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與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的《中華讀書報》曾採訪過楊益言，楊益言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進的渣滓洞，並回憶了參與寫作《紅巖》的過程。
楊益言1925年生於重慶，抗戰時期，同濟大學從上海搬到重慶，他就在其工學院讀書。抗戰勝利後，他隨之遷回上海，不久就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反內戰運動。楊益言是上海地下學聯機關報的負責人和“主筆”。“一二·九”運動後，楊益言從復旦輾轉回重慶。
到重慶後，楊益言不但在重慶進步刊物上發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與重慶大學地下黨聯繫上，準備利用手頭的照片、資料編本書《控訴》。而這時，他已經被祕密“盯”上了。終於，他寫給重慶大學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國民黨認定他是中共從香港派回重慶恢復《挺進報》的，把他逮捕。那是盛夏一個平平常常的下午，他正獨自一人在樓上的小屋裡看書，有人敲門，他剛把門打開，湧進四個人，便裝，但有槍。楊益言沒有說話，更沒有掙扎，他坦然地下樓。樓下，還有幾個全副武裝的特務，楊益言唯一沒想到的是抓他這樣的書生居然也要動用這麼多人。那時他剛剛22歲。
獄中的生活，楊益言只記得坐過老虎凳，人坐在長條凳上，膝蓋處綁著，兩手的大拇指分別跟腳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腳踝，不停地問，“說不說，你說不說？”不說，便在腳後跟處墊磚頭，一塊一塊慢慢地加，加到四塊，人的膝蓋骨便會粉碎，渣滓洞裡就有這樣的人。當然也有抗爭，像《紅巖》中寫的開追悼會、絕食等。再記得的就是羅廣斌入獄時，因為他的哥哥是國民黨軍隊司令，大家都懷疑他是內奸，他關在楊益言隔壁的樓上1號房，同房的28個人都不理睬他，後來，還是江姐的一句話“我瞭解他”澄清了他。
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特務在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執行瘋狂集體大屠殺，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裡，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等35人在特務的槍口下僥倖脫險。
楊益言回憶，《紅巖》的寫作從1959年開始到1961年，前後三年。羅廣斌寫陳然、劉思揚、小蘿蔔頭，劉德彬寫江姐、老大哥、雲霧山和蔡夢慰，楊益言寫龍光章和水的鬥爭。
楊益言和羅廣斌分住在重慶市委安排的兩間平房裡，白天走訪革命前輩、看材料，寫作經常從傍晚開始，有時寫到半夜，有時寫到凌晨，但多數時候都寫一個通宵。任務很緊，40萬字的長篇，有時一天要寫一萬字。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都沒有東西吃，他們算是享受特殊照顧的，每晚每人能分到一個小黑饅頭。饅頭每天傍晚時發給他們，楊益言領了就放到一邊，不去看它，也努力不去想。寫到下半夜，餓得不行了，便掰一小片，再掰一小片，一個饅頭居然很耐吃。他還記得1960年的冬天，正是寫作進入最關鍵的時候。那年的天很冷。有時候，凌晨兩三點或三四點鐘的時候，兩人寫作都有些疲倦了，手也凍得有些發白發僵，漸漸拿不住筆了。羅廣斌就來敲他的窗戶，腋下夾著稿子，拼命搓著雙手，嘴裡呵著白白的熱氣。進來也不多說什麼，就念草稿給楊益言聽。其中就有那段有名的文字。江姐看到她丈夫被害，頭顱被掛在城牆上，她強忍悲痛離開，到了後方，雙槍老太婆對她說：“在親人面前，你就哭出來吧。”那時羅廣斌正寫到江姐這個形象，幾乎不能自拔。他寫到後來江姐入獄、受刑，臨刑前繡紅旗，抱著“監獄之花”說：“孩子，你快長大吧。……”當時，78歲高齡的楊益言老人接受採訪民時，竟能清晰而流利地背誦大段《紅巖》。他的生命已經浸透在《紅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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