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輩出的明朝,
有一位傑出的書畫大家——莫是龍，
他的才情與功力並不在董其昌之下，
然而由於未能躋身仕途，
政治地位與董玄宰不可同日而語，
在書畫史上似乎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他是松江畫派的第一代畫家，
董其昌、陳繼儒等人則是稍後興起的人物。
可以說莫是龍對松江畫派的形成和發展厥功至偉。
莫是龍(1537-1587)明代畫家，得米芾石刻雲卿二字，因以為字，後以字行，字雲卿，更字廷翰，號秋水，又號後明，華亭人。莫是龍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莫如忠，嘉靖戊戌（1538）進士，是個學問淵博的人。莫是龍從小就顯示超人的感悟能力，相傳莫是龍十歲能文,擅長書畫。著有詩集《石秀齋集》十卷，《四庫總目》又著《畫說》，並傳於世。書中各條，並見於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諸書，文句小有出入。書中論畫宗旨倡導南北宗論，褒“文人士大夫畫”，主張“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貶“刻畫”和“畫史縱橫習氣”，強調“畫家以古為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學古人亦需“一變古法”，不能“一與臨本同”。這些論點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
董其昌早年拜師莫如忠，在莫傢俬塾就讀，得以結識莫是龍，與他談書論畫，奠定了日後的書畫理論基礎。董其昌25歲時，觀莫是龍作畫，“咄咄稱賞”（《畫禪室隨筆》卷二題莫秋水畫），他對莫氏父子都頗為讚賞：“始知公（即莫如忠）深於二王，其子云卿亦工書。”（《評法書》）他評價其師莫如忠“似正反奇，超俗即雅”、“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人以外一步不窺”。而對莫是龍的評價同樣很高，“風流跌宕，俊爽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如五陵豪俠，寶劍金丸，意氣自喜”、“遊道既廣，鑑賞之家無不遍歷”。由此可見，莫是龍在書畫方面對董其昌的影響不容置疑。
然而，莫是龍的仕途卻異常坎坷,曾四上京都，其中兩次赴考都折戟沉沙，這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萬曆四年（1576）莫是龍40歲，曾赴京一試，失利後、萬曆十年（1582）46歲的莫是龍再次赴京，“北試已獲雋矣。署榜時失卷，復不遇。”此時，他已經心灰了，說：“兩就北闈之試，雖數遇知己者，而文卷誤失，輒致遺棄，命運坎坷乃至如此。”這一年的冬天，莫是龍於長安旅邸，秉燭兀坐，對人生作了深刻的思考，寫下了《筆塵》。
莫是龍極富文才，詩文皆情辭兩美。莫是龍在32歲時便有《莫少江集》問世。當時錫山俞憲為刻《二莫集》，一時傳為佳話。35歲曾作《送春賦·並敘》，得到當時文人的激賞。王世貞題曰：“廷韓此賦，可謂文生於性，廷韓此書，可謂筆外有情，令人於翰墨外有章臺走馬之興，幾欲奪之，抑情而止。”當世王世懋、俞允文、歐大任、皇甫坊、梁辰魚等均在幅上題跋稱讚，也足見莫是龍文才、書藝之高超。
毫不掩飾好惡情感的外露，傲視世俗的各種陳規陋習，率然坦露自己的心胸，這或許是藝術創作最需要的素質。仕途的不幸反而成了莫是龍藝術上的大幸。
莫是龍的生活是藝術的，其藝術是詩意的。48歲那年十月，與沈周南等文友夜集小雅堂，莫是龍出米元章靈璧石置坐，焚香，各賦詩。詩成之時月滿西樓，客人徐步月歸。而他仍然獨坐煮惠泉邊，撿案頭書翻檢，興致而書道：“人生各有嗜好，皆痴也。而樂此不為疲。雖我嗤俗子，而俗子得，復嗤我後也。書之以俟達觀者定焉。”正是對書畫的這份“痴”，這份執著，才使他到達常人無法企及的境界。
可惜的是，莫是龍正是在這個顛峰狀態倏然而逝，年僅五十一歲。“疾革時，尚與友人對奕，已較勝負，收其子，倏然而逝。”他得的可能是心肌梗塞。
『師匠不古，終乏梯航』，莫是龍的這句話很好地詮釋了莫氏父子書法觀念的核心：『師古。』可以說莫如忠打破了趙孟自元以來的籠罩以及明中期『吳門書派』對文徵明的盲目崇拜，直接上溯魏晉，尋求古法。其子莫雲卿繼承了莫如忠直入晉室、上追『二王』的師法觀念，但不侷限於此，還兼學米芾，注重個人性情的表達，創新求變。『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適彼互合，時發新奇。』莫是龍提倡師法古人，掌握法度後，要使『法』為『吾心』用，二者相互融合，方能出『新』『奇』，這便是他書法實踐的真實表達。學習古人而不拘泥於古人，正是莫氏父子所提倡的書法創作觀念，董其昌的書學理念與其有諸多相似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