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把黑格爾貶得一錢不值。很多人因此對羅素進行了批評和討伐，認為他對黑格爾的理解太過淺薄。
但以羅素的智力以及他早期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的身份，按理不至於對黑格爾有太大的誤解。但這也不盡然，智力和理解力再高超的人，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犯愚蠢的錯誤。
在所有哲學文獻中，黑格爾的著作是最難懂的之一。這不僅因為所論話題的性質，而且也因為作者生硬晦澀的文風。雖然偶爾也有精彩的隱喻讓人鬆一口氣，但並不足以抵消整體的晦澀。為了力圖理解黑格爾的目標，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康德關於理論和實踐的區分。就“實踐”一詞的原義而言，可以說黑格爾的哲學堅持了實踐至上的原則。因此，他非常重視歷史和一切人類努力的歷史性。至於在康德、費希特和謝林那裡有所根源的辯證法，其合理性在黑格爾看來無疑源自對歷史運動的起伏發展所作的考察。如前所述，尤其是前蘇格拉底哲學的發展似乎就遵循了這種模式。黑格爾把這種方法提升到了歷史解釋原則的高度。現在，從兩種對立要求辯證地演進到某種妥協的解決方案已經夠用。但黑格爾進而指出，歷史必須根據這一原則經歷其各個階段。不用說，只有扭曲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認識到歷史事件的模式是一回事，根據這一原則去演繹歷史則是另一回事。謝林的批評既適用於自然哲學，也適用於這一點。
在某些方面，辯證法會讓人想起蘇格拉底努力追求的善的形式。善的形式對應於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理念”。正如蘇格拉底的辯證法通過推翻特殊假說而最終導向善的形式，黑格爾的辯證法也要上升到絕對理念。無論如何，《邏輯學》對此過程作了解釋。需要記住的是，對黑格爾而言，邏輯學其實與形而上學同義。因此在這個標題之下，我們看到了對範疇的一種解釋，它們是通過正題、反題、合題的辯證演進過程相互構造出來的。該學說顯然受到了康德對範疇的討論的啟發，也把“單一”這個範疇當成了出發點。然後黑格爾就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構造了一長串有些任意的範疇，直至到達絕對理念。至此，我們轉了一整圈，又回到了單一。在某種意義上，黑格爾把絕對理念看成完備性和可靠論證的一種保障。事實上，絕對理念成了“單一”的最高範例，所有差異都在其中消泯了。
至於導向絕對理念的辯證過程，它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把握這個令人費解的概念。黑格爾無法用簡單的語言來解釋這一點，其他人也做不到。但黑格爾這裡依靠一個引人注目的例證（他的著作中充斥著這樣的例證）：絕對理念的觀念未得辯證法支持的人與得到辯證法支持的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像禱告對孩子的意義和對老人的意義完全不同一樣。他們都在背誦同樣的語詞，但這些語詞對孩子來說只不過是一些噪音，而對老人來說卻會喚起人生的回憶。
辯證法原則因此宣稱，辯證進程到達終點的絕對理念是唯一的實在。在這方面，黑格爾尤其受到了斯賓諾莎的影響。因此，整體中的片斷本身沒有任何實在性或意義，只有與整個宇宙聯繫起來，它才可能有意義。於是，我們所能冒險接受的唯一命題似乎就是，絕對理念是實在的。只有整體是真的，任何部分都只可能有部分真實性。至於絕對理念的定義，黑格爾講得如此晦澀，以致沒有什麼用處。但其主旨卻非常簡單。在黑格爾看來，絕對理念即自我思想的觀念。
這件形而上學作品在某些方面對應於亞里士多德的神，是一個隱藏在自己思想中的冷漠而不可知的東西。在其他一些方面，它讓人想起了斯賓諾莎那個等同於宇宙的上帝。和斯賓諾莎一樣，黑格爾也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二元論。和費希特一樣，他也從心靈開始，因此會以觀念來論述。
黑格爾將這種一般的形而上學理論用於歷史。它適用於歷史的某些一般模式，這當然並不奇怪，因為黑格爾正是從歷史中導出了辯證法原則。但如前所述，不應以這種先驗方式來尋求對具體事件的詳細解釋。此外，歷史中通向絕對理念的辯證過程為某種粗陋的國家主義宣傳提供了機會。歷史似乎已經在黑格爾時代的普魯士達到了最終階段。這正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裡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這位辯證法大師的推導未免有些倉促和草率。
同樣的論證模式也使黑格爾贊同以極權主義的方式來組織國家。按照黑格爾的說法，精神在歷史中的發展首先是德國人的任務，因為只有他們才理解自由的普遍範圍。這裡的自由並不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而是必須與某部法典相聯繫。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同意黑格爾的看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有法律的地方就有自由，就像黑格爾似乎的確認為的那樣。如果是這樣，“自由”就成了“遵守法律”的同義詞，這與普通人的看法有些相左。黑格爾的自由概念中還有一則有價值的暗示。對於一個因為不願承認磚頭比腦袋硬就習慣性地用腦袋撞磚牆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固執已見，但不能說他自由。在這個意義上，自由就是如其所是地看待世界而不是心存幻覺，或者說就是把握必然性的運作，就像赫拉克利特已經預示的那樣。不過在涉及普魯士的特定法律時，似乎沒有理由表明這些法律為什麼在邏輯上是必然的。要想維護它們，就像黑格爾傾向於做的那樣，只要命令無助的公民盲目遵從國家的法令就可以了。他的自由就是，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源於歷史考察的另一個特徵也啟發了辯證法，因為它強調了對立力量之間的鬥爭。和赫拉克利特一樣，黑格爾也非常重視鬥爭。他甚至指出，戰爭在道德上比和平更有優越性。如果國家沒有敵人可以抗擊，人們就會在道德上變得軟弱和頹廢。這裡黑格爾想到的顯然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即戰爭是萬物之父。他拒絕接受康德對世界聯邦的構想，也反對維也納會議所產生的神聖同盟。關於政治與歷史的整個討論都因為黑格爾對政治史的片面興趣而被扭曲。在這方面，他缺乏維柯的寬廣視野，維柯認識到了藝術和科學的重要性。只有從一種狹義的政治觀點出發，黑格爾才會斷言，外在敵人對於一個國家的道德健康至關重要。如果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任何特定的社會中都有很多發洩渠道來表達其公民健康的尚武精神。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必須通過戰爭來解決，這種觀點假定了國與國之間不可能達成社會契約，它們在彼此交往中必定會崇尚權力。在這個問題上，康德表現出了比黑格爾更強的洞察。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表明，戰爭最終會導致普遍毀滅。事實上，這等同於一次辯證法的完成，即使是最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也會對此感到滿意。
黑格爾的政治和歷史學說非常古怪，實際上與他自己的邏輯學也並不協調。因為辯證過程所導出的“全體”既不像巴門尼德那未經分化的“一”，也不像斯賓諾莎的上帝或自然，在那裡個體變得越來越與宇宙合一，並最終融為一體。與此相反，黑格爾通過後來影響了杜威（Dewey）哲學的有機整體概念來思考。根據這種觀點，正是通過與整體相聯繫，個體才能像有機體的各個部分一樣獲得完全的實在性。也許有人以為這會使黑格爾容許國家內部有各種組織存在，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國家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力量。作為出色的新教徒，黑格爾自然會宣稱國家高於教會，因為這保證了教會組織的國家性質。對於羅馬教會，且不說別的，僅憑其主要優點，即它是一個國際團體，黑格爾也會反對它。同樣，黑格爾也不允許獨立追求社會種有組織的利益，儘管根據他的有機論觀點，他本應歡迎這類活動。至於無偏見的研究或沉溺於愛好，他也是反對的。可是，比如說，為什麼集郵的人不能純粹為了追求共同的集郵興趣而在俱樂部聚會呢？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裡保留了很大程度的黑格爾主義。一切活動都被認為必須直接有助於國家福祉。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如果一個集郵協會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助於頌揚社會主義革命，其成員就會被粗暴地剝奪集郵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權利。
黑格爾的政治理論在另一個重要方面與他的形而上學並不一致。徹底運用他自己的辯證法原則本應使他看到，反對沿著康德建議的思路建立國際組織是沒有根據的。政治上的“絕對理念”似乎就是普魯士王國。當然，黑格爾對其結論的推導是假的。我們固然不能否認有些人真誠地相信這一命題，不過，雖然某些相信這類說法的人可能會感到安慰，但宣稱它們是理性的命令就有些言不由衷了。通過這種方法很容易為世上任何偏見和暴行找到虛假的藉口。
現在讓我們回到辯證法，這實際上是黑格爾體系的核心觀念。此前我們已經注意到，辯證法步驟包含三個階段：先有一個陳述，然後有一個對立的陳述，最後把兩者合起來。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比如可以提出以下命題：黃金有價值。對題則是：黃金無價值。然後可能得到合題：黃金的價值依賴於環境。如果你碰巧在牛津街，那裡有人願意用三明治換你的黃金，那麼黃金就有價值；但如果你帶著一包黃金在撒哈拉沙漠中迷了路，你需要的是水，那麼黃金就是無價值的。因此，我們似乎必須考慮所處的環境。黑格爾也許不認可這個例子，但這裡它符合我們的目的。現在的論點是：合題變成了一個新題，同樣的辯證過程將再次開始，直至我們理解了整個宇宙。這等於說，任何事物只有就其一切可能關聯（即放在整個世界中）來考察，才能產生全部意義。
這裡可以作幾條評論。首先是辯證法的歷史內容。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肯定要通過某種妥協來調整不相容的要求。例如，我可以說我不願繳納所得稅，而稅務局自然會相反地堅持收稅。最後，我們找到了一種折中的解決方案，使雙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滿意。這裡沒有任何神祕的東西。需要注意的是，妥協並非源於兩種矛盾的要求，而是源於兩種相反的要求。這一邏輯論點需要作某種澄清。如果一個陳述為真，另一個就必然為假，那麼這兩個陳述就是矛盾的，反之亦然。但兩個相反的陳述完全可能均為假，儘管它們不可能都為真。因此在上面的例子中，妥協的解決方案揭穿了兩種對立主張的虛假性。在真實的歷史案例中，使辯證法發揮作用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從相反的要求中往往能夠達成某種一致。當然，如果有關各方都沒有足夠的耐心來制定一個可接受的方案，那麼遊戲就可能變得更加激烈，最終是強者勝。在這種情況下，相反的要求在事後可能被視為矛盾的，但只能在事後才能如此，因為它的發生並非不可避免。公民和稅務局雖然對納稅持有相反的看法，但並未非得拼出個你死我活。
其次，也許可以指出，思想的發展也遵循著類似的模式。在這方面，辯證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對話錄的問與答。這正是心靈在面對一個問題時的工作方式。一個論證被提出來，可能引出種種反駁。在討論過程中，要麼通過採取一種更精緻的看法而做出調整，要麼放棄原先的論證，因為經過反思可以發現必須接受其中某一反駁。這裡，無論相互對立的陳述是矛盾的還是相反的，都有可能達成妥協。於是，赫拉克利特所說的“萬物皆運動”和巴門尼德所說的“無物在運動”是相反的。但有人也許會說某些東西並不運動，以此來反駁赫拉克利特的觀點，此時這兩個陳述就是矛盾的。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都可以達成妥協：有的東西運動，有的東西不運動。
這便引出了黑格爾不願承認的一個重要差異。矛盾是某種在話語中出現的東西。一個人可以和另一個人相矛盾，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則陳述可以和另一則陳述相矛盾。但在日常的事實世界裡卻沒有矛盾。無論對語言與世界的關係持什麼看法，一個事實都不可能與另一個事實相矛盾。於是，貧窮與富裕並不矛盾，而只是不同。由於黑格爾對世界持一種精神的看法，所以他傾向於粗暴地對待這個重要區分。此外，根據這個觀點很容易看到，為什麼辯證法不僅被用知識論的工具，而且被直接用來描述世界。用專門術語來說，黑格爾不僅為他的辯證法賦予了認識論地位，而且還賦予了本體論地位。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黑格爾進而辯證地解釋了自然。我們之前已經談到謝林對它的反駁。除了以拉美特利的唯物論原則來取代黑格爾對心靈的偏執支持，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者全盤接受了這種無稽之談。
另一個源於辯證法的特殊偏見是黑格爾對“三”這個數的偏愛。一切事物似乎都以“三”出現，僅僅因為辯證法包含正題、反題、合題三個階段。於是，但凡需要對事物進行劃分，黑格爾都會把它分為三份。例如，他的歷史論述就只承認東方世界、希臘羅馬世界和日耳曼人的世界，其餘似乎根本不重要。為了對稱，這樣做當然也行，但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方法，似乎就沒有說服力了。同樣，我們發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也有三重劃分，分別對應於精神的三個階段。首先是產生了邏輯的“自在”；然後，據說精神經歷了一個自我疏離階段之後處於所謂的“異在”狀態，這第二個階段在自然哲學中得到了討論；最後，精神完成其辯證往返旅程之後又回到了自身。與此對應，存在著精神哲學。整個事情被構想為一種辯證的三合一。這種理論是如此荒謬，甚至那些尊崇黑格爾的人都不再試圖為它辯護了。
不過在做出這些批判性的評論之後，我們絕不能忽視黑格爾哲學中有價值的東西。首先，就辯證法而言，應當承認黑格爾在這裡展示了他對心靈運作的非凡洞察，因為心靈往往是以辯證模式演進的。作為對思想發展心理學的一個貢獻，辯證法可以說是一種敏銳的觀察。其次，黑格爾主義的確強調了維柯在一個世紀以前提出的歷史的重要性。黑格爾對詞語的使用不夠精確，導致其論證打了折扣，這可能與某種詩意的語言觀有關。於是，當黑格爾說哲學就是對其自身歷史的研究時，我們必須從辯證法原則的角度來理解這句話。他其實是說，哲學必然按照辯證模式發展，因此，研究作為至高哲學原則的辯證法似乎就與研究哲學史一致了。因此，這是以一種非常間接的方式去說，要想正確地理解哲學，就必須瞭解它的歷史。也許有人不同意這一點，但它並不是無意義的。黑格爾在表述中常常會利用語詞的不同含義。他也的確認為，語言有某種內在的智能要高於其使用者的智能。奇怪的是，今天牛津的日常語言學派的哲學家們也持有非常相似的看法。
至於歷史形勢，黑格爾感覺絕對理念近在手邊。因此應當建立哲學體系，在他看來，哲學體系總在事後產生。他在《法哲學原理》（Philosophy of Law）序言中最引人注目地表達了這一點：“米涅瓦的貓頭鷹只在夜幕降臨才起飛。”
黑格爾的哲學受到了一個在哲學史上反覆出現的一般原則的啟發：除非置於整個宇宙的背景中，否則世界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被理解。因此，只有整體才是實在。
理性主義對應於經驗主義就如一幅有著不可分割部分的拼圖對應於一片分離的構件
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已經提出了這種觀點。當巴門尼德說宇宙是一個不動的球體時，他就是在試圖表達這個意思。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學哲學家們說萬物皆數時，也暗示了這種觀念。後來斯賓諾莎則代表這樣一種觀點：只有整體才是最終的實在。數理物理學家們遵循畢達哥拉斯主義傳統，在尋求一個可以解釋整個宇宙的最高公式時也為同樣的信念所促動。牛頓物理學的驚人發展為此提供了一個例子，它以拉普拉斯那樣的宇宙論為頂峰。要表明唯心論的宇宙體系站不住腳並不難，但如果不試圖理解其意圖就倉促地予以否定，那是很危險的。
有趣的是，唯心論體系在某個方面正確地描繪了科學理論的野心。科學綱領的確為我們系統地理解自然提供了越來越寬廣的視野。迄今為止未被注意的相互關係被揭示出來，自然之中越來越多的事件被納入理論體系。從原則上講，這種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不僅如此，科學理論不允許例外，必須普遍適用。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唯心論體系是一種對整個科學的柏拉圖主義觀念，也是萊布尼茨所設想的那種神的科學。誠然，萬物都以某種方式相互聯繫著，這是非常正確的，但如果認為事物是因為與別的事物有聯繫才發生變化，那就錯了。正是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看待科學的方式才未命中目標。同樣，把整個事物都看成一種成品也是錯誤的，因為科學研究的一個獨特特徵就是沒有止境。黑格爾的態度與19世紀下半葉的科學樂觀主義密切相關，當時所有人都以為萬物的答案就在眼前，但後來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覺。
但與此同時，胡亂做神的科學是無益的。無論如何，它都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這個世界之外的世界不可能與我們有關。因此，唯心論體系是一個偽造的虛假概念。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更直接地表明這一點。我有許多真的信念，比如納爾遜紀念碑比白金漢宮更高，但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卻不會認同這一點。他會反駁說：“你不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要想理解你所談的事實，就必須知道這兩個建築物使用的是什麼材料，誰建造了它們，為什麼要建造，如此等等。最終，你得了解整個宇宙，才有資格說你知道納爾遜紀念碑比白金漢宮高是什麼意思。”當然，這樣一來的麻煩在於，根據這種說法，我在知道任何事物之前必須先知道一切事物，因此永遠也無法開始。沒有人會謙虛到聲稱自己徹底完全無知，何況這也根本不是實情。我的確知道納爾遜紀念碑比白金漢宮更高，但絕不會自命像神一樣無所不知。事實上，你可以知道某個事物而不知道與之相關的一切，可以恰當地使用某個詞語而不掌握全部詞彙。就像拼圖遊戲一樣，黑格爾堅稱，在完成整個拼圖之前，任何一塊拼圖構件都是沒有意義的。而經驗論者則正好相反，認為每一塊構件都有自身的意義。事實上此，倘若沒有意義，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們拼在一起。
對邏輯體系學說的批判在倫理學上有重要意義。因為如果邏輯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在它基礎上建立的倫理學理論也必定是正確的。但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黑格爾主義與洛克的自由主義在這裡是完全對立的。黑格爾認為，國家本身是善的，公民本身並不重要，只要他們有助於整體的榮耀就可以了。而自由主義卻認為國家要為其各個成員的個體利益服務。唯心論觀點容易導致不寬容、殘忍和暴政，自由主義原則則會促進寬容、體貼和妥協。
黑格爾的唯心論嘗試把世界看成一個體系。雖然強調精神，但黑格爾主義在目標上絕不是主觀主義的。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種客觀唯心論。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辯證法的體系構建後來受到了謝林的批判。在哲學上，這正是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愷郭爾（Sϕren Kierkegaard）激烈反對黑格爾學說的出發點。他的作品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過了半個世紀左右卻成為存在主義運動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