，本該保持的特色盡失後，還是找不準方向，只能在邊緣繼續試探。
最終的結果便是，被市場和觀眾同時拋棄，如同頌蓮那般，用瘋癲的形象，繼續迎接著下一個想要進入深宅大院的單純人兒。
一輪又一輪，宿命般的開始與結束，卻始終沒有得到什麼。
如今的電影市場，真的就是如同喬家大院這般，仁義禮智信的品質早已丟失，徒留下其中對於權力瘋狂的追逐，最終困死在這高牆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