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7月生人，1969年，初中算是畢業了。我們這屆初中生都要離開城市去農村邊疆。
我2歲時患過小兒麻痺症，上小學時有一段時間是拄拐走路的，人送外號“濮瘸子”。9歲那年，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術，算是能正常走道了。因為腿有毛病，本可以不去邊疆，但我就是要去，而且到了熱血沸騰的程度。
兵團駐京辦設在燈市口中學。我跑去報名時，人家聽說我腿不好，就要檢查，讓我走正步，做蹲下、站起等姿勢。我努力做得很標準，還寫了保證書，最後總算過了關。
感覺全世界都在我肩上擔著
1969年8月，我就這麼離開家，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2師15團，現在叫寶泉嶺農場。
一到兵團，我們就碰上水澇，搶收受災麥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會戰，排起橫隊一起在水中撈麥子。那陣勢，壯觀！
這事完了，天就冷了。
那年3月，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所以，抗澇搶麥一結束，就開始了大備戰。團裡組建架線排，去6師所在地撫遠架設電線。
“保家衛國！”大家都喊著口號報名，我幸運地被選上了。出發那天早上，全連戰友歡送卡車上的我們。那時還講究男女授受不親，可一下子有那麼多女生都特真誠地與我們“淚別”，真有點兒“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感覺，讓我特感動。
我們坐大卡車轉乘火車，再從火車轉坐卡車，歷經三天三夜才到撫遠。那裡是大片大片的沼澤地，因為打前站的人還沒來得及為我們搭好帳篷，第一個晚上沒地兒住。那可是冬天，我們只好在卡車上過夜，在裝糧食的麻袋中弄出個窩窩，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絨衣、棉襖、棉大衣都穿身上，將就了一夜。早上一看，眉毛睫毛全都結霜凍在一起了。
開工了。我們的任務是在草甸子裡挖坑埋電線杆，每坑間隔50米。每人發一把鐵鍬，事先磨得鋒利放光，三人用一把鎬。挖坑時，先拿鎬把冰砸開，再下鐵鍬挖，坑長1.6米、寬0.6米、深1.2米到1.5米；然後將電線杆往坑裡一杵，連泥帶水埋好。這活兒不能幹慢了，因為坑裡滲水，幹慢了水就滲得多，水滲得越多活兒就越難幹。
經驗告訴我們，幹活時穿棉褲、雨靴使不上勁兒、不出活，得穿絨褲、球鞋，輕便、靈活。乾衣服、棉褲擱一旁，幹完活，別人幫忙拿大衣圍圈兒擋住風，自己再脫光了換上冰涼涼的乾衣服和棉褲。那種像凍鐵板貼在身上的滋味，我現在還記得。
連長年紀大不用幹活，揣著酒瓶挨個兒問：“誰喝？”
有一次我逞能，接過來一仰脖兒，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從此落了個“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還要輪流站崗。夜深人靜，彷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個人保衛他們，就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這就是保衛祖國，在做最革命的事。
那時，我心裡經常滾動著一些詩句，什麼“槍刺挑落了晨星，戰士迎來了黎明”，什麼“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乾衣裳”。好傢伙，覺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擔著呢。
最愜意的日子
知青的生活雖然艱苦，可也有許多值得回味的經歷。放馬就是其中之一。
連裡要找個聽話的孩子去放馬，我被選中了。後來，人家寫我的兵團經歷時，起的題目叫《荒原牧馬人》，聽上去挺慘的，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兒。放馬在農業連隊是個好活兒，我特別喜歡。別人天天下地累個半死，我則吹著口琴放馬，瀟灑啊！
我管的那兩匹俄羅斯純種馬，一匹叫蘇宛，一匹叫阿爾登，渾身的毛像緞子似的發亮，馬蹄子有碗口大小。這樣的優質種馬是連隊的寶貝，每匹馬都有檔案，吃的是雞蛋、麥芽、胡蘿蔔。雞蛋我不敢和馬搶享，胡蘿蔔我是管夠造，經常和馬對著面啃。
我每天和馬做伴，餵食、放牧、清洗，還在連隊的黑板報上受到表揚。白天放馬時，馬吃草，我割草，閒下來還能到水泡子裡撈撈魚，晚上回去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兒幾個就著喝點小酒兒，神仙似的。
種馬班發生過一次險情。
那天，我在山上割草，馬籠頭脫了，馬順著坡跑下了山。山下有一群懷孕的母馬，要是衝撞起來，母馬流了產，就算事故了。
眼瞅著我放的種馬衝下去，母馬一下炸了群，放母馬的兄弟趕緊將母馬往圈裡趕。我疾跑過去，想給種馬上籠頭，可種馬不老實，不聽我的。這時，種馬班的老張頭從馬屁股後摸了上去，趁種馬只顧嗅母馬的工夫，一步躥上去，彎臂攬住馬脖子，張嘴咬住馬耳朵，種馬立即老實了。我見狀，不失時機地給種馬套上嚼子，控制住了這個衝動的傢伙。
好懸，但也算是有驚無險吧。
業餘宣傳隊，我是積極分子
放了一年多的馬，變數來了，我被調到15團宣傳隊。那是在1972年年初。為了活躍知青生活，兵團組織了不少宣傳隊。連宣傳隊是業餘的，團宣傳隊是半專業的，師一級宣傳隊是準專業的。
15團宣傳隊分成男演員、女演員和樂隊三個班。我是男演員班班長。我們的服務對象一般是兵團連隊，有時也到鶴崗煤礦去演出，幫助團裡與煤礦搞好關係，好搞點兒煤燒。那時，演京劇也沒什麼錄像資料可以借鑑模仿，只能根據看電影的印象來演。
我這人善說而不善唱，這個弱點在演樣板戲時顯出來了。演京劇《沙家浜》片斷時，隊裡考慮到我的這個情況，決定讓我演唱詞最少的程書記，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靜自然少憂煩。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藥一劑保平安。”我唱到“草藥一劑”的“一”字時上不去，總需要臺邊兒的人幫我唱一嗓子帶過去。
因為不能唱，隊裡在排練京劇《海港》片段時，把我“發配”到後臺，舞美、電工、木工什麼都來，隊裡的佈景、道具、燈光都由我和劉師傅管。我倆用紙漿一層層地糊出了港口的樁子，又畫天幕燈，做變形閣，描繪海港的藍天……
那時講“一幫一，一對紅”。可能是我平時官話說得太多了吧，曾經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時，大家到江濱公園去玩兒。有人招呼大家站在劉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可當我走過去時，卻誰都不吱聲了。
這件事給了我不小的震動，很長時間我都在想：“我的人緣何至於如此之差？”我寫信向父親訴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慢慢地我才明白，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凡事只覺得自己對，那還得了。
當一名專業演員，成了我的新夢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建設邊疆的使命對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藝術舞臺，當一名專業演員，成了我的新夢想。
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我先後考過濟南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和戰友文工團。最後，戰友文工團決定錄取我，起關鍵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他就是後來總在電影裡演朱德的那個特型演員。
回兵團後，我接到了老王寄來的商調函，內容大概是：考生業務通過，請將檔案寄來。
我拿著這封信，忐忑不安地準備去找領導要檔案。站在團政委的辦公室門前，我猶豫了。報考部隊文工團是我在探親時做的個人決定，根據我對政委的瞭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這封信的結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著臉拒絕我時的口氣。
我在樓道里站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放棄了要檔案，之前的一切報考努力，全都付之東流。
此時，能夠幫助我名正言順返城的理由，就剩下了一個——我這條病腿。
1976年，我開始辦理相關手續。醫生在檢查了我的病情後說：“你為什麼不早來？以你的情況，返城不就是一個圖章的事嗎？”
聽到這句話，我的眼淚一下就流了出來。為了來兵團，我曾經極力掩蓋這條腿的毛病，而現在為了離開兵團，我又要拿這條病腿說事兒。我的人生曾那麼真實，又那麼不真實。
1977年1月末，我結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北京。說老實話，兵團有不少知青很有藝術天賦，論唱歌跳舞都比我強，只是他們的運氣沒有我好。我返城不久就趕上空政話劇團招人。考試演小品，我的題目是《刷馬》。眼前空無一物，但我把刷馬的動作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積澱。在我穿上夢寐以求的綠軍裝的第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別希望能碰見熟人，好顯擺顯擺。可惜啊，一個也沒遇著！
返城後，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話劇團入了黨，而且年年受嘉獎，但我心若止水，並不覺得怎樣。這是我在兵團的收穫，總結起來就是三個字——承受力。這種能力不僅讓我能夠面對困難，也能夠面對榮譽。
（原載於黑龍江《黨的生活》雜誌2018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