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導師馬克思：你真的瞭解這個“完美主義者”嗎？
改變我們世界的那個猶太人
文/雲也退
本文首發於總第894期《中國新聞週刊》
一個世人熟知的段子說，改變世界的是若干個猶太人：摩西說“一切即法”，耶穌說“一切即愛”，馬克思說“一切即錢”，弗洛伊德說“一切即性”，馬克·扎克伯格說“一切即對話”，愛因斯坦說“一切都是相對的”。其中，19世紀的馬克思恐怕是當代中國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小學生也能唸叨幾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甚至說出“從必然王國過渡到自由王國”，然而，這個名字僅僅等同於一些理論和格言、幾部著作的名字，而不是一個鮮活的個體，更鮮有人在意他的猶太人身份。
以賽亞·伯林生於1909年，比馬克思足足晚了近90年，但至少有一種親近感會使他對馬克思發生興趣，那就是，他和馬克思一樣，都是脫離了猶太教的猶太人。馬克思的父親是典型的虔誠的猶太教徒，生活範圍很少越出教區的小圈子，而馬克思卻背離了出身，他對猶太教的感情甚至比對基督教更淡薄。他一生的奮鬥實際上都在將自己成就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伯林也很相似，他生在立陶宛，為躲避德國納粹的迫害而來到英國，又先後在美國和蘇聯擔任外交職務，很難用一個國籍來限定他的人生。
但伯林跟馬克思又絕非一類人。伯林在文化上完全認同英國的傳統、制度和習俗，終生所持的政治立場是溫和的自由多元主義；而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卻執意要打破既定的資本主義格局，掀起一場改天換地的革命。伯林並不認同馬克思，然而，在他自己所成長的年代，蘇聯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德國等歐洲國家也爆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成世人無法忽視的一支力量，可以說，馬克思的理論之花已經結出了果實。對此，伯林產生了濃厚的思想史興趣，他這一番研究，是為尋找馬克思主義的來歷而做的：馬克思生活在怎樣的環境裡，怎樣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學說？1939年，伯林這部《卡爾·馬克思》出版，副標題正是“生平與環境”。
那時，伯林所能依賴的材料非常有限，僅僅是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和他的書信而已，然而，憑著精確的常識和發達的感受力，他試圖描繪這位革命導師的性情。書中，我們時時可以看到任何馬克思主義教材中都找不到的詞句。
伯林說，馬克思是一個徹底的“理性主義者和完美主義者”，他不喜歡樸素可見的常識，缺少兒女情長的細膩情感，而執意鑽研理念的世界。二十多歲時，他經歷了黑格爾哲學在德國最為輝煌的年代，深深浸潤其中，為此，他跟父親鬧得很不愉快。父親認為兒子沉浸在一個乾枯晦澀的觀念世界裡，簡直走火入魔。馬克思終生都活在貧困之中，長期接受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的接濟，這種體驗讓他確信，世界就是涇渭分明的。伯林多次說到馬克思的“意志堅定”，認為馬克思從不自我懷疑，他的內心世界“似乎並不複雜，也很安全”，只有貧困、疾病和敵人的勝利能讓他不愉快。
在伯林的描述中，馬克思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他先是在德國痴迷了數年黑格爾，從而接受了黑格爾關於歷史前進的動力以及規律的那一套論斷。1843年冬他到了巴黎這個自由之都和革命的策源地，接觸到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實踐，以及早期的激進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1848年革命失敗後，他又和眾多流亡的激進人士一樣前往倫敦，進入了他既平靜又輝煌的人生階段：整天泡大英博物館，日以繼夜地研究和著述。馬克思逐漸確信，需要喚醒無產階級，打造一支反壓迫、反剝削的國際力量，才能既順應歷史前進的“客觀規律”，又發揮“主觀能動性”，讓資本主義早早走進墳墓。
伯林善於從著作中發現性情，對人的評價都一陣見血。他說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雖是個二流哲學家，但其思想對馬克思有“點破”之功。又說恩格斯雖然不具備“原創性發現的能力”，卻善於理解他人發現的“實際適用性”，故在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能夠卓有成效地推廣其學說，引起更多和更大規模的社會實踐。作為自由主義者，伯林從未改變他對蘇聯的懷疑，但他卻並沒有受“後見之明”的干擾，而是致力於理解馬克思是基於何種性格特點和人生閱歷，建成自己那座獨特的思想大廈的。
他在結語中說，馬克思想改變的是一個“普遍觀點”，想讓人明白，人與環境、人與人的關係不應該像現實中的那樣，但結果，他不僅改變了觀點，連這些關係本身也被他深刻地動搖了。不管被喜歡和支持，還是被憎惡和反對，他都是最強大的思想家，世界因他而徹底變了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