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沒有說真話的人,讓誰來說出真理?命運不僅要選擇有識之士,還要選擇無畏之人。

奏謗

清朝有個規定,要出使各國的大臣都寫日記。日記要將所見所聞,所作所為,詳細記載,隨時諮報。郭嵩燾將他的出使日記,抄寄一份,給了總理衙門。這份日記,兩萬來字,總理衙門以《使西紀程》為名刊印出來。書一問世,就引爆了輿論,讓人大跌了一把眼鏡。

有個名叫何金壽的人,時任翰林院編修,為日講官,出來彈劾郭嵩燾,說他“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講張佩綸更積極,請朝廷撤換使臣,否則有違民心了。還有那位李慈銘在日記裡,對郭誅心:誠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時,皇帝尚未親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經對郭嵩燾的承諾,放任朝野上下的攻擊,並下令將《使西紀程》毀板。

後來,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裡還提起此事:“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

當《使西紀程》被詔令禁燬時,李鴻章卻自稱反覆看了四遍,並在給友人信,為郭嵩燾抱不平,說“筠仙雖有呆氣,而洋務確有見地”,朝野卻如此參毀奏謗,恐怕達官貴人從此皆引為鑑戒,噤聲若寒蟬,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後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

偌大的中華,連一本講真話的書都容不下,李鴻章也心寒了。

郭嵩燾遠在國外辯解了幾句,便遭嚴旨申斥,斥他“固執任性”,所見實屬褊狹,本應立即撤回,嚴行懲戒,姑念其駐英以來,辦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寬大處理,如若固執己見,則以國法論處。

郭想著太后召見時,言猶熱耳:“你只一味替國辦事,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這話還算不算數?如今太后卻變成了一塊落井的最大石頭。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來救一時之危機,危機一過去,自然卸磨換驢,維持大清朝的“國體”,這便是太后的與時俱進。

他光明磊落,怎麼有辱國體了?就因為在日記裡,讚美了大清朝的敵人——那個發動了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還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說他極度吹捧英國“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這哪裡還是大清朝的臣子!

辭官

清流洶湧,看來必須辭職了,他上了一道辭職的奏摺,銷差去也。但他內心為集權制下的權力制衡憂憤不已,慈禧安排劉錫鴻作他的助手,其實是安插耳目,以監督外臣。劉出京時,攜帶一堆空白奏本,就是為彈劾之用。這時,郭嵩燾才幡然,原來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濟”,實則早已異心,而捏造各種罪名向朝廷打小報告,足見其蓄謀之深遠。但郭沒有歸咎自己的言論,他堅信自己所說的是真理,沒有一句不實;他也沒有歸咎於制度安排,王權就是製造矛盾找麻煩的。不管這些了,他由衷地讚美了英國的民主制,因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國辦事”。

威妥瑪來訪,兩人談起俄羅斯土耳其戰事。威妥瑪說,我在中國很久,知道中國的情形與土國差不多。郭說,中國有勝於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勝之者,在以禮自處,無勝人之心,不喜黷武。若從“仿行西洋兵制,設立議政院”言之,則中國還不及土耳其。說中國政治制度不及英國,已有人罵他是漢奸了,又說中國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該罵他什麼好呢?

威妥瑪還說,中國若能內修,則無懼強敵,不內修,則東西兩洋皆將為敵。又說,中國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沒有好政治,所以,不能發揮作用。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支小槍,修造幾處炮臺,於事無補。何況近年才知有外交,尚矇昧不知有內政,於百姓民生一切,還是不管不問,如此國家豈能自立?

郭嵩燾說,中國說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說的人折磨,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用了,不如銷了差,早點回國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終於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當初朝廷以他為使,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會用他這個眾矢之的。

曾紀澤來電,提出在法國接印,郭嵩燾不高興,致書紀澤:“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倫敦,無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聞也。”曾紀澤想節儉,以為郭嵩燾回國反正要途經巴黎,順便把印帶來交接倒也省事。但經郭一說,紀澤就來倫敦了。

紀澤公事公辦,公事辦完了,再論親情。一起告辭了英國外相,晚上,紀澤請他吃飯,紀澤所有隨員都在。後來,有人告訴他,說這一頓飯是紀澤要所有隨員湊錢請他,以省公費。他心裡明白,此舉是要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惡制度難免有惡習,人心還是向善的。郭嵩燾早就是中國傳統的另類,如今又成了王權主義的異己。而曾紀澤還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裡做事,即便是惡習,也得堅持。郭喜歡英國方式,並不認為“英國方式”是英國人獨有的,總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理想,辦外交也求理想,這是他偉大的地方。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從來不缺老練的外交家,如俾斯麥、李鴻章,但令他佩服的還不是這些人,而是英國首相迪斯雷利,那句“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便出自他口。《使西紀程》卻未見此句名言,郭使英期間,正是迪氏執政時期,郭對英國的讚美,當然也包含了對迪氏的讚美。然郭讚美英國,多在理想層面,碰了利益的釘子也不改變。

身後

一到上海,就面臨選擇,是沿海北上,去朝廷報到,還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內心深處,郭嵩燾已與朝廷決裂了,當然要回老家去!但恭親王、李鴻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終,給他一個交待。可他此番歸來,有了新覺悟,認定了在這種體制內,“洋務之不足於有為”,他無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對,以罵他、侮辱他為己任者,無不立時揚名,被朝廷重用。他說:“朝廷挾此術以辦理洋務,萬無以善其後,奈何枉己以從之哉!惟能引身自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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