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讓斯諾從祕密通道進出延安，寫出紅星照耀中國'
李克農
李克農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全國解放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在抗美援朝前線的談判桌上，主持與敵人的周旋談判。《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記述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勾畫出我黨情報工作的一個歷史縮影。1936年，結束萬里長征的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聯絡局，對外稱外交部，除進行國民黨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組織了白區的祕密交通，接待進出陝北根據地的重要人物。
李克農安排“祕密通道”讓斯諾進出延安
斯諾想到紅區採訪，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斯諾是美國報紙駐中國的記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擔任報紙記者的同時，還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在這一時期，他極力想了解中國這個“神祕”國度的政治情況。
他想：國民黨否認紅軍的存在，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誰是誰非？
他想到紅區去採訪，以便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來解答一系列有關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李克農
李克農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全國解放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在抗美援朝前線的談判桌上，主持與敵人的周旋談判。《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記述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勾畫出我黨情報工作的一個歷史縮影。1936年，結束萬里長征的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聯絡局，對外稱外交部，除進行國民黨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組織了白區的祕密交通，接待進出陝北根據地的重要人物。
李克農安排“祕密通道”讓斯諾進出延安
斯諾想到紅區採訪，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斯諾是美國報紙駐中國的記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擔任報紙記者的同時，還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在這一時期，他極力想了解中國這個“神祕”國度的政治情況。
他想：國民黨否認紅軍的存在，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誰是誰非？
他想到紅區去採訪，以便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來解答一系列有關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美國青年記者斯諾
1935年，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堅持鬥爭，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它們也想了解中共的情況究竟怎樣。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向斯諾表示，報社很樂於資助他到“共區”作一次旅行，進行實地採訪和調査。
但是，斯諾感到為難的是“無法進入紅區”。
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說共產黨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祕密達成了停戰協議。
這位“好友”是誰？斯諾不便公開指名道姓。斯諾抓住西北政局緩和的大好機會，與宋慶齡、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徐冰進行聯繫，表示他急於想進入紅區採訪，請予幫忙。
他們積極幫忙了。
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收到這些報告後頗為高興，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
李克農對斯諾的經歷和思想狀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認為斯諾雖然不是一個左派，卻是一位尊重事實的外國記者，如他能到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客觀報道中共的真實情況和正確主張，就有利於粉碎國民黨對中共的造謠汙衊和歪曲宣傳。
毛澤東、周恩來對斯諾的要求甚為重視，認為可藉此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他們同意李克農的建議，批准邀請斯諾來根據地採訪。
接著，宋慶齡和徐冰等人為斯諾前往根據地作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為斯諾的“一個老朋友”，把一封給毛澤東的介紹信轉交給他。這封信是用隱色墨水寫的。據說，這封介紹信是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委託柯慶施寫的。
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願意作為翻譯隨斯諾到陝北，並藉此留在根據地工作。斯諾很高興。
宋慶齡又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在上海的中共祕密黨員董健吾牧師先到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進行聯繫、安排。他們原先計劃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館去找斯諾，並準備安排他搭乘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膚施，然後轉往陝北根據地。
這些安排計劃李克農大體上是知道的，認為總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乘坐張學良私人座機的計劃不妥。因為此座機的駕駛員是美國人，不能保密。李克農認為，利用陸路祕密交通線，由西安乘汽車到根據地的辦法比較妥當。這條祕密交通線，是李克農在數月前與東北軍代表達成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的協議後建立起來的。他自己還來回走過幾次，所以很熟悉。數月來，已有幾起中共幹部出入陝北根據地，經過國民黨統治區時，常由東北軍護送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
1936年7月間，斯諾從北平乘火車到了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依照預定的暗號，與斯諾接上頭。幾天後，在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的陪同下，斯諾乘一輛東北軍的卡車，經過洛川，到達延安。從延安，斯諾改騎毛驢，繼續前進，通過東北軍的“前線”後，岔入山道，進入蘇區，先到了安塞縣，後到了保安。
"李克農
李克農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全國解放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在抗美援朝前線的談判桌上，主持與敵人的周旋談判。《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記述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勾畫出我黨情報工作的一個歷史縮影。1936年，結束萬里長征的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聯絡局，對外稱外交部，除進行國民黨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組織了白區的祕密交通，接待進出陝北根據地的重要人物。
李克農安排“祕密通道”讓斯諾進出延安
斯諾想到紅區採訪，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斯諾是美國報紙駐中國的記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擔任報紙記者的同時，還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在這一時期，他極力想了解中國這個“神祕”國度的政治情況。
他想：國民黨否認紅軍的存在，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誰是誰非？
他想到紅區去採訪，以便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來解答一系列有關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美國青年記者斯諾
1935年，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堅持鬥爭，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它們也想了解中共的情況究竟怎樣。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向斯諾表示，報社很樂於資助他到“共區”作一次旅行，進行實地採訪和調査。
但是，斯諾感到為難的是“無法進入紅區”。
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說共產黨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祕密達成了停戰協議。
這位“好友”是誰？斯諾不便公開指名道姓。斯諾抓住西北政局緩和的大好機會，與宋慶齡、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徐冰進行聯繫，表示他急於想進入紅區採訪，請予幫忙。
他們積極幫忙了。
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收到這些報告後頗為高興，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
李克農對斯諾的經歷和思想狀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認為斯諾雖然不是一個左派，卻是一位尊重事實的外國記者，如他能到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客觀報道中共的真實情況和正確主張，就有利於粉碎國民黨對中共的造謠汙衊和歪曲宣傳。
毛澤東、周恩來對斯諾的要求甚為重視，認為可藉此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他們同意李克農的建議，批准邀請斯諾來根據地採訪。
接著，宋慶齡和徐冰等人為斯諾前往根據地作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為斯諾的“一個老朋友”，把一封給毛澤東的介紹信轉交給他。這封信是用隱色墨水寫的。據說，這封介紹信是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委託柯慶施寫的。
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願意作為翻譯隨斯諾到陝北，並藉此留在根據地工作。斯諾很高興。
宋慶齡又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在上海的中共祕密黨員董健吾牧師先到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進行聯繫、安排。他們原先計劃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館去找斯諾，並準備安排他搭乘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膚施，然後轉往陝北根據地。
這些安排計劃李克農大體上是知道的，認為總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乘坐張學良私人座機的計劃不妥。因為此座機的駕駛員是美國人，不能保密。李克農認為，利用陸路祕密交通線，由西安乘汽車到根據地的辦法比較妥當。這條祕密交通線，是李克農在數月前與東北軍代表達成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的協議後建立起來的。他自己還來回走過幾次，所以很熟悉。數月來，已有幾起中共幹部出入陝北根據地，經過國民黨統治區時，常由東北軍護送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
1936年7月間，斯諾從北平乘火車到了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依照預定的暗號，與斯諾接上頭。幾天後，在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的陪同下，斯諾乘一輛東北軍的卡車，經過洛川，到達延安。從延安，斯諾改騎毛驢，繼續前進，通過東北軍的“前線”後，岔入山道，進入蘇區，先到了安塞縣，後到了保安。
斯諾在陝北採訪途中
李克農陪同周恩來在安塞縣的村莊白家坪，迎接剛到蘇區的斯諾。周恩來明確表示：“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周恩來還對斯諾說：“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接著，周為他安排了一個訪問92天的日程。斯諾對允許他在蘇區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動非常意外，半信半疑。其實，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確定的接待斯諾的指導方針，並由李克農切實地執行、安排，是真心誠意的。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令斯諾心悅誠服。
在保安，毛澤東儘管很忙，還是與斯諾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對話。毛澤東按著斯諾的要求和所提的問題，憑記憶侃侃而談，由當時在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的吳黎平口譯。
"李克農
李克農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全國解放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在抗美援朝前線的談判桌上，主持與敵人的周旋談判。《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記述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勾畫出我黨情報工作的一個歷史縮影。1936年，結束萬里長征的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聯絡局，對外稱外交部，除進行國民黨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組織了白區的祕密交通，接待進出陝北根據地的重要人物。
李克農安排“祕密通道”讓斯諾進出延安
斯諾想到紅區採訪，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斯諾是美國報紙駐中國的記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擔任報紙記者的同時，還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在這一時期，他極力想了解中國這個“神祕”國度的政治情況。
他想：國民黨否認紅軍的存在，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誰是誰非？
他想到紅區去採訪，以便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來解答一系列有關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美國青年記者斯諾
1935年，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堅持鬥爭，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它們也想了解中共的情況究竟怎樣。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向斯諾表示，報社很樂於資助他到“共區”作一次旅行，進行實地採訪和調査。
但是，斯諾感到為難的是“無法進入紅區”。
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說共產黨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祕密達成了停戰協議。
這位“好友”是誰？斯諾不便公開指名道姓。斯諾抓住西北政局緩和的大好機會，與宋慶齡、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徐冰進行聯繫，表示他急於想進入紅區採訪，請予幫忙。
他們積極幫忙了。
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收到這些報告後頗為高興，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
李克農對斯諾的經歷和思想狀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認為斯諾雖然不是一個左派，卻是一位尊重事實的外國記者，如他能到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客觀報道中共的真實情況和正確主張，就有利於粉碎國民黨對中共的造謠汙衊和歪曲宣傳。
毛澤東、周恩來對斯諾的要求甚為重視，認為可藉此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他們同意李克農的建議，批准邀請斯諾來根據地採訪。
接著，宋慶齡和徐冰等人為斯諾前往根據地作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為斯諾的“一個老朋友”，把一封給毛澤東的介紹信轉交給他。這封信是用隱色墨水寫的。據說，這封介紹信是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委託柯慶施寫的。
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願意作為翻譯隨斯諾到陝北，並藉此留在根據地工作。斯諾很高興。
宋慶齡又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在上海的中共祕密黨員董健吾牧師先到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進行聯繫、安排。他們原先計劃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館去找斯諾，並準備安排他搭乘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膚施，然後轉往陝北根據地。
這些安排計劃李克農大體上是知道的，認為總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乘坐張學良私人座機的計劃不妥。因為此座機的駕駛員是美國人，不能保密。李克農認為，利用陸路祕密交通線，由西安乘汽車到根據地的辦法比較妥當。這條祕密交通線，是李克農在數月前與東北軍代表達成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的協議後建立起來的。他自己還來回走過幾次，所以很熟悉。數月來，已有幾起中共幹部出入陝北根據地，經過國民黨統治區時，常由東北軍護送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
1936年7月間，斯諾從北平乘火車到了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依照預定的暗號，與斯諾接上頭。幾天後，在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的陪同下，斯諾乘一輛東北軍的卡車，經過洛川，到達延安。從延安，斯諾改騎毛驢，繼續前進，通過東北軍的“前線”後，岔入山道，進入蘇區，先到了安塞縣，後到了保安。
斯諾在陝北採訪途中
李克農陪同周恩來在安塞縣的村莊白家坪，迎接剛到蘇區的斯諾。周恩來明確表示：“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周恩來還對斯諾說：“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接著，周為他安排了一個訪問92天的日程。斯諾對允許他在蘇區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動非常意外，半信半疑。其實，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確定的接待斯諾的指導方針，並由李克農切實地執行、安排，是真心誠意的。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令斯諾心悅誠服。
在保安，毛澤東儘管很忙，還是與斯諾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對話。毛澤東按著斯諾的要求和所提的問題，憑記憶侃侃而談，由當時在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的吳黎平口譯。
斯諾在蘇區採訪毛澤東
斯諾幾乎走遍蘇區，從後方到前線，進行了廣泛的採訪，從地裡幹活的農民到游擊隊辦的小工廠工人，從前線的紅軍指揮員到人們親切地稱之為“小鬼”的司號兵和小勤務員，他逢人便提出問題，進行自由地交談。
李克農親自過問，中聯局盡力安排好斯諾的生活
陝北蘇區本來就是經濟落後的地區，這時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經濟更加困難，人們的生活也很艱苦，接待外賓的生活條件很差。李克農領導的中聯局就在現有的條件下，盡力安排好斯諾的生活。
斯諾對此是理解的，他特別感謝蘇區的“慷慨而親切的款待”。他在蘇區同軍民一樣吃小米、睡土炕，瞭解他們真實的生活情況，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李克農對斯諾的生活接待，有時是親自過問的。斯諾在後來的報道中，有幾段生動的描述，今摘錄如下：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裡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以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鐘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小孩子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裡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裡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
“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感謝一個同志。”
這些“小鬼”們，是李克農臨時抽調來聯絡局招待所工作的，李克農親自教他們如何做外賓的生活招待工作，平時還讓他們參加群眾教育運動、上文化課和政治課等。他們盡力招待好斯諾等外賓，同時保持著自己的自尊心。
斯諾在蘇區和李克農接觸多了，關係比較密切。一天，在保安的“外交部”裡，斯諾想自制巧克力蛋糕來解解饞，就請李克農為他寫了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博古分給他家藏的二兩可可。糧食合作社又為他提供了一些其它材料，如代替黃油的豬油、麵粉、白糖和雞蛋。
可惜蛋糕沒有發起來，底層又烤焦，上層仍黏糊。但斯諾對李克農等人的幫助還是很感激的。
斯諾在保安的時間比較長，採訪之餘，還參加一些文娛體育活動。他白天有空時就騎馬、游泳或打網球，晚上常在“外交部”的俱樂部裡打撲克。這副撲克牌是斯諾自己帶來的。斯諾在報道中回憶這個情況時說：“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面人物”也常來打撲克。
安排斯諾走唯一的祕密“出口”，順利離開延安
到10月上旬，斯諾採訪收集的材料已差不多了，但他擔心走不了。因為這時蔣介石準備從南面和西面對蘇區發動一次新的“圍剿”，已命令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在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
李克農立即給斯諾做好動身回白區的安排——通過東北軍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出去，這是當時唯一的“出口”了。
10月中旬，斯諾離開保安，李克農以及博古、陸定一、楊尚昆等人都來送行，聯絡局的一些“小鬼”還陪他走到保安城牆根。
10月20日，斯諾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斯諾騎馬進了洛川。第三天，從洛川乘卡車到了西安。10月底，他帶著在蘇區採訪時記錄的許多筆記本和拍攝的大量膠捲回到了北平。後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轟動了西方世界。
蘇區對斯諾的接待工作是成功的。妥善的安排，使得他能夠了解蘇區人民和紅軍艱苦卓絕的鬥爭，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選自《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
"李克農
李克農是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等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全國解放後，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在抗美援朝前線的談判桌上，主持與敵人的周旋談判。《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記述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勾畫出我黨情報工作的一個歷史縮影。1936年，結束萬里長征的紅軍到達陝北後，剛剛站穩腳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聯絡局，對外稱外交部，除進行國民黨軍隊的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組織了白區的祕密交通，接待進出陝北根據地的重要人物。
李克農安排“祕密通道”讓斯諾進出延安
斯諾想到紅區採訪，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斯諾是美國報紙駐中國的記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擔任報紙記者的同時，還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在這一時期，他極力想了解中國這個“神祕”國度的政治情況。
他想：國民黨否認紅軍的存在，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誰是誰非？
他想到紅區去採訪，以便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來解答一系列有關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
美國青年記者斯諾
1935年，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堅持鬥爭，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它們也想了解中共的情況究竟怎樣。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向斯諾表示，報社很樂於資助他到“共區”作一次旅行，進行實地採訪和調査。
但是，斯諾感到為難的是“無法進入紅區”。
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說共產黨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之間祕密達成了停戰協議。
這位“好友”是誰？斯諾不便公開指名道姓。斯諾抓住西北政局緩和的大好機會，與宋慶齡、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徐冰進行聯繫，表示他急於想進入紅區採訪，請予幫忙。
他們積極幫忙了。
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收到這些報告後頗為高興，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
李克農對斯諾的經歷和思想狀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認為斯諾雖然不是一個左派，卻是一位尊重事實的外國記者，如他能到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客觀報道中共的真實情況和正確主張，就有利於粉碎國民黨對中共的造謠汙衊和歪曲宣傳。
毛澤東、周恩來對斯諾的要求甚為重視，認為可藉此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他們同意李克農的建議，批准邀請斯諾來根據地採訪。
接著，宋慶齡和徐冰等人為斯諾前往根據地作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為斯諾的“一個老朋友”，把一封給毛澤東的介紹信轉交給他。這封信是用隱色墨水寫的。據說，這封介紹信是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委託柯慶施寫的。
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願意作為翻譯隨斯諾到陝北，並藉此留在根據地工作。斯諾很高興。
宋慶齡又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在上海的中共祕密黨員董健吾牧師先到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進行聯繫、安排。他們原先計劃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館去找斯諾，並準備安排他搭乘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膚施，然後轉往陝北根據地。
這些安排計劃李克農大體上是知道的，認為總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乘坐張學良私人座機的計劃不妥。因為此座機的駕駛員是美國人，不能保密。李克農認為，利用陸路祕密交通線，由西安乘汽車到根據地的辦法比較妥當。這條祕密交通線，是李克農在數月前與東北軍代表達成恢復紅區與白區通商的協議後建立起來的。他自己還來回走過幾次，所以很熟悉。數月來，已有幾起中共幹部出入陝北根據地，經過國民黨統治區時，常由東北軍護送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
1936年7月間，斯諾從北平乘火車到了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師”的身份，依照預定的暗號，與斯諾接上頭。幾天後，在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的陪同下，斯諾乘一輛東北軍的卡車，經過洛川，到達延安。從延安，斯諾改騎毛驢，繼續前進，通過東北軍的“前線”後，岔入山道，進入蘇區，先到了安塞縣，後到了保安。
斯諾在陝北採訪途中
李克農陪同周恩來在安塞縣的村莊白家坪，迎接剛到蘇區的斯諾。周恩來明確表示：“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周恩來還對斯諾說：“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接著，周為他安排了一個訪問92天的日程。斯諾對允許他在蘇區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動非常意外，半信半疑。其實，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確定的接待斯諾的指導方針，並由李克農切實地執行、安排，是真心誠意的。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令斯諾心悅誠服。
在保安，毛澤東儘管很忙，還是與斯諾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對話。毛澤東按著斯諾的要求和所提的問題，憑記憶侃侃而談，由當時在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的吳黎平口譯。
斯諾在蘇區採訪毛澤東
斯諾幾乎走遍蘇區，從後方到前線，進行了廣泛的採訪，從地裡幹活的農民到游擊隊辦的小工廠工人，從前線的紅軍指揮員到人們親切地稱之為“小鬼”的司號兵和小勤務員，他逢人便提出問題，進行自由地交談。
李克農親自過問，中聯局盡力安排好斯諾的生活
陝北蘇區本來就是經濟落後的地區，這時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經濟更加困難，人們的生活也很艱苦，接待外賓的生活條件很差。李克農領導的中聯局就在現有的條件下，盡力安排好斯諾的生活。
斯諾對此是理解的，他特別感謝蘇區的“慷慨而親切的款待”。他在蘇區同軍民一樣吃小米、睡土炕，瞭解他們真實的生活情況，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李克農對斯諾的生活接待，有時是親自過問的。斯諾在後來的報道中，有幾段生動的描述，今摘錄如下：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裡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以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鐘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小孩子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裡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裡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
“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感謝一個同志。”
這些“小鬼”們，是李克農臨時抽調來聯絡局招待所工作的，李克農親自教他們如何做外賓的生活招待工作，平時還讓他們參加群眾教育運動、上文化課和政治課等。他們盡力招待好斯諾等外賓，同時保持著自己的自尊心。
斯諾在蘇區和李克農接觸多了，關係比較密切。一天，在保安的“外交部”裡，斯諾想自制巧克力蛋糕來解解饞，就請李克農為他寫了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博古分給他家藏的二兩可可。糧食合作社又為他提供了一些其它材料，如代替黃油的豬油、麵粉、白糖和雞蛋。
可惜蛋糕沒有發起來，底層又烤焦，上層仍黏糊。但斯諾對李克農等人的幫助還是很感激的。
斯諾在保安的時間比較長，採訪之餘，還參加一些文娛體育活動。他白天有空時就騎馬、游泳或打網球，晚上常在“外交部”的俱樂部裡打撲克。這副撲克牌是斯諾自己帶來的。斯諾在報道中回憶這個情況時說：“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面人物”也常來打撲克。
安排斯諾走唯一的祕密“出口”，順利離開延安
到10月上旬，斯諾採訪收集的材料已差不多了，但他擔心走不了。因為這時蔣介石準備從南面和西面對蘇區發動一次新的“圍剿”，已命令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在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
李克農立即給斯諾做好動身回白區的安排——通過東北軍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出去，這是當時唯一的“出口”了。
10月中旬，斯諾離開保安，李克農以及博古、陸定一、楊尚昆等人都來送行，聯絡局的一些“小鬼”還陪他走到保安城牆根。
10月20日，斯諾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斯諾騎馬進了洛川。第三天，從洛川乘卡車到了西安。10月底，他帶著在蘇區採訪時記錄的許多筆記本和拍攝的大量膠捲回到了北平。後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轟動了西方世界。
蘇區對斯諾的接待工作是成功的。妥善的安排，使得他能夠了解蘇區人民和紅軍艱苦卓絕的鬥爭，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選自《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李克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