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社會很多傳統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嚴格意義上來說，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天下觀而沒有國家觀。

因為在鴉片戰爭前，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以中國為中心來認識他們所想象的世界，古代中國是世界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古代文明長期 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並且曾經以輻射圈的 效果對周邊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切都助長了一種文化優越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自我中心主義，導致了華夷觀念的形成。

國家觀念的變化

在中國長期的思想觀念中，認為中國是宇宙天下的中心，華夏為中心，四方為蠻夷。所謂 “天出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中者為中國，居天地之 偏者為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從這一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出時人已經將中國置於世界的中心。在這種思想中，華夏民族完全處於 一種世界中心民族或強盛民族的權威地位中。

因此，在傳統觀念中，中國即等於華夏，而周邊所謂蠻夷之國，必須向處於中心地位的華夏中國進行臣服，這種強烈的優越感使封建統治者總以“天朝上國”而自居。

在天朝上國的氛圍中， 統治者對四方蠻夷根本不屑一顧，認為他們都是未受教化的，當然對他們的一切也都抱著鄙夷的態度。這種觀念在鴉片戰爭爆發時還繼續存在。

如當時有些官員認為，西方人腿長無力， 只能用布纏裹，不能奔跑；他們的眼睛是藍的， 害怕日光，中午是不敢睜眼的。

曾有一位周姓的御史說，”大黃和茶葉都是西方人不能缺少的東西，數月不吃，就會眼瞎腸塞，西方人就不能活了。所以只要斷絕這兩種貿易，就能掌握西方人的命脈“。

不僅如此，連以虎門禁菸聞名於世的林則徐也認為，中國佔盡物資上的優勢，只要掌握好了 尺度，就可以用茶葉、大黃等物品制約西方人。

當時被公認為開明之士的內閣中書樑廷楠也認為：

”天朝全勝之時，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船，亦鄭和所圖而與之者。即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 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為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夷者，古今無是理也。”

可見，直至鴉片戰爭爆發，大清王朝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沒有認識到此時的封建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他們眼中所不屑一顧的“蠻夷”了， 還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

而經過鴉片戰爭的慘敗，對國人長期以來的認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多人開始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清醒過來，重新定位自己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重新定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批較為開明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華夏弱、外夷強的現實，認識到原來鄙夷的外夷有著許多的長處，因此開始提出了 “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等向西方學習的觀點。

在這樣的轉變中， “天朝”逐漸向 “中國”轉變，根據道光年間外交史料編纂情況來看，在道光十年（1830 年）至二十年之間，“天朝” 一詞使用的依然比“中國”一詞多，道光二十年後，中國一詞使用頻率明顯增加。

這種詞語使用的變化也可以表明清朝逐漸認識到自己是萬國 中之一，說明清朝開始拋棄傳統的天下意識，向近代的國家觀進行轉變，並且這種思想的轉變是 充斥在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的。

誠如列文森指出： “近代中國思想史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 ‘天下’成為 ‘國家‘的過程。”

可以說在鴉片戰爭之後，傳統的 “華夏中心主義”完全被突破，近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開始形成。

文化教育的變化

中國的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思想也非常豐富。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孔子這樣偉大且對世界影響都非常深遠的教育家，也有一大批教育的著作。

對於統治者來說，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塑造人才、評價人才的標準體系。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繼承前代教育思想的同時，清朝統治者對文化教育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前面任何一個朝代。

順治十二年（1655 年）諭令中：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李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缺焉未 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

由此可以看出，統治者對文教事業是大力提倡的，因此到了乾隆年間，清朝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大力的發展，超過了前朝。

但是中國的傳統教育直至發展到清朝鼎盛時期都有一個特點一直沒變，就是致力於倫理化的人才教育方式，所謂“六藝”育人、禮、樂、 射、御、書、數，從詩經開始學起，直至從各方面把學生培養成忠君愛國的，具有符合封建統治者要求的人才。

為了配合這種需求，從唐朝開始 的科舉選官制度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並且通過在明朝實行的八股文使得這種教育得到了強化。

總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不難發現在這種教育模式之下培養出的人才，大多數都會在理論的表達上更擅長一些，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 會有大批的文學家、政治家的誕生。

但是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失敗，人們漸漸發現空談文學、 政治並不能挽救中國慘敗的事實，軍事上的失敗實際上也暴露出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的差異，以及在中西不同教育觀下培養出的人才在 適應近代化的發展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鴉片戰爭後，形成了一批 “經世派”學者。經世致用，是倫理—政治型的中 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精神，也是封建士大夫賴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信條，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 這種思想會有一定的變化。

其中最早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他們在教育方面，抨擊科舉使“士子以腐爛時文互相弋取科名，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由此經世派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吶喊。他們主張改革傳統教育，在四書五經的教育內容之外增加西方的“長技”教育，由此開始了中國近 代向西方學習之路。其中魏源曾經建議延請西洋工匠，舵師教習行船演炮之法，並於福建，廣東兩省武試，增設水師一科，選拔製造駕駛人才。

在此之後，到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創建了中國近代最早的新式學校，這些學校不再為科舉考試培養後備軍，而 在教育內容側重於“西文”“西藝”，並且在教學的組織形式上，這些新式學堂還仿照西方實行了分年課程和班級授課制度。

可以看出在洋務時期的教育中，從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上都對封建傳統教育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可以說雖然在鴉片戰爭後，改革派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張，但很多隻是一種思想，直至洋務運動時期，學習“西學”的主張才成為現實。

所以說，中國近代教育的改革，是從洋務教育開始的。到 19 世紀 60 年代末，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新式教育下培養出的人才越來越得到社會的認可，並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在此過程中，西方的教會學校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遍及全中國。這種教會學校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 在客觀上，西方教會學校的教學活動對此時期中國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教會女校的設立打破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開創了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先河，這對於中國近代教育的健康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中國古代社會經過了漢唐盛世，到清朝的康乾盛世，讓清朝統治者認為中國的強大不需要和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民族進行聯繫，即使有聯繫，也應該像盛唐時期那樣，以中華文明圈的形式對周邊產生一種輻射。

中國地大物博，就像《馬克波羅遊記》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一個黃金遍地的神話般的樂園。

在這種心理之下，清朝統治者實行了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這種閉關政策在國家強大時期，也許能維護一個國家的獨立， 但是到了清朝中期，由於政府的腐朽衰敗，已經不能把此時持有堅船利炮的西方國家關在國門之外，反而對中國本身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

“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 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

在閉關政策的籠罩下，清朝君臣都陷入了矇昧主義的泥沼，對世界上進步的科技文化的無知 和排斥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馬克思說：

“一 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 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 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鴉片戰爭的結果證明了馬克思的正確性。 但是不論戰前的閉關政策弊病有多大，畢竟在當時還能夠維持中國的獨立自主。而鴉片戰爭的失敗，國門的打開與否就由不得清朝統治者了。

外交觀念的變化

鴉片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外交併不是我們現在社會中處於平等關係下的與別國的外交關係，而是清政府的被迫外交，中國的國門是被迫打開的，是在一次次戰敗後簽訂的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中開始了這種屈辱的外交之路。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變化就是總理衙門的設立。總理衙門的設立是由於列強的要求和時代的逼迫。在正式設立總理衙門之前清政府曾經下令由兩廣總督專辦與西方國家的交涉，並且特加欽差大臣頭銜，稱“五口通商大臣”。

《天津條約》簽訂後，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各國在華競相設使館、駐使節，為了更好地控制清政府的內政外交，西方列強多次 要求清政府成立專門機構來處理清朝與西方的關係。

1861 年 1 月，《統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有效地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

此建議在 1861 年 1 月 20 日得到了咸豐皇帝的批准，正式設立總理衙門，開始了近代中國被迫外交之路。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弱國的歷史，是屈辱的歷史， “弱國無外交”所以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外交政策始終處於不對等的地位，從片面最惠國待遇政策的出臺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蒲安臣 團事件，無一不證明了近代中國外交的屈辱。

可以說，雖然清朝也在對外交涉中派出政府的外交官員，但是對西方國家和近代國際外交的無 知經常使得這些外交官員在行動中寸步難行， 被欺騙的事情也是屢屢發生。

在近百年的中國近代歷史中，西方總是在牽著中國的鼻子走，中國在外交上毫無地位，委曲求全。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對華夷思想的反思，國家意識的萌發，中國近代外交思想在突破 傳統的基礎上開始了艱難的探索。

從“夷務”到 “洋務”詞語的變化，洋務運動時期的“外須和戎”，從對外實行羈縻政策到“以夷制夷”政策的確定，無一不體現了傳統外交思想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對外交往中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要有明確的自我外交政策， 再到政府重視外交人才的培養、謹慎建立邦交關係等等，這些思想都是前所未有過的。

這些近代的觀念是對傳統思想的突破，同時對開啟民智以及日後中國現代外交意識和現代邦交思想的最終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鴉片戰爭以後，受到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中國傳統觀念也隨之 發生一定的轉變，這種轉變越來越具有近代化的現實主義色彩，其中有關國家觀、教育觀和外 交觀的轉變也成為帶動社會其他觀念變化發展的重要紐帶。由過去的 “夷夏觀”轉變為國家觀， 體現了當時國人封閉、守舊、自大觀點的轉變， 以客觀的態度審視世界和中國，這為國人向西 方學習打開了一扇大門。

教育觀的改變使得我們的人才更加具有實用性，在國家處於危機的時候，思想的解放，新式人才的培養也對挽救國 家的命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的外交觀念的建立，讓我們更好地融入世界，在外交交往中更好地認識自己，吸取教訓，不斷反省，在不斷認識別人的同時也在發展自己。

儘管鴉片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戰後中國傳統觀念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近代化發展起到了客觀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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