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作者：蔣國輝，1969年上山下鄉，1972年招工到重慶打通煤礦當礦工，1977年考入大學，1987年考入黑龍江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定居德國。著有學術專著《語言和語言相對論》。 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69年3月初，我跟隨重慶市北碚區第一批知識青年在震耳欲聾的歡送鑼鼓聲中離開城市，乘坐解放牌卡車前往大巴山區插隊落戶。
大巴山脈是四川（包括現重慶市）、陝西、湖北三省的邊境，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的界山，海拔1300-2000米。山區土地不算肥沃，出產也不算豐富，主要農作物有水稻、小麥、玉米、紅苕和少量的各種豆類。
我們下鄉的時候，分配的口糧有一多半是紅苕，這意味著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時間要天天頓頓吃紅苕。煮紅苕，酸菜紅苕稀飯，炒紅苕絲，貼紅苕餅，蒸紅苕饃，在當時的條件下能想到能做到的都吃過了，到後來，紅苕在我這裡成了一種異物，一吃就卡在喉嚨上咽不下去。這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強烈排斥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見到紅苕就堵得慌。
蒼溪農村的大秋作物，只有水稻和紅苕兩個品種。因為是山區，紅苕的種植面積很大，如果碰到栽秧時雨水不充足，收了小麥的旱田無水栽秧，最後只能全部種上紅苕。
國家徵收公糧，紅苕自然是不要的，既不好保管又不好運輸，而且城市裡的人不可能像農民那樣一年中有半年靠紅苕填肚子度日。生產隊收穫的穀子，首先要保證上繳國家的公糧，紅苕就只有種田人自己消化了。我落戶的水文六隊，每年的人平口糧摺合穀子400斤左右，其中有一半甚至更多是紅苕充數。
我在農村的最後一年，紅苕分了一千三百多斤。當然，到二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能有紅苕充飢，對於飢腸轆轆的人們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同時還要感謝老天的恩寵，因為，幾乎沒有哪戶人家的紅苕能夠完好無損地保存到那個時候。
紅苕的儲存相當困難。
當地農民家家戶戶都有存儲紅苕的窖。一般是在家裡廚房的空地上挖一個長方形的坑，底部和四周用石板砌上。存放紅苕的時候，先在窖底和四壁鋪上當年的新稻草，放入紅苕後用稻草蓋上，上面撒許多稻穀的秕子，不但要保暖還要透氣，讓紅苕能平平安安在裡面過冬，不至於捂爛也不至於凍壞。最後再蓋上木板做的窖蓋，防止人不小心跌入紅苕窖裡。這樣的方法不知是從哪個年代傳下來的，存儲紅苕也有一定的效果，運氣好的，可以保存部分到第二年度過春荒。
但不知什麼原因，好像每年都有那麼一兩戶運氣不好的人家，整窖紅苕在兩三個月後突如其來地全部爛掉。不是紅苕窖有問題，因為爛紅苕的事“風水輪流轉”，並不總在一戶人家發生。紅苕爛掉了，一家老小半年的口糧一夜之間變成了豬都不能吃的垃圾，那年月，除了忍飢挨餓，幾乎沒有辦法可以補充口糧的不足，運氣不好的人家只能以呼天搶地的哭聲來昭示他們巨大的不幸。此時，全生產隊的人都深為同情，卻沒有能力相助。紅苕保存得最好的，每年能有三分之二吃到嘴裡，就相當不錯了。
為了保存這點口糧，農民們想盡了辦法。比如，在剛分到紅苕時就將它切片，晒成紅苕幹，放到春荒時磨成麵粉，可以蒸饃、貼餅、或加酸菜煮成糊糊。收完紅苕的那一個多月裡，滿山遍坡但凡裸露著的大石頭上都攤著紅苕片。但川北山區的深秋時節老天爺不怎麼開眼，常常大霧瀰漫，太陽露臉少，偶爾出來打個照面很快又縮回去了，紅苕片基本上不是晒乾的，所以春荒時吃的紅苕麵粉都有一股黴臭味。
按照現在的健康標準，這樣的紅苕麵粉是絕對不能食用的，而飢餓年代，人們需要的只是填飽肚子。晾晒紅苕片時，如果遇上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就什麼也收不回來了，所幸那只是一小部分口糧，和整窖紅苕爛掉相比，損失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我對“忍辱負重”的理解，是在三年的知青生活中，通過跟農民的零距離接觸和對農民的瞭解，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農民們眼睜睜看著已經到嘴的口糧被壞天氣糟蹋了，最多隻是詛咒老天爺不長眼睛，從來沒聽見有人抱怨政府或城裡人：為什麼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了穀子，卻只能吃紅苕？而今回憶起來也倍感酸楚：對比吃黴變紅苕麵粉；對比多數時間只能以紅苕充飢，甚至紅苕也常常吃不到肚子裡的鄉下人，享受公家旱澇保收口糧的城裡人（儘管也僅僅是維持溫飽），日子或可貼上歲月靜好的標籤。
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同樣能詮釋那個年代的“歲月靜好”——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有人在替你負重前行。負重前行的，是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卻飢寒交迫的莊稼人。
現在我居住在德國，看見蔬菜市場上也有紅苕賣，德國人稱之為甜馬鈴薯，3點幾歐元（相當於人民幣30元左右）一公斤，比好多蔬菜都貴。當年我們在農村，一個人一年分五六百公斤紅苕，拿去場鎮上賣3分錢一斤，總價錢和現今德國一公斤紅苕的價錢差不了多少。紅苕在這裡逆襲變身，成為了華麗的蔬菜貴族。
下鄉40週年，重慶北碚知青自發組織重返蒼溪（拍攝於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