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7月。

英國鉄艦上的“夷炮”轟開了“天朝上邦”的滿清的家門兒，在朝堂裡，一些頗有遠見卓識的士人，開始切實地感受到那些“奇技淫巧”，也確實有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

而在同時期的歐洲，也有這樣一種“老生常談”開始流傳了起來：說是中國人也忒好玩兒了。他們首先配製出火藥來，卻只對放個煙花、點個炮仗興味盎然，再不過，就是看個竄天猴伍的；鑄炮的技術，卻直等到火藥的配方傳到了歐洲，才由我們去發明。

這個段子後來又“談”到了國內。

就有些個我們中國人，自己都覺著很有些道理了；事實上，這很扯。

就跟早先一直在大清國的官老爺們口中傳說的，那些“蠻夷”與鳥獸為伍，腿上沒有膝蓋骨，不能打彎，撂倒到地上自己個兒都爬不起來一樣。

那麼在我們歷史上，火器是從何時開始出現，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呢？

宋朝

北宋仁宗年間，官修了一部軍事典籍——《武經總要》，其中已經綜述了當時使用的火器，有十餘種之多。如火箭、火炮、引火球、竹火鷂等，都一一記錄在列。

只不過有專家稱，這些火器多是由竹筒或陶瓷製成。

除了文獻上的記載，在近些年田野考古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相應的證據：

1985年6月，美國的葉山博士來到四川大足石窟考察，在北山第149號石窟，發現一個宋代的銃炮造像。造像所展示的銃炮已經點燃，並噴出火焰和球形彈丸。葉山博士將造像的年代釐定為南宋時期，這可比西方早期的銃炮，早了至少一百多年呢。（據李約瑟《中國的地震與文明》）

其實在茅元儀（約公元1570-1637年）的《武備志》裡就曾有一段對火銃較為詳盡的文字描述，與造像上的火銃形象是頗為相似的，恰好可以互為印證。

銃炮

《宋史·陳規傳》還講過一個故事：

紹定二年（即公元1132年），李衡攻打德安，“（陳）規以六十人持火銃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燼，（李）橫拔寨去。”

陳規在自己的《守城錄》裡，也提到了這次戰役，說是有好幾種火器都被運用在這場戰爭中，僅火銃就有30條。

到了南宋的後期，火器的製造就頗具規模了。

如南宋理宗寶祐四年（即公元1256年），馬光佐知建康府（今南京）的時候，宋廷就搞起一個大型兵工廠，統一製造出的火器，再分發到各地的軍營。直到開慶元年（公元1259），庫裡尚存放著火器六萬餘件呢，其中就包括鐵火筒和突火筒（據，周應合《景定建康志》）。

由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最晚在公元1259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制造出銅銃和鐵火槍了。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戰場上，已經開始大規模使用火器了。

元朝

史籍中，有關有關元代軍隊配備火銃或者將火銃用於實戰的記載，集中出現在元代的末年，相對也並不豐富。有趣的是在現代考古過程中，發現的最早的銅火銃實物，卻是屬於元代的。

1935年，在北京房山雲居寺裡，就發現了一件刻有“至順三年二月吉日綏邊討寇軍第叄佰號馬山”銘文的銅火銃。銃身全長353毫米，口徑105毫米，重6.94千克，銃身前部另刻有“射穿百札·聲動九天”，中部刻“神飛”，尾部“至正辛卯”、“天山”字樣。

此外，另有阿城銃、西安景龍池銃、通縣銃、張家口銃，專家以為也是出自元代的。

也是在這個時期，歐洲開始出現了火器製造技術。

其實早在1258 年的時候，蒙古鐵騎已經在使用由俘獲的宋國的匠人制造出出的火箭、噴火筒和火銃了。西征到阿拉伯帝國，並在那裡建立起蒙古伊利汗國的時候，火器製作技術，也隨之傳播到了那裡，是極有可能的。

19世紀初的時候，波蘭扎沃斯基伯爵就曾藏有一部手稿——《諸藝大全》，是由蒙古伊利汗國的阿拉伯人沙姆丁寫的，大約成書於公元1320年左右。書中便提到了“中國箭”（火箭），並配有插圖，圖中手持噴火筒的是一名蒙古士兵。手稿後來被移藏於俄國聖彼得堡博物館。

這個故事並不是孤例，相關的記載其實還有很多，錢君於此不再一一引證。我們的火器製作技術，正是在這個時期由蒙古人傳播到歐洲的，當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明朝

明代初期，我們的火器技術得以迅猛的發展。在大明王朝的建立過程中，火器已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然也就很受當時的皇帝們的重視了。

如在中華點校本的《明史·兵志一》裡，就有記載稱，“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其中的神機營，便是使用火器（主要是火銃）作戰的“特種部隊”。到了永樂年間，就已經成功製造出重達千斤的大型火銃（炮）了。這時的火器技術是上承宋、元的。

明代中後期，我們的火器製造技術開始逐漸落後於西方。

當資本主義萌芽於14世紀最早出現在歐洲的時候，他們的手工業作坊裡，已經開始仿製從中國傳過去的火器。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歐洲的手工作坊分工越來越精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工藝水平改進的節奏加快。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沉澱。當葡萄牙人冒險渡洋開始騷擾大明的東南沿海時，葡萄牙人的佛郎機，驚豔了整個大明朝堂，這可比大明的神機火炮要先進的多，威力也更大得多。

當時明朝得到這種大炮的方式主要有三個：

• 其一，是在騷擾我國東南沿海的荷蘭殖民者船上發現的；
• 其二，是由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介紹來的；
• 其三，是明朝廷仿製而來的。

明廷迫於軍事上的需要，積極吸收、推廣和改進此項技術，使其成為了明嘉靖到萬曆年間最犀利的火器。

不過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佛郎機本身的設計就有不少不合理之處，口徑小，殺傷力有限；其次，所使用的樣炮是繳獲來的，在仿製的過程中不按其理、不通其法，其殺傷力就更有限了。

而真正對大明的火器製造產生重大影響的，卻是紅夷大炮。在《明史·兵志》裡，就有一段關於紅夷大炮的記載，說是“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當時的明朝人稱荷蘭人為紅夷，明朝以為大炮是葡萄牙人從荷蘭人手中買了的，所以，稱其為紅夷大炮。據史學家們的研究，這些炮應該是由英國人制造的。

紅夷大炮之所以在明末頗受重視，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當時遼東的戰局可是讓明朝的皇帝們絞盡了腦汁。尤其是到了1619年以後，大明與後金先後進行過幾次大戰，雖然明朝的神機營裡早就配備了佛郎機 、鳥銃等火器，但因為火器本身的粗製濫造，更有施放技術也不嫻熟，所以在戰場上屢遭敗績。

明光宗泰昌元年(即 1620年 )，徐光啟向西商購買了四門紅夷大炮， 1621年 3 月，遼東戰局急劇惡化，七月，又購得22門。據《明熹宗實錄 》稱，天啟六年（即1626年）正月的一次與後金的戰役中，後金遭遇了第一次與明戰爭的重大挫折，此戰以後，紅夷大炮威名遠播。

明廷隨之開始仿製。如徐光啟於崇禎三年 (公元 1630年 )二月至八月間，就仿製紅夷炮 400餘門。此外，廣東 、福建、雲 南、山西等地都在仿製西洋大炮，至 1644 年明朝 滅亡時, 已造出各類紅夷炮 1000餘門。

1631年 , 徐光啟調葡人陸若漢到登洲 (今蓬萊)造炮練兵。這實質是想用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 。並且在 1631 年 5 月救援皮島的戰鬥中，取得過了輝煌的戰績。後來因孔有德、耿仲明的突然譁變，帶著大炮一起降了後金。還是這一支軍隊，搭配上以滿人為主的八旗步騎兵後，竟成為後金一支無堅不摧的勁旅。在逼退沙俄、平定葛爾丹等一系列戰役中，抖盡了威風。

至此明與後金的火器數量對比開始改變，明軍的火器優勢不復存在，並且後金也已經具備了仿製紅夷火器的技術。似乎到了這會兒，清軍入關的趨勢已成。

清代

1627年前後，明朝取得寧錦大捷。面對明軍 “堅城加大炮”的固守戰術，皇太極才越來越迫切地感到火器的重要性，才開始重用俘獲的漢人工匠，嘗試仿製西洋火器。

大體上，後金是從1628或1629年開始造炮的，約在1633年，組織起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炮隊。在與大明的戰爭時期，也曾掀起過一段生產紅夷大炮的高潮。

1644年大清入關以後，為了肅清農民軍、南明政權及各地反清武裝，也曾再次掀起一波造炮的高潮。

到了康熙朝，隨著國家日趨安定，自以為八旗軍驍勇無比與火炮技術天下無敵的大清國皇帝，也就不去在意造炮技術的提升了。

甚至於在康熙二十八年八 月，康熙便採用了監察御史史拉塞“天下已定，除陝西近邊及沿海地方外，其別省火器應概行禁止，毋許存留 ”的建議，對火器的發展大加限制起來，真真的是“飛鳥盡良弓藏”啊。

而我們開篇講到的那一幕，大清國日後的落後捱打，似乎打這會兒就已經埋下種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