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一批進步愛國知識分子在內外危機的刺激下，開始從虛矯自大的心態中走出來，以此為開端，中國思想界開始發生鉅變，諸種學說，紛然雜陳，各式思潮，彼此激盪。可以說，近代中國許多進步思想觀念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源頭。
一、憂患意識的復甦
開拓視野、戰勝無知，不斷向社會發出危機信號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自先秦以來的二千餘年間，進步的知識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評政治、社會為職志，併為此而奮鬥不息。孔子曰：“天下無道則庶人議”。因而每當社會危機或政治危機來臨之際，進步的士人就悲天憫人，發出危機警告。他們“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各個時代的“社會良心”。這使士人產生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也成為士人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推動社會改革的一種動力。但這種“報憂不報喜”的憂患意識卻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忌諱、反感，他們不斷地加強對社會意識的高度壟斷統治，而對那些居安思危，洞燭機先的士人予以嚴厲的壓制和摧殘，包括肉體的消滅，到清朝更達到高峰。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對士人採取了高壓和籠絡的手段，壓制其靈性，束縛其智慧，麻醉其思想。在嚴厲的文化專制主義統治下，士人們動輒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謹小慎微，不敢議論朝政，不敢接觸現實問題。為了明哲保身，只好脫離實際，“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們的憂患意識泯滅了，大多數人變得昏憒、愚昧、迂腐、貪鄙，沉溺於科舉八股的黃粱美夢之中，即使少數有才華的士人也只能遠離塵世，埋頭於故紙堆中。新的思想被窒息，人才被摧殘，知識分子失去了優秀的傳統――使命感和責任感。歌功頌德，固步自封，不求上進的自大意識取代了憂患意識，再也無人呼喚危機。
二、民族意識的覺醒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民族認同心理和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成為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古代的民族意識是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以夏變夷”等觀念為核心，具有狹隘性、封建性，往往為統治階級或少數個人野心家所利用，產生許多消極的影響。如鴉片戰爭前，中國官紳為狹隘的民族意識所束縛，對來華的外國人統稱為“非我族類無文化的野蠻人”，或“夷”、“狄”等等，認為“夷性犬羊，難保不生事端，要加以隔離防範”。因此，他們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與世界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不是頑固守舊，盲目自大，就是媚外祟洋，妥協投降。只有少數進步士人和官吏繼承了傳統民族意識中愛國、反侵略的優秀遺產，並在反侵略的鬥爭過程中更新了觀念，給傳統民族意識注入了新的內容，成為中華民族近代民族意識覺醒的開端。
19世紀是世界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世紀，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一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古老的中國封建制度經過數千年的風雨興衰，已走到它的盡頭。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遠征下，它面臨要麼滅亡，要麼改變自己的抉擇。由於中國統治階級愚昧顢預、固步自封，缺乏應變能力，中國出現嚴重的內外危機。進步知識分子在危機的刺激下，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由此導引了改革開放意識的萌發。
四、歷史的侷限及意義
鴉片戰爭時期，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衝破了封建專制的黑暗牢籠，救亡――改革――開放，成為他們覺醒的三部曲。封建統治的腐敗和外國的侵略，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救亡使命感；要救亡，就只有對外反對侵略，對內進行改革，由此引導了改革意識的復甦；而要改革，不能再走傳統的老路，閉關自守，故又萌發了開放意識。他們將緊閉中國的帷幕撕開一道裂縫，開始睜眼觀察世界，初步認識到中國與列強的差距，主張向西方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從而揭開了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新一頁。
鴉片戰爭時期，開始覺醒的進步知識分子雖然還很少，並受到歷史的侷限，還沒有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然而他們卻是在近代中國歷史的進程中邁出了寶貴的第一步，代表了歷史前進的趨勢。偉大的思想一經產生，就會對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鴉片戰爭結束後20年，這些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如滾滾的春雷在雲層中轟響，並引起知識界的共鳴，從而為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運動興起準備了思想方面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