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涼文化 | 涼造新泉'

涼造新泉是中國古代涼州（即今武威）鑄造的錢幣。其錢形薄小，篆文直讀，錢徑約在1.8—2.2釐米之間，重量在1.4—2克左右；有內外廊，文字瘦小端正，疏密勻稱（見圖）。它是近世錢幣界所矚目的十分罕見的錢幣之一，被錢幣學者稱之為“中國古代錢幣寶庫裡的一顆明珠”。在歷史上，因各種史志均無記載，傳世的數量也極少，所以一些錢幣收藏者輾轉得之，“往往視若拱璧，祕不示人”。對涼造新泉的鑄造年代，史料沒有明確的記載，從近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未能定論。建國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涼造新泉出土實物不斷出現，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甘肅武威西營宏寺村曾出土了幾批十六國時期的窖藏貨幣，現藏武威市博物館。通過對幾批貨幣進行整理研究，取得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對涼造新泉的出土、鑄地、鑄造時間、流通範圍、版式等有了初步的進展。同時，在這一方面，發表了一些較為重要的學術論文，在錢幣研究學術方面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及關注。

一、首次發現與出土

清朝嘉慶十年（1805年），劉師陸（號清園）在涼州發現了3枚“涼造新泉”，這是一次神奇發現，開啟了人們對涼造新泉的重新認識，為錢幣學研究增加了新內容。

1972年西安何家村唐窖藏發現1枚出涼造新泉。物主邠王李守禮，是章懷太子（李）賢之第二子，章懷太子曾接任過涼州大都督，專家研究，此枚銅錢當為在涼州任都督時收藏；1983年《中國錢幣》首次年會上披露。

1984年3月武威城東關修汙水管道時出土一批銅錢，部分銅錢被民工及周圍觀看群眾拿走，下剩部分文管會收回。其中揀出3枚涼造新泉；被圍觀群眾和民工拿走了一部分，這些銅錢，有武威個人收藏的，也有流散到外地的，其它名稱的貨幣無法統計，僅“涼造新泉”一幣，據目前所知的就有9枚之多。1989年10月甘肅武威地區文物普查隊在本市西營鄉宏寺村三隊南約五百米修水渠發現古錢窖藏一處，共清出古錢幣約90餘斤，17000多枚銅錢，其中發現涼造新泉8枚。1990年又在這裡出土銅錢13000多枚，其中發現涼造新泉10枚。幾次發現十六國時期的貨幣3萬多枚，僅涼造新泉數十餘枚，這是這一時期錢幣研究的重大的發現。

1973—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屬甲渠候官治所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等地進行試掘，獲漢簡近2萬枚，同時出土錢幣及涼造新泉，現藏甘肅省博物館；1989年，在寧夏鹽池興五營舊城子附近發現的10餘枚古銅錢中，其中有涼造新泉1枚；相繼在甘肅臨洮、敦煌及新疆和闐等地均發現有涼造新泉出土。涼造新泉的出土地及流通範圍在陝西西安、內蒙古額濟納旗、甘肅武威、臨洮、敦煌及新疆和闐、寧夏鹽池等地。但從出土涼造新泉的眾多地區來看，武威（涼州）出土的最多，認識趨向統一。

二、諸多爭議與研究

清嘉道年間著名金石古泉學家劉師陸（號青園），山西洪洞縣人。生於乾隆晚年，嘉慶廿五年(1820年)進士。劉氏博雅好古，所藏金石古泉甲於一時。清嘉慶十年（1805年），劉氏集泉於甘肅涼州(今武威市)，曾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和重要發現，得到了3枚“涼造新泉”。他懷疑是前涼張軌所鑄，遂請教著名錢幣學家翁樹培，得到翁的肯定。李佐賢《古泉匯》：“劉青園有3枚，俱得於涼州”。由於當時的涼造新泉存世極少，對於錢文的識別尚存歧義，葉德輝就堅持認為是“涼造制泉”。在《古錢雜詠》卷二：“輝（葉德輝）按：此錢文曰‘涼造制泉’，大如五銖，餘藏有此品……蓋篆文漫漶，誤認為‘新’，餘藏者字劃明朗，實‘制，字也’。” 錢幣學家戴葆庭對於它的鑄造時代究竟是新莽還是前涼，持存疑態度。這一時期因時代的侷限，錢幣學者和研究收藏家大多是爭奇鬥豔，追求所謂的“珍品”為目的，而對這些珍品的出土經過未能進行系統地整理和綜合研究，使這些珍品變成了“孤品”。

民國時期的《泉幣》第一期、第九期分別對當時所收藏的涼造新泉作了介紹。據專家估計，建國前流散於國內外收藏家手中的約有30多枚。涼造新泉的記載見於《吉金所見錄》、《古泉匯考》、《春草堂錢式圖》、《沐園泉拓》、《東亞錢志》、《古錢大辭典》、《歷代古錢圖錄》等錢幣學書籍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文物考古事業有了空前發展，錢幣學、貨幣史的研究，也通過採集或發掘獲得大量珍貴可靠的資料，因為有出土地點、地層和共存物作依據，在推斷錢幣的鑄造年代及其流通範圍有了很大進展，逐漸擺脫了舊古錢學“以錢論錢”的影響，填補了很多前人無法涉足的空白領域。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的1958年版中也未將此收入，在論述這一時期貨幣時僅提到“豐貨”與“漢興”；到1965年版時，始增入“涼造新泉”，而且斷代語氣並不肯定。1984年《中國錢幣》第4期首次報道了1972 年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一批窯藏中發現了1枚涼造新泉，研究者認為是前涼所鑄，章懷太子曾任涼州大都督時收藏。

總體來看，對於涼造新泉的研究，此錢為涼州所鑄，史學界的觀點始終是一致的，因為它大都發現於涼州，因此主要流通範圍也在古代涼州所轄地區，並且錢文明確鑄有“涼造”二字，所以涼造新泉應是代表地名“涼州”所鑄的錢，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對於它的鑄造年代，史學界爭論很大，歸納起來大致有幾種觀點：

一種認為是王莽時期涼地所造或是東漢初年竇融所鑄。其主要依據是：1.涼造新泉的形制、製作、書法皆酷似新莽的“貨泉”；2.涼造新泉形制、文字與新莽“貨泉”如出一模；3.涼造新泉之“新”字乃記莽之國號；4.涼造新泉為莽時涼地所造。

另一種認為是十六國時期前涼張軌及其後人所鑄。其理由是：《晉書•張軌傳》有記載，“索輔諫言於軌……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斷涼造新泉為前涼張軌鑄；也有人認為張軌曾鑄另外一種五銖，是誤解了史書的語句。但在用錢之後，他自已的政權或是統治下的人民鑄造五銖，卻是有可能的，遺留下來的涼造新泉，可能是張軌的後人所鑄。

還有一種認為“涼造新泉”,則可能是北涼沮渠蒙遜所鑄。

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近年來武威幾次出土了十六國時期的大量貨幣，通過對這些錢幣的系統整理研究與科學綜合分析，對涼造新泉的鑄造、流通區域和使用年代有了進一步的明確認識。對涼造新泉的斷代有了新的進展，並找出了一些規律性依據：從伴隨涼造新泉同時出土的其它貨幣來看，“鑄造年代最早的是秦漢半兩，鑄造年代最晚的是後趙石勒（319—351年）所鑄造的豐貨錢”。凡伴隨有涼造新泉出土的貨幣窯藏，均有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鑄造的“豐貨錢或後漢李壽（318—343年）在四川鑄造的“漢興”錢。由此可以肯定，涼造新泉的使用下限期不晚於前涼時期。這為研究涼造新泉的鑄行年代及流通區域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和可考的根據。與此相反，在武威三國及兩漢時期發現和出土的窯藏錢幣中，均未有一枚涼造新泉發現，即就是在武威雷臺漢墓，出土3萬多枚銅錢，為這一時期墓葬銅錢數量之最，也未發現一枚涼造新泉。

因此，可以肯定涼造新泉為十六國時期所鑄，前涼鑄錢的可能性最大。同時根據出土的不同版別，還對它的版式進行了研究探討，從已發現發現的涼造新泉，至少有三種以上的版式。

涼造新泉的發現，不僅為研究當時涼州的貨幣經濟、通流狀況及中國貨幣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且為弘揚中國錢幣文化，宣傳武威、甘肅乃至中國發揮了作用。1992年《名城武威出土的涼造新泉》作為中國錢幣研究論文，第一次參加了在比利時首都布魯爾召開的第十一屆世界國際錢幣研究大會，會上中國代表進行了交流，得到各國錢幣專家的好評，引起世界錢幣界的關注。

作者簡介：黎大祥，甘肅武威人。曾任武威市博物館館長、文博副研究館員。兼任甘肅省錢幣學會理事、學術委員，甘肅省歷史學會及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在各級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著有《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歷史文化叢書•文物精粹》等，主編《武威文物精品》《館藏水陸畫》《館藏名匾》。

文章轉載自“涼州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