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吉木哈：彝族根源暨貴州彝族歷史探尋'

彝族根源暨貴州彝族歷史探尋

作者：夷吉•木哈

前 言

各個民族的成員，都很注重本民族的歷史根源。對本民族古人創造的文化和傳統習俗，每個人都有如自家先祖遺物、遺像般珍重心理。

因此，各民族的傳統情感和事物，才沒有被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粉碎。

筆者童年在彝家山寨操著半生半熟的漢語背誦私塾古漢語啟蒙課文時，試著吃力地轉換思維，把寨老們擺談的彝族歷史故事內容向先生請教，先生指點說：“我們彝家六祖先人的根源，要讀得懂唄摩師人的彝書才講得清楚”。從此啟發了我要學彝文探索先民古事的慾望。

青年時代到單位工作後，脫離了學習本民族文字的環境。讀刊物登載的彝族北來說、東來說之類的百家爭鳴之說，似乎各說均有理，可總叫人莫衷一是。

成年“半路出家”攻讀彝文，有幸在從事彝族歷史文獻翻譯研究工作中，系統研讀彝文史書和有關漢文史志，並有機會到很多地方，對有關古蹟遺物進行對照考察，便在腦海中形成“彝族六祖分支之前還有更早的先人”，“彝族土生土長在雲、貴、川”等領悟和理念。

於是，下功夫結合歷代貴州彝族更事，撰寫文稿、拋磚引玉。在得到同仁們指導補充，並給予“理順了彝族歷史大脈絡”等鼓勵之後，用心將草稿深加工整理出來，意在廣泛徵求同行指導，並讓沒空系統閱覽彝漢史料和考究有關古蹟文物的同胞，用很短的時間讀此萬言稿件，即可對滇川黔彝族歷史情形有個簡明瞭解。

哎哺初民時代

哎哺，直譯為形像。有天地、陰陽、乾坤和原始等意義；有以補、恩布、夷僰等同音異寫。

《西南彝志》（《哎哺啥額》）等彝文古書說：在遠古清、濁二氣混雜蒸騰的朦朧宇宙中，清氣和濁氣經過不斷交融、變異、昇華而後“清氣浮為天，濁氣凝成地”混沌初開。

在陰陽、寒暑和風雲、雨露等大自然的作用下，天地間產生了“會動有生命，有血又有氣”的萬物和最初的人類。彝族稱這一原始時期為“哎哺時代”。

據地質、考古、人類學家研究結果表明：距今5800萬年前的顯生宙、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時期，亞、非兩州棲息著大批類人猿群。到晚中新世時期，受喜瑪拉雅造山運動的影響，使雲貴地殼逐漸隆起。環境生態的急劇變化，迫使大批類人猿在改變生存方式的同時逐漸改造了體質結構，終於向從猿到人的方向演變發展。

哎哺之世，“凶猛的野獸，在林間奔跑；人巢居樹上，採果子為食。”是為漢文史書記載的“有巢氏”時期。是時的哎哺人類，還未形成完整的語言系統。

哎哺人類經過長期探索，採取“人與人聯合，捆柴點火把”的辦法“嚇跑了猛獸”。便開始從樹上下地覓食，去有水的地方飲水。是為漢文史書記載的“燧人氏”時期。是時的哎哺人類，在集體覓食群體穴居中，已形成了較完整的語言體系。

帶頭點火把嚇跑猛獸的人，被稱為“哎奢耿諾佐”。義為：在森林和原野間生活的哎人類群體中有知識的仁人。

哎哺人類通過反覆體驗氣候冷暖，不斷觀察花草樹木榮枯等自然變化現象，在“密姆嘍嘎”地方（今雲南滇池和洱海之間）設“記年樹”和“記月石”，使哎哺群體得以在時令、季節變化中，適時捕捉馬、牛、羊、豬、狗、雞等幼獸幼禽馴養，適時燒山撒播蕎谷，用以補充食物。是時的哎哺人類，已開始創造最初的文字符號，用以記錄知識。

帶頭設“記年樹”和“記月石”刻劃曆法的人，被稱為“哺哲普額克”。義為：給生活在大地上的哺人類群體記錄學問的智士。

人類初民在長期感悟中，產生了知識和智慧。知識和智慧，是文化的內核。各民族一代代人，在為生存、發展而拼搏、實踐、思索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路和行動方式，便有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語言是各民族心理的基礎，是各民族文字的底座；語言文字，是各個民族世代人民創造出來的無名氏作品；語言文字，牽連著各個民族遠祖的精魂；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就是各自的文化史和通史。

從此開始，一代接一代的彝族人民，把有知識智慧，能記錄學問的仁人智士稱為“奢哲”，對其無比敬重崇拜，以致產生了後來在彝族歷史上很有名的耿奢哲（又稱舉奢哲）等寫作《詩文論》和《詩律論》 的大文豪。

彝書記載的“哎哺時代”的原始人類，已被考古工作者在雲南發現距今1500萬年的開遠“臘瑪古猿”和距今800 萬年的“祿豐古猿”以及距今170萬年的“元謀人”遺骸化石。在貴州黔西縣的沙井發掘的5000多件舊石器，已被考古學界鑑定結論為比距今50萬年前的“北京人”還早的古人類製造的生產、生活工具。

尼能原始時代

尼能，直譯為青紅。有女裡、尼乃，宜倫等同音異寫。

掌握了“火”和“原始歷算”的哎哺先民們，在戰勝猛獸侵害和氣候制約的基礎上，在古代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由近及遠地集體覓食，群體穴居。在漫長的謀生過程中，在氣候適宜，食物豐富的滇池、撫仙湖、洱海地區和四川盆地生息繁衍的哎哺人類，最先形成了村落定居格局。

集聚於今宜賓一帶的哎哺人類，尚青色，叫“尼茲人”； 集聚在今成都一帶的哎哺人類，尚紅色，叫“能沽人”；以此為代表，合稱“尼能時代”。

《中華學初論》中華民族篇說：喜瑪拉雅造山運動的強大外因，使隆起的雲貴高原上正在形成的人，向四方遷移。經四川盆地進入三峽高地和秦嶺，再向華北平原輻射，以及留在雲貴生存發展的古人類，就是中華民族的祖先。

尼能時代的人類，處於“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社會對偶婚階段。為避凶猛的水生動物危及母嬰安全，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尼能的女子，如鳥棲樹上”。

後來，尼能群體後裔，便把尚青和尚紅的先民聚集的古宜賓、成都兩地稱為“尼茲洛姆”（尼茲大寨）和“能沽洛姆”（能沽大寨），一直流傳到今天的彝族口語和文獻中。

是時，居住在古宜賓、古成都地區的尼能群體，在畜牧、農耕、製陶文化上，已具有較成熟的水平。

彝書記載的“尼能時代”的古人類情形，已被考古工作者在滇、川、黔地區發掘出很多舊石器、新石器和古陶器文物，以及很多穴居和聚落遺址。僅貴州威寧自治縣境內，已在草海東山下出土15萬年前的舊石器41 種和共生哺乳動物化石8種；又在中水吳家坪發現的面積為一萬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內出土石斧、石鐮、石鋤和陶器共5000 餘件。

實索母系時代

實索，指尼能氏後裔實阿武和索買遮為首的古人類群體。彝文翻譯和漢文史志用實勺、什索、卓赤、諸此，朱提（古漢語讀作蜀實）蜀叟、雋叟、蜀山等記音。

尼能先民在漫長的“男願人不興，女願人則興”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發展過程中，由實阿武和索買遮兩氏族“興起了開親，興起了嫁娶”禮儀。標誌古代彝族社會從原始母權制走向父權制過渡時期。

《水經•注》說：“帝子為諸侯，昌意降居若水（雅礱江）即所封之國，昌意娶蜀山氏女昌僕而生高陽”；

《史記》說：“帝顓頊高陽者……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又說：“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

《史記集解》 說：“禹生於石紐（川西北），西夷之人也”。

由此得知：古夷人母系社會崩潰後，有大禹等部發展到黃河流域，成為華夏奠基者之一。留居西南的實、索（蜀叟）兩氏，各傳10代到皮武古和列哲舍之後，實索氏（蜀叟人）的遊牧群體中，有一部分從“嘍姆密尼”（漢文史志稱“旄牛徼外”）進入甘陝地區。在與中原人往來對流的漫長過程中，實索（蜀叟）部落群體被稱為善操弓弩的氐羌或氐叟或蜀叟人。

《 尚書•孔安國傳》 說：“《 牧誓》 載助武王伐紂之八國中，蜀為蜀叟”（《 後漢書•劉焉傳》 亦有類似記載）。

《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武都郡（郡治為今甘肅成縣）西接天水，北接始平（今陝西興平縣），土地險阻，有氐叟；陰平郡（郡治為今甘肅文縣），東連漢中，南接梓橦（今川北劍門關西南），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險，人民剛勇，多氐叟”。

彝書載“實索時代”母系氏族向父系過渡時期直眼人活動情形，近年已被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盆地發掘出很多古聚落遺址和“縱目人陶俑”以及祭祀場等等遺物。修築成渝鐵路時，在九曲河發現的“資陽人”，屬15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當是活動在四川盆地的早期“實索（蜀叟）人”。公元1936 年，在滇東北灑魚河邊的古墓中，出土漢王朝頒給當地土著居民首領的銅印，上刻“漢叟邑長”四字印文。當是晚期“實索（蜀叟）人”活動的實證文物。

希姆遮父系時代

希姆遮，在彝漢文史志中譯音有希彌哲、希米遮、孟赾等同音異寫。

時至各方紛起討伐商紂王之時（南京天文臺根據哈雷彗星出現的週期計算為公元前1057年至1046年）在“希姆古嘎”地方（當在今西安一帶）稱雄的希姆遮，率領實索（蜀叟）部參與羌、髳、庸、微、盧、彭、濮各部，助周武王討伐商紂王。

兩年後，武王卒，其弟周公旦代幼年成王攝政。因以武庚為首的殷紂王殘餘勢力勾結周成王的管叔、蔡叔、霍叔等舉行大規模武裝騷動，希姆遮帶領善於“前歌後舞”地戰鬥的實索（蜀叟）群體，與部分盧、羌、濮人一道，從“希姆古嘎”經“嘍姆密尼”，返回“入居邛之盧”（邛，即今川西涼山一帶；盧，即川南、黔西北、滇東北一帶；《括地誌》 稱“戎府以南皆盧地”。戎府，即今宜賓）。

希姆遮率部回到先民發祥地之後，與原地居住的實索（蜀叟）群體，發展成為崇拜龍、虎的盧鹿部族（盧鹿亦作鹿盧，後作倮儸，義為龍虎；彝族原始社會母權時代崇龍、父系時代崇虎），希姆遮被後世歷代彝族尊崇為父系一世祖。

《大定府志》 和《貴州通志》 、《安順府志》、餘達甫（若泉）著《且蘭考》（且蘭即扯勒）等方誌、論著說：

“孟赾者，助武王伐紂者也”。

“一世孟赾，從旄牛徼外（嘍姆密尼）入居邛之盧”。

“大定（即大方）地隸羅施（即羅甸國，亦稱羅施國或羅氏國，羅即盧）昔稱盧鹿”（後稱倮羅）。

彝書所載“希姆遮父系時代”的古人類文化，已被考古工作者在陝西西安半坡村、貴州威寧中水鎮等地發掘出陶器刻文，並在川、滇、黔發掘出很多商、周時期的青銅兵器和用具。在楚雄彝州出土的銅鼓數量，可稱世界之最。通過這些文物折射，可知彝族在父權制確立時期已具有較高的手工業工藝和彝文運用水平。

彝族原始社會於商末周初確立父權制後，從一世希姆遮之後開始父子連名至32世六祖分支之際（其父子連名世系載《爨文叢刻•上編》見附後世系表），彝書記載的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過程有：

—— 密喳拐稱雄“液哪”和“液舍”

密喳拐，希姆遮六世。彝漢文史志譯音有密乍拐、恆乍耿、詫規等同音異寫；液哪，義譯為黑水，指今北盤江流域，有云南、溢納、以那、以拉、迤那、夜郎等同音異寫；液舍，義譯為黃水，指今南盤江流域，有溢實、玉舍、於實、於矢等同音異寫。

希姆遮父系發展到6世密喳拐之時，部族在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極好的南、北盤江流域創立了基業，密喳拐成為部落聯盟首領。

《黔西州續志》說：“孟赾之後，六傳而至詫規（喳拐），居濮及烏……濮即雲南之東川、沾益，烏即貴州安順、興義。濮與烏，又相連而並也”（相連而並，即部落聯盟。今四川涼山彝族稱：濮烏人是彝族歷史上最強悍的先民）。

濮與烏相連而並的地域，就是液哪（夜郎）的最初版圖。

—— 盧鹿部與可蒙部聯姻（即聯盟）

可蒙，有可姆、考姆、昆彌、昆明等同音異寫；隴賢君著《 中國彝族通史綱要》稱古莽國；其勢力範圍，在今瀾滄江和雅礱江流域，北與博納部（白狼部，義譯大山部）相連。（馬學良先生認定：《白狼王歌》特別與彝語相近）。

希姆遮13世盧鹿部迫勒道的勢力在今雲南東半部和貴州西半部崛起之後，迫勒道娶當時在今滇西和川西一帶稱雄的彌可蒙之女可蒙舍楚為妻，以聯姻結成部落大聯盟。

迫勒道長子道赤叩 （又隨母系稱彌赤叩）與畢以，實楚等部聯合，首興“紀”（君）掌權，‘莫”（臣）行令，“布”（師）祭祀的“三位一體”宗法統治制度。當時的實楚唄摩已是掌典籍司宣誦、祭祀的大經師。

迫勒道和可蒙舍楚的後裔道氏9部中，長房道赤叩掌握宗法統治權後，有7部演變為後來的西南地區部分彝語支民族；唯有么房道慕尼不變，被其後世至今的多數彝族尊為直系先祖。彝書因而有“彝始道慕尼”的記述。

——武氏十二部，十一過河變

道慕尼下傳15世到婁珠武（希姆遮28世）之後，後裔因“住地野獸多，遷往液閣去”（液閣，為四川盆地），形成“武氏十二部，十一過河變，武洛撮不變”的對流演變和融合分化格局。留居先世密乍拐地域的武氏，稱“武液哪家”。

武洛撮，有落措，老撮等同音異寫，義為石人（今岷江上游有很多石人冢）。直到宋代，漢文史志仍在稱呼居住貴陽一帶的彝族為“矩州石人部”。其所居之山，亦稱石人山。隴賢君在《中國彝族通史綱要》中，把一直在四川盆地放蠶收繭織絲綢的實索（蜀叟）人和石人統稱為“蠶叢氏”。

——洪水氾濫

武洛撮下傳兩代，為希姆遮31世篤阿慕。彝漢文史志音譯，有仲牟由，仲牟由男、隆穆、祝明、居木、居木烏伍，篤阿姆、獨幕俄、篤米、獨姆、獨慕等同音異寫（有的學者稱其為“杜宇”）。

在“篤慕的時代，泛起了洪水”後，居住在液閣（四川盆地）的“祖先篤阿慕，騎著他的馬，趕著牛羊群，遷往洛尼博”（洛尼博，義譯為青石山或青龍山；在金沙江右岸的滇東北境）。

畢節地區辛亥革命先驅餘達甫即餘若泉（彝族恆部扯勒氏又稱且蘭氏後裔）在《且蘭考》中說：“周之叔世，杜宇稱帝於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諸夷奉以為君”。

《中國彝族史學研究》一書認為望帝杜宇和隆穆之名，即篤慕的同音異寫；其活動中心，在今四川成都、廣漢，郫縣一帶。

公元1989年11月23日，新華社報道：四川省科學技術協會錢玉趾先生破譯郫縣出土的古蜀國銅戈銘文為“諾蘇用的銅戈”（諾蘇，彝族自稱）。

——六祖分支

篤慕部族在雲南洛尼山為中心的廣闊地帶，從事畜牧和農耕逐步繁榮起來，與東、南、西三方的青，紅、白三部盧鹿結成聯姻（聯盟）體系，篤慕被各部古夷人尊為宗法首領。

篤慕死後，這一聯盟統一體系即告解體。強盛的篤慕後裔，拖著原始社會母權制的殘餘尾巴，按母系三支，分為父系六部。

母系一支: 武支系、乍支系，父系一部慕阿切、二部慕阿可，分佈（宗法割據）“楚吐姆臥”地方；即今滇南紅河流域和滇東的南北盤江流域，滇西哀牢山區和蒼山洱海地區。

母系二支: 糯支系、恆支系，父系三部慕阿熱、四部慕阿臥，分佈（宗法割據）“洛博姆闊”地方；即今川西涼山和樂山地區（稱曲涅、古候二部）以及滇東北（稱西恆烏蒙部）和川南（稱東恆扯勒部）等地區。

母系三支:布支系、默支系，父系五部慕阿克、慕阿齊，分佈（宗法割據）“舍液尼朋”地方；即今金沙江南岸東西兩端的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東川、曲靖和貴州畢節地區、六盤水市、安順地區、貴陽市、遵義市、黔南和黔西南兩州等地區。

這一歷史過程，為今滇、川、黔、桂四省（區）多數彝族所講的“武、乍、糯、恆、布、默六祖分支”（有部分沒有“六祖分支”概念的彝族，則分別稱希姆遮6 世密喳拐或13世迫勒道或28 世婁珠武為先祖）

六祖分支，當在公元前5 世紀左右的春秋戰國之際，當時，依仗武力實行宗法割據西南的彝族先民父系宗親，在行使長子（即長房）主持祖宗祭祀等宗法權力中，第一部武祖慕阿切以大長老即大家長、宗族長（漢文史志稱大鬼主）身份，承襲先世武氏十二部後裔擁有的宗法權力，統治和奴役胞族，形成集宗法權、族長權、行政權於一身的宗法奴隸主貴族階級，亦稱“武液哪家”。

《大定府志》等漢文史志，把這種宗法社會形態，描述為“西南夷俗尚鬼（尚鬼，應為彝族崇拜祖先）以竹為葆（葆為尊重、保護）謂之鬼筒（彝族稱祖宗靈筒）推其大宗主祭（大宗，即長房、長子）謂之大鬼主”（彝語稱長房、長子為“赫歇”，沒有’‘鬼主”的意思；明朝天啟年間的彝族起義將領安幫彥稱自己為“四裔大長老”，可見安幫彥當時也認為“大鬼主”之稱不確切）。

秦代至東漢時期貴州彝族“紀莫”政權史事

紀莫，是彝族宗法地方政權君長，彝漢文史志譯音有苴摩，主穆、紀姆、茲莫等同音異寫。

秦始皇統一中原前後，六祖默部慕阿齊6世即希姆遮38世武穆糾，在希姆遮6世密喳拐的“濮與烏”、28世婁珠武后裔武氏十二部“武液哪”、32世六祖武部（亦稱“武液哪家”）的地域崛起（今雲南東部、四川南部、貴州北部和西部）即承襲六祖分支前的婁珠武后裔武氏和六祖武部的傳統宗法權力的基礎上，確立了宗法奴隸制。彝文古籍先後稱這一區域為“武米”（武氏之地）和“液哪米”（黑水之地）；漢文史志稱其境為“夜郎國”。 到武穆糾之子糾阿諾之時（《中國彝族通史綱要》等書寫作糾洛或龔龍；並認為糾阿諾、糾洛、龔龍即漢文史志記載的多同）漢武帝遣唐蒙人境滅夜郎置牂柯郡，由武穆糾和糾阿諾承襲的“武米”和“液哪（夜郎）”宗法奴隸制方國“紀莫”政權從此衰落。

《大定府志》 記載“液哪”（夜郎）地域說：“夜郎（液哪），蓋東有遵義，中自大定（今大方），西連曲靖而西包東川、昭通，南跨安順、興義而止乎泗城（今廣西北境），故曰：夜郎最大。”

與這一段歷史有關的文物、古籍，有威寧出土流入昭通，而後被收藏到西南師範學院的彝文“液哪”（夜郎）銅印（見《昭通畫報》照片）；有已翻譯出版的《彝族源流》記載的“武液哪世系”和已在貴州民族學院翻譯成卷冊的《夜郎法典》、《夜郎在柯樂》、《夜郎史傳》以及川西“以諾”即“夜郎”彝區的若干彝文獻和口碑。

西漢中央政權被王莽篡奪後，西南夷地區自然災害和戰爭並起：先是滇東北境發生“二十一日計一百二十四次”的大地震；後是王莽連續“調巴蜀、廣漢、犍為吏民”和“天水、隴西騎士”，驅“二十多萬人馬兵夫”，對“紛起反莽”的“西南叟夷”進行6 年多的鎮壓（見《 鎮雄大事記》）。

在自然災害和戰禍並起中，篤慕後裔布部慕阿克7世德阿布，默部慕阿齊11世德阿施，相繼從雲南中部東移，進入慕阿齊7世糾阿諾後裔在滇東、黔西一帶的分佈地各君一方。

——六祖布部德布氏後裔，進入北盤江流域的興義、興仁、安龍、貞豐一帶的，稱布吐珠液君長家（彝文古籍翻譯有必吐珠義、濮吐珠液等同音異寫）；進人今安順一帶的，稱布播勒君長家（彝漢文史志譯音，有必拜勒、不波樓、普露靜、熱布巴拉、巴蘭、普里、普寧等同音異寫）；進入今威寧、赫章一帶的，稱布俄索君長家（彝漢文史志譯音，有必俄索，畢俄勺、布烏撒等同音異寫）。

——六祖默部德施氏後裔，除勿阿克（烘阿克）在雲南東川承襲閟畔部必額勿君長宗法權力，稱阿竽盧君之外，（又稱兜苴或都主部，涼山稱阿都）其餘各部進入貴州情況為：

勿阿樓（烘阿輪）稱慕臥熱君長（郎岱）；勿阿乃（烘阿乃）稱阿窪惹君長（普安，有阿旺仁等同音異寫）；他們的後裔為明代以來的盤縣（老普安）、郎岱（慕臥熱）普安（新普安）一帶的龍氏、隴氏和安氏。

勿阿納（烘阿納）進入黔西北後，在魯必嘎納地方祭祀祖先，駐治今赫章柯樂（古液哪君故地），發展先祖道氏紀、莫、布（君臣師）三位一體宗法制度為紀、莫、布、構（君臣師匠）四位一體宗法奴隸制地方統治政權；以耕、牧為本，興採礦、冶煉各業，把柯樂建成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中轉落邑。

彝文古籍記述：能沽落姆（成都大城）是織帛、打銅的地方；由能沽落姆經尼茲落姆（宜賓大城）過柯樂落姆（柯樂大城）即到點措落姆（點蒼大城即今大理）。就是彝族先民們“衝泥如雷吼，製作咂酒罈”的地方。

今遺存在畢節地區境的南方絲綢之路——“南夷道”上的古文物，有赫章柯樂出土的“武陽傳舍鐵爐”（武陽：今川西平原之彭山）等眾多物件，有威寧可渡河畔的“烽火臺”等。

《爨文叢刻•治國論》等彝文古籍說：“漢光武年間，君長勿阿納與伊佩徒鍾義、什益咪阿佐二賢臣，論述安邦治國之道”。

《大定縣誌》載：“勿阿納自立為王，立規章法令，設四十八目”; “勿阿納已而入晉樂。晉樂，夷語謂之更諾（漢語譯音稱黑羊，彝義為：林原）即今貴陽也，又西南馳至都勻洞，夷語謂之租義歹（義為彩虹地）……於是部族轉盛西南，越存水（存水、遁水、牂柯江即今北盤江）至竹子嶺（竹子嶺在今雲南會澤境）世謂之盧鹿部（盧鹿或鹿盧，義為龍虎，多稱倮羅）盧轉羅，為羅氏鬼國（應解釋為：龍虎部落宗法奴隸制地方政權）”。

樊綽在《蠻書》中說：“此等部落，男則髮髻，女則散發，見人無跪拜……大部落則大鬼主（大宗主），百家則小鬼主（小宗主）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阿納後裔，為明清之際的貴州、水西宣慰使安氏統治家族。

蜀漢至中華民國時期貴州彝族史事

公元二世紀末，中原曹、劉、孫三氏紛爭，西南黃巾軍在馬相帶領下殺益州刺史。是時，李恢任庲降都督，治所從南廣（雲南鎮雄）遷駐平夷（今畢節），彝族比躋（畢節）部在內外夾擊下西入雲南楚雄（見《大定縣誌》），彝族默部德施氏勺阿妥後裔妥阿哲（漢稱濟火）從芒布（雲南鎮雄境）入居比躋（畢節）舉行宗支大祭立祠，稱其地為龍更（嚕迪，隴勾，漢文史志稱羅甸國）。

劉備入蜀後的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為實現其“隆中對策”，兵分三路實施軍事和政治攻勢，發起對南中高定、雍凱、孟獲等聯合反抗蜀漢徵其僰童、牛馬、金銀、丹漆的“討伐平定”。

孔明親率西路軍，經建昌（今涼山）殺高定，渡滬水（金沙江）南下永昌（今雲南保山）滅雍凱，而後東進與中路軍李恢和東路軍馬忠會師建寧（今曲靖），對孟獲實施軍事攻城威懾和政治攻心結盟的戰略。

諸葛亮採取“圖畫”示意，解決語言障礙，貫徹漢夷都是共一個天地日月和國家的龍的傳人，大家都要服從太守統治，官吏、酋長要體恤夷民等政治綱領（見《華陽國志．南中志》）實現了“隆中對策”中“南撫夷越”的南征目的。又運用馬謖“攻心為上”之策，與資助南征軍兵馬糧草的妥阿哲（濟火）祭天盟誓，奏請漢後主封濟火仍為羅甸國王“世長其土”（羅甸，羅為老虎，甸為壩子，即今畢節市虎踞山下的市區壩子）後人為之刻石豎碑，被彝漢文史志稱作“妥阿哲紀功碑”或“濟火紀功碑”（殘文內容見《彝文金石圖錄》第一輯）其後，羅甸國駐治東移白乍戈（漢文獻中有的將白乍戈寫作牂柯，白為山坡，乍戈、乍果、牂柯為雲霧籠罩，即霧籠坡）稱其勢力範圍為“阿哲米”（即妥阿哲轄地），治所“慕俄格”（慕俄格金殿遺址今為奢香陵園）。

同時，蜀漢封南中俊傑孟獲為“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之“中丞”官爵，將移往蜀地的“萬餘家南中青羌”加以整編為勁卒，號稱“飛軍”，加強了蜀漢“北伐曹魏”的人、財、物力。（見《華陽國志•卷四》）

繼而“命李恢為建寧太守，命馬忠為牂柯太守”；馬忠在處理民族關係上有較明智的建樹，因而弘治《 貴州圖經志》 說：“羅甸國上表，請盡歸牂柯”。馬忠死後，牂柯各部“為之立馬王廟，遇水旱之災，眾聚其廟祈禱”（通過這種方式象徵民族團結便能克服各種災難）。我們今天可從史志中記載公元225 年至263 年蜀漢時期“南中夷漢安之”的政局評述中，得以明瞭馬忠注重民族問題的深刻意義。

正常的民族關係一經建立，由此而來的是民族間更正常而頻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對此，東晉常璩在其所著《 華陽國志．南中志》 中說：“夷中有桀黠能言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議論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

由此觀之，不僅可見民族團結則社會安定和進步繁榮的重要意義；還可從三國、兩晉之際進入南中的漢族學者們在其言論中已達到“半引夷經”地步的情形，看出當時彝族文化在南中地區已比較普及。

蜀漢之後，中原連續產生西晉八王混戰；東晉十六國裂土；南北朝對壘等長期大動亂。直至公元6 世紀唐滅隋為止的其間350多年中，中原無力顧及西南夷；採取“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的“羈縻”政策，彝族宗法奴隸社會在平靜封閉中進入鼎盛時期。

公元728 年，彝族在雲南大理建都的南詔國四世國王皮羅閣的勢力，到達黔西北烏撒（威、赫）漸及黔北播州（遵義）。是時，貴州彝族默部為阿哲阿武、阿哲必額、阿哲阿琪後裔分治戛勒（水城）、慕俄格（大方）、納阿岱（六枝郎岱，亦稱慕臥熱）；到唐朝“矩州刺史謝得成招慰昆明（昆明夷）比樓（必額部）等七千戶內附”後，以必額莫翁建於今大方城東五指山下的“九重宮”（九層衙）為姚州治所，封莫翁為姚州刺史。從此，貴州彝族對外聯繫，日趨頻繁。（見附後照片）

如《元和郡縣誌》 敘述當時貴州夷區對外交通情形說：“夷人於大江之上置藤橋，謂之笮”（笮抖即苲抖即索橋。索橋是彝族先民歷史上在交通建設方面的一大創舉，它無疑是現代鐵索吊橋的前身。見附後照片）。

公元8 世紀唐文宗開成元年，默部46 世阿佩入朝“獻牂柯地千里，封羅甸王，封其別帥為滇王（尋改普寧王）”唐武宗時，又“封阿佩羅殿王”, “王治在貞豐羅王亭”（見《 唐書》）。

此後，中原“五代十國”分治，無力統率西南夷。至公元十世紀之時，“矩州石人部若藏王入獻方物”，而後又“使其子普貴納土”，宋太祖嘉之，“命普貴為矩州刺史”。“矩州，語訛為貴州”，宋太祖因其俗“授之敇書”，於是“始有貴州之名”（見《大定縣誌，安氏本末》）。

兩宋相爭中，貴州彝族宗法奴隸制方國形成於矢、東山、武龍、羅波、羅毋、雞平、石人、戰洞和扯勒、烏撒、水東、水西等地方勢力。彝民大多經三岔河或安順、惠水、荔波到廣西，以馬與西北戰馬堵絕的南宋博易鹽、布。

《宋會要輯稿》說：“朝延買馬，全藉羅殿諸番將馬前來邕州（南寧）博買”；從公元1132 年左右起的半個多世紀中，每年冬至之後，“隨羅氏鬼主至滬州（川南）市馬者，達兩千人。”

公元1251 年，蒙古統治者為完成從長江中下游包抄南宋的戰略，命忽必烈率蒙人和色目人軍隊取大理。公元1253—1256 年，忽必烈的鐵騎跨過大渡河後，“革囊以濟”渡金沙江，擊破大理國，而後東進“阿合圖因”（曲靖），實現了“漢習樓船，唐標鐵柱”（未達目的）“宋揮玉斧”（無可奈何）偉烈豐功（見《大觀樓長聯》) ；元軍進逼“赤禿哥”（鴨池河）之時，羅甸國遣使向南宋理宗報“大元兵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入邊”；當理宗“賜萬兩，使為援”時，貴州阿乍已歸附元軍，元世祖詔為“貴州宣撫使”隨即改貴州為“順元路”隸四川。

公元1274年，元軍回族將領賽典赤坐鎮昆明，實行屯戍戰略，使元軍在西南站住了腳。到公元1283 年，元軍在貴州彝區邊境肆虐，默部60 世阿里命“民多立寨，依險自保”; 被元軍維吾爾族將領脫力世官“率軍拔其寨，奪其關”，並“掠馬、牛、羊以給士卒”改水西為“亦溪不薛”，先後隸雲南、湖南。

“詔命阿里率彝軍隨徵緬甸，阿里不從”元帝即“命皇孫鐵木兒不花率兵駐營，屯守關隘，置牧廠於其地”。貴州彝族人民成了元帝國軍事管制下的畜牧奴隸。

阿里死後，其妻奢節攝事。公元1301年，元將劉深借詔命率大軍壓境，“脅奢節索金三千兩，馬三千匹”徵八百媳婦國（今緬甸撣幫）。奢節“因民不堪”，遂“舉兵圍劉深於窮谷，使其首尾不能相救”。又“與水東宋隆濟及烏撒、烏蒙、東川、芒布合勁利健馬陷貴州”，繼而奮力抵抗雲貴、湖廣、川陝等八省兵會剿、貴州普安（今盤縣）、雲南廣西（今滬西）、臨安（今建水）、威楚（今楚雄）、四川建昌（今涼山）等地彝區亦因不能忍受元軍掠奪苛擾，起而響應，起義聲勢震撼西南山河（見《雲南民族史》）。

在“劉深糧盡，道梗不通，存者十不一、二，引兵湖南”的兩年後，征剿奢節的八省兵中湖廣劉國傑得播州（今遵義）楊氏獻策，佯敗中遍棄釘板，刺傷奢節兵馬蹄足轉勝。劉國傑乘勢攻入慕窩（即慕俄格，今大方縣城）燒殺搶掠。奢節失守，率彝軍退守墨特川（今赫章），被劉國傑“破營誅殺奢節”。後人緬懷奢節起義的英烈事績，在水西城郊（今黔西）為其築烈姬冢，鐫刻“欲鑄紅顏如黑鐵，獨留青冢向黃昏”的墓聯，悼念這位不畏強暴的水西女傑（見附後照片）。

這場由阿里到其妻奢節率先反對元帝國民族擴張（征討八百媳婦國）進而發展到起義抵抗八省兵的戰火，由劉深點燃後傳到劉國傑手中，燒燬了羅甸國輝煌的慕俄格金殿和宏偉的九重官（九層衙）以及卷佚浩繁的竹簡、木刻、皮書等彝文古籍，給貴州彝族的物質、精神造成了前所未有、無法彌補的損失。

公元1330年，烏撒祿餘不堪元朝統治者鎮壓奢節起義後進一步採取的殘酷壓迫而“舉兵攻城襲營，擒殺官吏”。

此舉，立即得到建昌、烏蒙、東川、澄江等夷區齊起響應。當建昌等地反元鬥爭被鎮壓之後，祿餘又聯合亦溪不薛（水西）繼續反抗，其威勢之猛烈，使元軍在“始終無法對付”的情況下，迫使元朝統治者不得不“改徵討為安撫”, 黔西北成為元朝“牧養國馬”的重要牧場。

其間，貴州彝族人民歷代積累的牧馬經臉（詳見《西南彝志•說馬的親源》）更加得以豐富提高。

《大定縣誌》總結彝族養馬經驗說：“水西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則馬健無病”。

元順帝元統二年，默部64 世隴贊卒，元帝國一面給其子靄翠（奢香丈夫）冠“八番順元沿邊宣慰使”以懷柔；一面加緊在其境實施“屯墾戍邊”的征服戰略；不過20 年，貴州少數民族世代開發出來的所有水邊良田，壩區沃土之地，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軍屯、民堡，彝族人民被趕上苦寒貧瘠的高山。

我們現今不難看出，純粹“靠天吃飯，等雨喝水”的生產、生活條件和生產力十分低下的高原彝家，要在交通閉塞、氣候惡劣的環境中得到發展進步，是何等的艱難。

在長期求天拜地無濟於事的體驗中，生存意識使彝家產生了堅韌不拔的毅力，通過世代艱辛拼搏，奮力勞作，實踐真知指引他們，將冰冷刺骨的深谷山箐之水，引人盤繞的溝渠，使之在曲折流淌過程中受熱升溫，而後注入梯田，比之冷水直接灌田，提高穀物長勢和提早成熟並增加產量。高原彝家的這一創舉，為“要吃大米飯，等到二輩子”的民眾，為山區梯田開發，帶來了生機（見附後梯田照片）。

公元1357 年，紅巾軍明王珍佔領四川后，建昌、烏撒等地彝區立即響應，附從攻克關隘，直入昆明驅大元樑王鐵木兒不花往滇西逃遁；公元1368 年，元順帝在農民起義軍打擊下，逃回蒙古草原；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即位，改八番順元路沿邊宣慰使司為貴州宣撫司隸四川。洪武四年，靄翠入朝，隨即升貴州宣撫司為宣慰司，令靄翠位於各宣慰之上，設治所於貴州城內（今貴陽市宅吉壩；宅吉又寫作則溪，義為倉庫）。

貴州宣慰司地界：東到龍裡衛；西至四川烏撒府；南到廣西灑城州；北至四川播州（見《 寰宇通志》）；其西南地界：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在其《 黔遊記》 中說：“此地（指安莊哨）在昔為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等諸名。蓋安氏之地，昔以盤江之西為塹，而今以三叉（三岔河）為界”。

公元1381 年，朱洪武兵徵雲南大元殘餘樑王，靄翠命總管隴約到鎮遠通道候迎，備米、氈、馬、牛、羊、刀、弩各一萬以助軍資（見《貴州通志》）。

歷史上貴州彝族人民為祖國統一，鞏固邊疆所作的貢獻，於此可見一斑。

徵南軍傅友德、蘭玉、沐英三將得靄翠資助入滇，大元殘餘樑王把匝刺瓦爾密投滇池自殺。明軍取威楚、攻大理、回取滇東北時，前鋒李英不遵朱元璋“自古諸夷叛服無常，蓋以其地險遠……訓服之道，必寬猛適宜……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無叛耳”之敇諭而兵擾烏撒，在烏撒女首領實卜率眾抗擊下，於作寓壁法（義為：虎嘯山崖）戰死李英。

是時，水西彝族首領隴贊靄翠年事已高，遣其妻奢香率15人隨襲水東宋欽夫職的劉淑貞，入貢方物及水西馬。明太祖大悅，重賜歸。

其後，烏撒等諸部聚百二十人入貢，明太祖不究戰死前鋒李英之往事，加賜烏撒實卜，深得諸夷民心。

是時，身為皇后侄兒的貴州都督馬燁“素惡奢香”；又“盡思滅諸倮而代之以流官”；故“常謀激怒諸部而後加之兵”；把貴州人民通道迎候和資助大明徵南軍，為明朝統一大業所作的巨大貢獻和友好交往置之度外。

奢香因“不堪其為”，親赴都督府理論，馬燁“叱壯士裸其背而笞之”，引起“四十八部鹹集奢香軍門”,“願盡死力助香反”；奢香在馬燁求之不得的諸部憤怒中，審時度勢，為顧全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大局，對四十八部表明：“反非吾意！”即控制住一觸即發的戰禍；遂謀之劉淑珠為之走訴京師，自己飲恥宣慰使司，注視身貴為皇親國戚的馬燁動靜，把握應變貴州時局。

朱元璋聞訴，命劉淑珠歸招奢香入朝。奢香與侄女奢助（後為兒媳）率把事等，赴金陵“奏訴馬燁激變狀”。朱元璋權衡利弊，取“治罪一人以安一方”之策，乃大義滅親“詔馬燁還，數其罪而下獄”（見《明史•貴州土司傳》）。

自水西隴贊靄翠卒，奢香代幼子攝政後，重用漢才陳友德為阿牧（總管）“大舉開道設驛”。

朱元璋贊曰：“奢香歸附，勝得十萬雄兵”。

其後，奢香遣子靄翠阿迪入貢，請入太學。朱元璋依彝音賜其姓“安”名“迪”，並諭國子監：“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於是，貴州宣慰使司所屬宣撫司、長官司及播州等，亦各遣子弟入貢請入國子監；烏撒軍民府阿能遣其弟忽山及倮羅生二人入貢，請入太學；“上特允其請”。洪武25 年，安迪學成歸，“上賜三品服”。從洪武26 年起，水西納糧從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大大減輕了彝民負擔。

上述史實，足見明初統治者確有“蠻夷之人……不可以中國之法治之”的明智變通之舉，可算明朝初年的封建中央治理貴州的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具體表現。亦足見“安邦不可一日無兵，養兵則圖長久無戰”的彝家古訓中軍事思想作用。

公元1396 年，奢香卒，葬於被元軍劉國傑部搗毀的慕俄格金殿遺址洗馬塘畔，並建奢香祠於墓地。

朱元璋遣使赴水西祭奠；賜奢香為：大明順德夫人。

安迪貢馬謝恩，襲貴州宣慰使。

有詩人賦“帳中坐叱山川走，誰道奢香一婦人”等詩句贊奢香，並給其以“赤手斬都督的彝族女首領”和“明代傑出的彝族女政治家”以及“民族團結的典範、國家統一的楷模”等等評語；在史志、著述中不乏所載（見《隋園詩話》、《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人物志》、《畢節地區人物誌》）。

特別是奢香開偏橋（施秉）至水東（今貴陽市和安順市境）；

偏橋（施秉）達容山（湄潭）至四川境；

偏橋（施秉）至草塘（甕安）至龍場（修文）至水西（黔、大、畢）達烏撒（威寧）、烏蒙（昭通）；北達四川永寧等驛道，溝通中原，引入水利器具，改變山區“種多宜蕎，谷稻鮮登”狀況，並促進“鹽布通商，茶馬互市”等經濟、文化交流的偉大業績，使後人讚不絕口。《 黔記》 說：“奢香九驛，夫馬廚傳皆其自備，巡邏幹掫（音周，義打更）皆其自轄，雖夜行不慮盜也，夷俗固亦有美處”。

為使奢香的偉烈豐功典範今人、啟迪後人，黨和政府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後的1988 年元月下文，把’奢香墓“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逐級逐年撥款，將明、清兵燹和“文革”中破壞至面目全非的“奢香墓”修葺一新，並經中央、省、地、縣決定，逐級撥款新建“奢香博物館”依“文物保護法”調、徵散存各單位和民間的“彝族歷史文物”集中保護列展，激發後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以先世英烈作榜樣，努力搞好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見附後照片）。

安迪襲職後，即在水西興辦彝、漢雙語文教學，使高原彝家兒女在首先學好本民族語文的基礎上漸識漢語文；古老的彝文彝書亦漸為外界所知，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圖書館”的彝文典籍中，有用彝、漢文對譯，以漢文注貴州水西、雲南東川、四川敘永、建昌等地彝音的《華夷譯語》藏本，是為明代國子監讓倮羅生從彝文對照字義習讀漢語文的教科書。

明代自朱洪武（1368）到英宗天順（1457）的近百年間，貴州安氏襲宣慰使，直管水西48 部；宋氏世襲宣慰同知，管水東、貴竹、養龍、中曹等十長官司；治所均設貴陽城內大、小宅吉。

明成化年間，宣慰使安貴榮睥睨貴州城“是直水西氈衫疊塞耳”而長居水西。朝庭因之諭安貴榮和宋然：“非有公事，不得離開貴州城內治所．不得撣還水西”（見《明憲宗成化實錄》）。

此間文物，今僅存安貴榮妻察肯買納（奢脈）捐資以銀、銅、錫合金澆鑄的彝漢文合壁“成化鍾”（成化鍾彝文銘，已翻譯編入《 彝文金石圖錄第一輯》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另有安貴榮建於明弘治6 年的貴定盤江惠政（甕城）橋（見附後照片）。

公元1578年（明萬曆15年）貴州宣慰使安國亨通漢婦不聽勸告而弒其叔。命案訴京（有潛往京師者為之窺探），上命“土司夷民事，都聽撫案問理”（見《明神宗萬曆實錄》）。直至隆慶年間，安國亨方悔前之所為而“察瞻窮困，勸民闢地，整草務農桑；概為整理，驛道皆復。”

於是，四十八穆濯（頭目）十二格則（嫡系十二宗親）百二十瑪衣（庶系兵將）千二百衣蘇（旁系家支）皆請復其冠帶，“境內大治，夷民安業”。

安國亨為貴州宣慰使，精通彝漢語文而有武略；為明代貴州彝族書法家；新添寨邱禾實墓誌銘，修文陽明洞，原水西法沙土官妻阿格祿氏於萬曆20 年捐資建造的“水西大渡河橋”上的彝漢文碑記等，都留有其書法手跡。

公元1597（ 明萬曆25）年安國亨卒，長子安疆臣承襲；次子安堯臣過繼芒布隴氏，改名隴澄掌土官印。

安疆臣執政後，令所屬水西兵，訓軍象，練象陣，遇打仗驅之出戰，凶猛異常；開創了貴州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象陣”先河。彝稱大象曰：“合莫”，漢字標音為“海馬”。今貴陽黔靈山下“海馬衝”、大方老鷹巖下“海馬宮”、畢節小吉與大方八堡之間的“海馬箐”等，均為當時水西放養，訓練軍象之地。

是時，改隸四川的烏撒土官安雲龍故，安雲翔、安舊咀、安效良等群起奪印爭官。留下了烏撒自相殘殺20 餘年“打冤家”的慘痛教訓。對此，貴州巡撫楊鶴奏雲：“烏撒安雲龍故，後人爭官奪印仇殺二十年。爭官奪印者，蜀之土官，則蹂踐糜爛者，黔之民人。烏撒黔有所制之勢而無其權，蜀有遙治之名而無其實。誠以改隸於黔，則節制既便，干戈可戢”。

於是，朝庭方以“烏撒應繼土官安效良為掌印知府，照例世襲者年幼，暫令祿墨妾安氏撫養，令安舊咀為冠帶知府催集錢糧，並奉朝庭綱紀，不得相傾。責奢隴高獻出烏撒印信”（見《 明史．四川土司傳》）。

公元1600 年，為播州（遵義）楊應龍舉兵，貴州巡撫郭子章許安疆臣擊平後，還播州侵水西烏江地六百里酬功（見《 中外年表》 、《明史•貴州土司傳》）。

在郭子章的策劃和安疆臣的攻擊下，楊氏自唐代南詔時掌播州，經宋、元、明三朝共傳29 世800餘年，至楊應龍而終，遂改土歸流。

事後，兵部復貴州總督李化龍議處播州善後事宜雲：“播州既改土官，當清疆界，永杜爭端。原系播州者，歸國家版圖；原系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為遵守”（見《明神宗實錄》）。即於白田壩建“威遠衛”鎮之。

公元1603 年，兵部復川貴總督王象乾議編設保、甲於夷地。美其名：寓兵於農。實意為“無養兵之費，得勝兵之用”（見《明神宗實錄》）。既加重了移入貴州的漢民的負擔，又加深了夷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可兵部準“可悉如所議舉行”。同時，朝庭大興土木，在貴州採優質木12.298 根（見《明萬曆野獲編》）。山民勞役之苦，可想而知。

公元1608 年安疆臣卒，其過繼芒布之弟隴澄還名安堯臣，回貴州代侄襲職；時因朝庭賦稅、勞役和保甲連鎖、民不聊生，安堯臣借追烏撒安效良印信，領兵數萬長驅雲南，進駐沾益。

當朝廷罪其：“越境擅兵”之時，安堯臣病故，舉義無成。是時安位尚幼，其母奢社輝領銜理事。

天啟元年，東北女貞建立後金，隨即發起對遼東的進攻，各級官吏趁朝庭增派“抗金援遼餉”之機加緊勒索，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朝庭令調西南兵徵遼之時，巡撫李樗命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出馬步兵二萬前往援遼，朝議“準行”；但對“累疏徵兵益餉奏”卻置之不理，李樗被迫六疏乞休；已開駐重慶的奢崇明部樊氏弟兄所率夷軍，被巡撫徐可求校點時驕橫訓斥“疲憊老弱，不堪戰事”而激變。

奢崇明憤，分兵陷遵義，圍成都，造天車攻城，舉旗起義反明。

當朝廷調兵鎮壓奢崇明時，貴州兵備副使邵應禎向與奢氏世為姻親的安氏，勒抗金援遼餉金三千，激成兵變響應奢崇明。朝廷急令水西年幼安位襲宣慰使以懷柔，又恩寵川東石柱宣撫使馬千乘妻秦良玉，命率其部白桿兵配合明軍圍剿奢崇明，解成都之圍。奢崇明在成都未破，背受合圍中，退守本部門戶滬州。是時，貴州水西夷軍將領安邦彥、烏撒知府安效良、貴州洪邊宣慰同知宋萬化以及雲南東川、威楚、烏蒙、四川建昌羅羅斯等各部，舉旗響應奢崇明，起義鬥爭威震西南。朱由校在乳母客氏和太監魏忠賢把持朝政的情況下“既急於東北女貞，又復患於西南夷”，勉強以河南巡撫張我續為總督，兵援川、貴。

於是，貴州巡撫王三善將兵6 萬，突破水西象陣，斬殺奢、安義軍將士18.000 首級，師抵大方安位宅第，大肆燒殺。

安幫彥避其鋒芒，“以木石阻塞後路，斷其郵書，阻其糧道，遮其援軍”坐困王三善官兵。王三善兵屯大方，久之食盡而議退。

公元1624年天啟四年正月，王三善毀“奢香祠”等民族古蹟建築，盡焚大方廬舍，引兵鳥道，行深箐叢林，且戰且退，中軍參將和副總兵戰死。退至“郭張”（黔西），後軍被安幫彥伏兵夾擊，王三善引前鋒還救，士卒多奔。王三善揮師急逃中，被安幫彥軍夾攻，迫王三善進入先以草皮偽裝的內莊田壩，士卒馬騎，多墜入水田而不能自拔。

王三善軍中有陳其愚者，為奢香所重用之漢族阿牧陳友德之孫（陳友德墓在大方六龍凰山下，人稱石羊墳）、為安國亨時水西四十八部“慕魁”（總理）陳恩之子（陳恩墓亦在六龍凰山下，人稱慕魁墳，見附後照片）陳其愚於王三善從貴陽發兵時詐降，得王三善信之，從而盡知王三善軍中虛實。王三善見士卒墜田，勒馬令退，陳其愚縱馬衝王三善墜馬，被夷兵俘送幫彥而誅之，王三善六萬官兵全軍覆滅（今黔西境留有王三善墓葬，彝人憤其格殺勿論，盡焚大方等惡毒行為，稱其墓為：劊手墳）。

內莊之敗，朝廷震怒，令蔡復一代王三善，圖復舉鎮壓奢、安。時有昆明傅宗龍上書：“在武定、尋甸、東川、沾益、羅平、普安、關索嶺、烏撒、安南等處為患男婦，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也。臣願以四川巡撫兼貴州監軍，滅此群醜”。帝大悅而起用之。蔡復一遂請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聽其賞罰。

公元1625天啟五年，傅宗龍誘斬水西將領陳其愚（《大定縣誌•卷一•輿地志•水道•烏西河》條亦有記述）。號稱西南官兵大將之冠的四川總兵魯欽，趁機渡河攻入織金，安幫彥佯敗黔西。魯欽追擊中，安幫彥伏軍突起，逼魯欽自刎於楊家海。

傅宗龍揣勢，上策曰：“蜀以屯為守，黔以守為屯；以守為屯者，先發兵據河，隨渡口之大小置大小寨；深溝高壘，置煙墩炮臺；令沿河習水戰，當賊耕薅，頻出奇兵擾之，賊不敢附河而居，而後可屯也”。屯之策：“一曰清衛所原田；一曰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盡舉屯田以授有功，不待招徠，戶口自實。時當閱三年，賊可盡滅也”。

上允。於是傅宗龍大舉守屯。

而今，貴州所有衛、所、屯、堡等名，無不起於斯時；且所有衛、所、屯、堡，無不在水邊良田、平壩肥土之地。在傅宗龍“以守為屯，割逆賊故壤”的政治、軍事壓迫下，貴州彝族人民從此徹底將祖祖輩輩開發出來的水邊良田、壩區沃土交給傅宗龍“獎授有功”而進入高寒貧瘠的烏蒙涼山。從此，高原彝家與衛、所、屯、堡中的移民客戶在經濟、文化上出現了“龜兔競走”之間的差距。

安幫彥被逐步深入之衛、所、屯、堡圍困而乞撫時，奢崇明老而無為，其子奢寅醉酒被刺。

明崇禎元年，明廷不顧安幫彥乞撫，令貴州巡撫傳諭安位：“擒安幫彥自劾捐除前罪”。次年，明廷起用朱燮元為五省總督用兵西南。朱深曉“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煙僰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遂用傅宗龍“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之法，遣兵四面攻擊，迫使奢、安分兵四應。至“力不支而皆被創”，退守川南後，被永寧總兵候朝柱、赤水總兵許成名集各路明軍，乘早霧投破五峰山，奢安兩軍數萬人馬被各路官兵夾擊，全軍覆滅於“徑長而狹，人馬不能容”的紅土川和鵝項嶺（見《蠻司合志•卷三》和《崇禎長編》）。

朱燮元用兵西南之時，深知熊廷弼在東北御女貞“喪師於外”；朝中客魏“專權於內”；西南奢安起義使明廷“根基大動”。

權衡局勢，朱總督取“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的“御夷之策”，使川黔稍得安定。

明崇貞三年三月，安位遣目把周世儒入貴陽議和，卻被王三善、魯欽生前爪牙、親信等切割分屍“臠而食之”。

朱燮元揣度事態，不得不殺貴陽千戶胡朝棟及為首者五人，表議和之心。

安位再遣目把左之賓至貴陽談判後，如約率48 目歸附，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朱總督方得置鎮西衛及五所，鎮水西；以宋萬化所營水東12 碼頭置開州。

崇貞八年安位卒，朝議郡縣水西地。朱燮元度夷情，裂水西疆域“稠呢戈則”（十二宗親）為十二州，以“十二宗親治之”。

《黔西志》對此說：蓋十二宗親，即十二則溪也。

“則溪”亦作“宅吉”，直譯作漢語“倉庫”。貴州彝族史上的“則溪制”，為政治、經濟、軍事三位一體的統治制度。史稱“土司制度”。以貴陽水西安氏大宅吉和水東宋氏小宅吉為例：各設有行政長官“穆濯”一；管糧草長官“扯事”一；管兵馬長官“罵色”一；各司其職責。

始於元代的“土司制度”，到明朝得以完備。

朱燮元裂定水西疆域後，以方國安、劉鎮藩，袁桂芳三副將分別鎮守十二州“諸蠻分治之地”。

兩年後，因方國安誘殺法沙土目（今大方理化），朱燮元被坐貶一秩，乃罷十二州，封安萬銓孫安世為貴州宣慰使。

安萬銓曾代兒孫輩幾次攝政，故《大定府志》和縣誌對其評價曰：“水西有宣慰以來，惟萬銓最賢”。

安世卒，萬銓曾孫安承宗襲；承宗卒，萬銓重孫安坤襲。

在明崇貞帝被闖王李自成起義軍攻破紫禁城自隘煤山（今故宮後山）後的第56天，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率部引清兵入關，對李自成義軍發起攻擊。

李自成撒離北京退經四川至湖北後，被殺害於九宮山。

吳三桂隨即領清兵入川鎮壓農民起義，殺害義軍首領張獻忠，迫使部將孫可望由黔入滇，聯合在西南的明朝抗清力量和各少數民族，堅持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征服鬥爭。

吳三桂在安坤資助下入滇後，“恐禍亂平而已兵權解”。常以“激叛諸土司”之策，圖實現其“欲專滇黔”而“取天下”, “事縱不成”則“劃長江而國”的分裂陰謀。

清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吳三桂蓄謀藉故：奏“安坤久蓄異謀，近聞刑牲祭鬼，將為不軌……又馬乃土目龍吉兆兄弟……繕器稱兵，逆行已彰……又烏撒土司安崇聖亦叵測，所當並圖收拾”。吳三桂接朝廷“悉心籌劃”的指令後，於康熙三年閏六月七日攻水西。

安坤憤其借聚族祭祖之故實施陰謀，聯合投入水西的明朝元江總兵皮熊和烏撒、水東各部，共同舉旗抵抗平西王吳三掛。

吳三桂親率雲南十鎮兵（按：一鎮十營，一營1.200人馬) ; 令貴州提督李本深率四鎮兵；令四川總兵劉之復率川軍入黔會剿水西、烏撒。

佈置雖定，可三路聲息不通。

吳三桂東進阿札屯（織金境）不克，趨水城命馬三保先出剿烏撒鹽倉，而後進搗安坤妻祿氏所居之以哪（織金境）；吳三桂率部過水城駐赫章接應。

赫章土目夜襲吳三桂軍營，被吳令炮擊潰；吳趨至納雍不得進，命炮擊馬鬃嶺，焚其廬舍、寨落，虜蔡家苗女三百押至軍中蹂躪；遂使人至鹽倉，召馬三保合力。

安坤得知，揮師至以哪與皮熊陳兵以待。

馬三保攻以哪戰不利，吳三桂率軍東出，攻果勇底（織金）被安、皮包抄圍戰。吳忙命炮擊之時，安坤揮師御而佯敗。吳三桂輕追中，被皮熊斷後。安坤回師，合圍吳、馬兩月不得進退，食將絕而外援不至。在水西地區開創了冷兵器智勝熱兵器的先河。

吳三桂被困中，得當地人謝應祥為說客，誘安坤頭目叉戛那作內應，致使安坤轉勝為敗，急奔以哪囑祿氏匿烏蒙。安、皮匿深箐。

吳三桂搜之獲皮熊，皮背立大罵，絕食十三日身亡後，吳三桂擒皮熊女婿趙然，一併殺活戮屍。

安坤入深箐中，從者九人，均鞍馬衣裝如一而莫能辯之。

吳三桂使劉奇追搜，於森林中獲一人急獻，此人自稱安坤。

吳三桂指叉戛那識之，方知為水西漢將程慕魁。

安坤迂迴至阿札屯時，所從九人，被吳三桂獲七人，皆自謂安坤；鹹為叛徒叉戛那所識而就義；其中有韓慕魁者，大罵叉戛那背主反叛義軍而慷慨就義。

安坤在被追危急之中，與所從二人投巖，坤懸半壁而被吳三桂戮之就義。

康熙四年，吳三桂遣李世輝率軍攻烏撒，安重聖遣祿昌賢憑險拒敵；李世輝不能克，又遣馬三保襲其後，合圍獲安重聖。

安重聖妻隴氏，郎岱土司隴安藩之妹；安重聖就義後，隴氏走郎岱。因吳三桂向郎岱索人甚急，隴安藩使曾在水西合圍吳三桂之隴勝進攻水西、畢節、烏撒之敵；自率所部攻安順。

吳三桂令雲貴兵合力會剿，隴氏雙雙退保郎岱後被困數日；潰圍中，隴安藩、隴勝和安重聖妻隴氏三人，被俘而殺之；以其地屬安順。

至此，安坤妾祿氏亦在烏撒被吳三桂獲之殺害，惟安坤妻祿氏攜幼子匿烏蒙、涼山而走免。

於是，吳三桂奏分水西為四府。

以大方城設大定府；取”大清皇帝兵威使水西大方得以平定”之意。

以比喇城置平遠府。

以水西城置黔西府。

以舊烏撒衛城置威寧府；亦取“大清兵威使烏撒得以安寧”之意。

遂安其心腹爪牙為四總兵鎮之，使飽受禍患的貴州彝族人民，從過去的土司農奴變為吳三桂的軍事管制奴隸。

安坤、安重聖起兵反吳三桂之舉，事先完全不可能意識到實際上是在“反抗吳三桂搞陰謀割據”。但這場戰爭的意義，實質上起到了反抗吳三桂搞陰謀割據稱王的作用。

總督楊茂勳可能意識到一點具體問題後，在其奏疏中雖汙衊貴州少數民族為“睚眥怒目而挺劍，喑鳴怒吼而彎弓”的“蠻苗”；但不得不陳述：“貴州一省，在萬山之中，苗蠻六處，言語不通，治之道不得不與中土異，當取兵不勞而坐安邊境之策”（見《清聖祖實錄》）。

公元1637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乘在昆明造成獨霸一方之勢而舉兵搞分裂。

當吳三桂自雲南出兵經貴州時，安坤妻祿氏力助已成人的安聖祖與烏撒總兵朱萬年抗擊吳三桂；當吳三桂為實現其陰謀，在湖南衡州建宮室稱周王時，坤妻祿氏協子率眾，攻殺吳三桂安置貴州畢節、大定、平遠、遵義、黔西、安順等地的爪牙兵將4.184人。

清軍入黔包抄湖南討吳三桂時，總兵蔡毓榮贊安勝祖攻吳賊甚力，授以烏撒土知府銜，且許事平後，“覆水西宣慰”。

吳三桂暴卒衡州後，清軍追剿其子繼位周王吳世藩時，安勝祖送款捐糧助之，率水西烏撒各部徹底擊毀吳三桂父子的割據殘餘勢力。

康熙特諭兵部派員“善為經劃”吳三桂實施的“割故壤”等事宜，兵部侍郎庫勒納到西南會同雲貴總督上疏：

“安勝祖宜去烏撒土知府銜，水西宣慰使仍以安勝祖承襲”（見清《聖武記，卷三》）。

至康熙三十七年安勝祖（彝名：額奮密鍾）卒，無子，乃改土歸流。

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是封建中央政權對產生於家族組織和血緣紐帶之上的彝族大家長頭人“紀慕”（苴莫）的授封與確認。

在歷史進程中，廢除日益腐朽的土司制度已成為歷史必然。

清代在彝族地區“改土歸流”，從康熙四年起在貴州施行，至雍正之際的公元1726年由滇黔桂三省總督鄂爾泰具體經劃實施，將隸四川的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直至公元1731 年，才得以在滇黔桂三省最後完成改少數民族土官為漢族流官309 處（見《簡明歷史詞典》“改土歸流條”)。

從此，改土歸流的大定府，正式轄黔西、織金（平遠）威寧三州和畢節一縣及水城一廳。今畢節地區赫章、納雍、金沙三縣，至民國時才分別由威寧、大方、黔西劃分設立。

《大定縣誌•水西安氏本末•下》總結說：“安勝祖卒，因無子承襲而改土歸流。於是，安氏為宣慰使者遂絕。然四十八目，多為安氏（宗親）為之，鹹自謂土目”；安氏自漢後主建興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凡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長水西，其受命於中朝，（其）號凡六（次）更稱蠻長、羅甸王、姚州刺史、順元宣撫使、貴州宣慰使、水西宣慰使；而於其國，常（稱首領）為苴莫不（更）改”。

若從公元一世紀東漢光武時的勿阿納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 年）的末代紀莫（君長）額奮密鍾（安勝祖）乏嗣停襲，實施“改土歸流”為止，其間1.600餘年傳65 代，為東漢盧鹿君長；蜀漢封羅甸國王；唐封羅殿王和姚州刺史；宋封矩州刺史；元封順元宣撫史；明封貴州宣慰使；清封水西宣慰使。但此間的彝族人民，卻不知道變更多次的封號官職含義是什麼。

對《大定縣誌》記述“號凡六更……而於其國，常為苴莫不改”加以推究，可知康熙之際的貴州彝族，對封建社會意識仍極為漠然。

彝文古籍記載的哎哺氏原始初民、尼能氏和實索氏原始社會母系時代先民、商末周初父系先民和秦漢唐宋時期宗法奴隸社會先民的遺骸、遺址、新舊石器等古蹟文物和陶文、碑刻等，已從貴州六枝桃花洞和攔龍橋彝文巖刻、盤縣大洞、水城硝灰洞、興義頂效、遵義桐梓、安順平壩等地方，先後不斷髮現。

在畢節地區境內出土的古人類遺址、遺物，先後在黔西沙井觀音洞發掘5次，共出土距今60萬年前的舊石器5000餘件；在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中水吳家坪，除掘出大量螺殼、獸骨等古人類食品殘棄物化石和晚期新石器外，還出土一批與西安半坡同類的陶器刻劃彝文；在赫章柯樂發現新石器、冶銅爐殘址和戰國墓、秦漢落邑遺址和大量銅、鐵兵器和用器；還在畢節青場、海子街、朱昌、龍場和大方城郊等處，先後發現古人類棲息遺址、食物化石和羅甸國治所遺址、姚州遺址等古蹟古物。

原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出版的《彝文指路經譯集》、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翻譯出版的《彝族指路叢書》、是西南各地彝族經師為死去的彝人舉行指路儀式所念誦的經典，每卷《指路經》都指往昆明以西最早的老祖宗發祥地，可按所指地名，繪出彝區各家支遷徙路線圖。

上述情況，足夠說明彝族源於雲貴川，曾活動於甘、陝地區。過去對彝族東來、西來、南來、北來等論說，在彝族歷史文獻中，查無線索。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中講到：“古夷人顓頊一支，自陝甘先入居川西北，繼而發展到川南一帶，後又向今雲南、貴州發展成為彝族遠古先民的一部分”的論斷，合乎彝族實索時代之後的父系希姆遮率部從陝甘返回川滇黔的歷史事實。但以此為“彝族北來說”的依據，是不充分的。

彝族古代社會統一體的形成，與直接從原始社會氏族制度逐步發展演化出來的宗法組織密切相關。

宗法組織的大家長或宗主、頭人即以主祭者為根據，被漢文史書稱為‘大小鬼主”的宗法奴隸制封國，只從蜀漢建興三年起算，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共有1.474年之久，受命於中朝之封號而世長貴州和水西。這種在歷史上為大國中小國；為封建大王朝之下宗法奴隸制小王朝；歷經征討攻伐，仍持續千年以上，保持其獨家統治的特殊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均實屬罕有。

實際上，貴州彝族政權，若上朔至勿阿納入“更糯”（晉樂）起計算，當有1.600 多年史實，載入彝漢史冊。難怪當今講論西南民族史和貴州歷史的學者、專家、無一不涉及彝族羅甸、水西政權。

—— 從權隸制向封建制轉化

中國古代史上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分期問題，史學界長期以來有西周、春秋，戰國、秦統一、東漢、魏晉等等六種見解（見《辭海•歷史分冊》）。

方國瑜先生主張彝族土官領主經濟時限為公元8——15 世紀；15——19 世紀為地主經濟。根據貴州彝族受歷代種種因素制約的歷史實際，筆者認為：到十七世紀初的清代康、雍“改土歸流”後，貴州彝族才拖著原始社會氏族制的尾巴，帶著奴隸制的殘餘向封建制轉化。元、明、清三代對彝族地區實行的“改土歸流”政策，最終未形成改變彝族社會性質已完成“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只能稱作：封建社會統治者從政治、軍事上強行摧毀宗法奴隸制的一種努力；彝族社會經濟基礎並未隨流官的統治而隨之提高；只能表明彝族人民在“改土歸流”之後，成為“土流並治奴隸”而倍加受壓迫剝削。

是時，貴州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形，可從大定知府徐玉章和巡撫賀長齡奏言中得以分析：“大定地高寒，婦女不知紡織棉布而轉購於他境，冬春之際，至有不衣不褲者，或凍餒以死”；又說：“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謀衣艱於謀食”。

可見，改土歸流後，貴州彝族人民在殘餘的宗法奴隸制土目和封建制流官的雙重壓迫剝削下，在飢寒交迫線上掙扎。

幸有航行呂宋（菲律賓）的商人於距今400年前將原產美洲的玉蜀黍（包穀）和馬鈴薯（洋芋）引種國內後，傳種到彝家山區獲高產，才促進了山區農產品收穫有所發展。不然，封建地主經濟在貴州彝族社會生活中恐怕難以很快確立。

文化，是評定社會進步的特殊標誌。歷史上貴州彝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壓迫，而且在經濟上受剝削，尤其是在文化上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貴州布政使溫福上奏：“苗地遍立社學，教訓無知愚苗開其智巧，將必奸詐百出。請密飭地方官徐行裁汰，則從學苗童自不禁而止，歲科兩試不必另設額數，則苗卷自難入科，亦不禁而退”。

因此，清代自乾隆至宣統共七世，貴州彝族能學成中科舉載入州縣誌書者寥寥無幾。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

清朝鹹、同年間，貴州苗族張秀眉、陶興春率先響應太平軍起義。大定、郎岱彝人繼之舉旗響應，合編為：苗軍大堂；夷軍二堂；仲家、穿青為三堂。堂官各率所部，以黔西北豬拱箐為根據地。哥老會成員赫章彝族基哉先生，任陶興春總部軍師，配合太平軍石達開部，轉戰遊擊，威震西南諸省。

大定白布土目安中和之妻楊氏繼其夫志，率領其舊部黃老外等眾，攻城襲營，堵截赴威寧組織鎮壓起義軍的貴西道鄧爾巽；協同起義軍反抗清廷。

豬拱箐起義軍根據地被清軍攻破後，楊氏、黃老外等眾，被鄧爾巽先後圍困、煙燻於大方以裡貓場黑泥大洞、馬場歹蘇洞和白布左家洞。楊氏被就地斬首，黃老外被解省究辦。

至今130年，上述各洞仍可見義軍遺骸遺物。

《鹹同貴州軍事史》是記載清廷鎮壓大平天國革命時期貴州各族起義軍的有力證據。其中第28—72 章分述對楊元保、燈花教、槓眾，紅、白、黃、青各號軍和石達開、白布安中和以及黃德粹等48 支義軍的用兵實情。透過封建統治者的辱罵詞語，可在其中認定貴州各族農民起義求翻身的偉烈功績。

至此，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及軍事征伐無所不用其極的歷代反動政權，把郭子章在《黔記》中描寫“貴州本夷地”的大好河山中生活的人民，置於劉深、劉國傑、王三善、傅宗龍、吳三桂、馬三保、鄧爾巽等歷代劊子手們的屠刀下。

光緒九年（1833）四月，清廷下令，強迫少數民族易俗改裝。從此，貴州彝族的好傳統習俗被禁止；彝家婦女脫掉裙子著長袍。所幸者，唯有堅持不肯包小腳。

1840年鴉片戰爭打響，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讓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入貴州，貴州各族人民飽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役。

1885年中法戰爭後，各國傳教士把被稱為“精神鴉片” 的宗教勢力，擴展到貴州各個角落。

其所謂湖南、廣西、雲南路線，不斷把鴉片、洋貨等帶毒害、剝削性的商品輸入貴州擴大市場，貴州彝族人民深受鴉片之害，洋貨囊括了民族地區財力和土特礦產及文化資源。

——辛亥革命時期

壓榨力越大，必然產生強烈的反抗。在中國神州大地即將產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陣痛中，貴州彝家兒女在長期壓榨下產生強烈的反抗力，他們堅韌不拔，前赴後繼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拼命鬥爭。

1905年“中國同盟會”組成後，貴州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張推翻洋人朝廷的革命團體應運而生。

郎岱彝族安健，成為貴州友助會主持人；後東渡日本加入孫中山“同盟會”；積極協助孫中山擔負與貴州“自治學社”的聯絡，指導貴州革命運動（見附後照片）。

當安健下孫中山命令達貴州後，自治學社即響應“武昌起義”。

當辛亥革命勝利和外蒙在沙俄支持下分裂祖國宣佈獨立的消息同時傳出後，貴州彝族代表人物安鍵、餘達甫等，選擇了支持孫中山和走祖國統一之路。安順、大定、榕江宣佈脫離清王朝，擁護孫中山，成立分府。大方分府革命黨中，安俊峰就是彝族革命代表人物。

歷史，總是在各種矛盾的尖銳對抗和衝突中前進，滿清王朝雖在1911年結束了進關260 年的統治歷史，但各種社會力量為登上歷史舞臺而逐鹿十分激烈。

1912年2月，貴州剛選舉出立法議員146名，雲南唐繼堯便率滇軍入黔，武力佔據貴州立法院，自稱貴州總督。

是時，新當選的議員推選曾在日本留學攻法津，回國參加辛亥革命，站在用政治和法津手段捍衛辛亥革命成果鬥爭前列的畢節彝族餘若泉（達甫，見附後照片）為臨時副議長（見《貴州文史資料》第七輯中黃濟舟遺稿《辛亥革命史略》）。

因此，唐繼堯誣衊貴州辛亥革命是“蠻夷大長，竊號自娛”（見《貴州文史叢刊》1981年三期）。於是，舉起屠刀，對貴州少數民族大加殺伐。

彝族安三妹、安桂林姑侄率眾反抗唐繼堯（見《貴州文史資料選集》3~4集中平剛、周素園文）；大方彝族黃濟舟帶領千餘人奮起響應，趕走知府。

唐繼堯害怕其鎮壓少數民族革命鬥爭的罪行臭名遠揚，諮文各省並呈北洋軍閥政府大總統和國務院電說：“安氏姑侄霸佔民業，圖謀不軌，恢復滿清”。多方掩蓋、辯護，說滇軍是“除暴安良”。

安氏姑侄英勇頑強，與滇軍死拼大小十餘戰，安三妹落人敵手，臨死不屈，被唐繼堯殺害於貴陽，辛亥革命黨人平剛、周素園和彝族安鍵、餘若泉（達甫）及安桂林等被迫轉移北京、上海等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唐繼堯《復國務院詳查安匪桂林赴京上牘電》說：“該苗蠻代表安鍵與桂林同族近支，安鍵等特為匪黨煽惑；……以至赴京上牘”。

安健先生是首批同盟會員，參加過欽廉起義、河口起義、廣州起義。辛亥革命勝利後，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貴州支部長；貴州討袁總司令；川邊宣撫使（見《貴州地方誌通訊》198 3年三期林仲明《安健》文）。

安健先生為革命積勞成疾，於1929年（民國18 年）10月12日在昆明逝世。在龍雲資助下，遺體移回貴州六枝故里安葬，國民黨追認其為：陸軍上將。

辛亥革命，給邊遠落後的貴州彝族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為後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救國、解放鬥爭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從1915年反對袁世凱復闢到1919 年“五四運動”拉開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至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貴州彝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祥，前赴後繼，革命情緒高漲。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堅持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的原則下，實行“國共合作”之前，就幫助孫中山於1921 年5 月創辦黃埔軍校。大方彝族楊伯瑤由廣州駐軍司令龍騰莊部，進入黃埔一期；畢業後參加北閥；解放後在剿匪和民族工作中，為黨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見附後照片）。

1925 年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於1927 年1 月12 日，開始把槍口對準共產黨和工農民眾。貴州彝族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紅軍長征在黔西北建立紅色政權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從此，拉開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序幕。盼星星，盼月亮，貴州人民終於盼到救星共產黨和領袖毛澤東。

1935 年，中國工農紅軍“龍騰烏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拂去烏蒙山厚重的歷史塵埃，彝族人民親自實踐和體會到“翻身、平等、作主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意義。

1936 年2 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在大方成立。黔西北彝族張海清、張孟生（即沈少友）父子、楊樹堯、萬里明、熊炳章、楊少武、劉彬文等隨紅軍隊伍爬雪山，過草地，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見附後照片）。

長征紅軍於1936 年3 月21 日最後離開貴州後，貴州彝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下，頑強堅持革命鬥爭。

中共上海局於1948 年派遣貴州六枝彝族地下黨員安毅夫（安健先生之子）回貴陽從事革命活動後，曾祕密去香港接受黨的指示，於1949年2月與姚國安等建立“中共貴陽特支”, 祕密與各地聯繫組織武裝鬥爭。

盤縣彝族地下黨員龍德霖和參加過滇軍臺兒莊抗日戰鬥的龍騰霄等，於1948 年8 月8 日組織盤縣遊擊團，與貴州保安22 師一團，興仁保警大隊，盤縣保警隊等反動軍警展開頑強戰鬥，先後作戰27次，殲敵711人。

威寧彝族地下黨員陸宗棠、陸思明、陸發奎、安啟崇、禹志超、盧濤等和參加過盧漢率領的60軍臺兒莊抗日戰鬥的盧嵩嵐，於1949年10 月前後組織、成立威寧遊擊團，先後與宋希廉殘部76師和李彌殘軍佟登文部，在滇東北、黔西北作戰，陸宗棠、陸發奎壯烈犧牲。

保護幾經危難的張承烈、田青等地下黨員平安脫險的金沙彝族李仿堯，憑正義豪爽、嫉惡如仇的性格和打獵練就的一手好槍法，拉起反蔣群眾武裝除暴安良，多謀果敢地指揮“智取雲臺寺”、“痛打保六團”等大大小小戰鬥，又為人民解放軍佔領金沙立下了卓著功勞（見《從彝族獵手到人民專員》文）。

由彝族地下黨員張承業擔任政委的以威寧窮苦彝族祿國忠為首的反蔣武裝“民主聯軍”，從1941年起，先後在滇東北彝良、威信、鎮雄和黔西北威寧、赫章一帶，與國民黨89軍343師6營，108軍239師和貴州保安二大隊，貴州保五團等反動軍警，展開殊死戰鬥，祿國忠於1849年7月25 日在鎮雄“八卡戰鬥”中壯烈犧牲。

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戰鬥在國民黨第一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今大方縣羊場壩烏鴉洞內）的川南地下黨羊場壩特支的大方彝族地下黨員羅明德（現在成都5701 廠離休）、張少模（現在畢節地區民委離休）等，為牽制敵人把機器空運臺灣和組織護廠及在農村開展活動方面，作出了卓越的鬥爭。

結 語

貴州彝族老紅軍、地下黨員、游擊隊和反蔣群眾武裝戰士等革命前輩們，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英勇奮鬥的豐功偉績，與歷代彝族先烈的歷史功績連在一起，構成了從古代到新中國成立之際千秋萬代永放光芒的貴州彝族歷史畫卷；它將激勵後人為本民族和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奮發圖強，譜寫貴州彝族歷史新篇章！

在救星共產黨的召喚下，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半個世紀以來，貴州彝族的幾代優秀兒女投身革命隊伍，努力學習，發奮進取；他們在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鬥爭中站在前列，衝鋒陷陣；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工作中艱苦創業，爭當勞模。在1957至1978的20年折騰動亂中，他們經受“左”的錯誤路線折磨和“文化大革命”的打擊。但他們以“母親打罵兒女不算帳”的豪情接受非常時期的洗禮，終於在貴州高原彝家山寨中磨鍊、成長出一批二三十歲的鄉科級幹部；一批三四十歲的縣處級幹部；十餘位四五十歲的地廳級幹部和兩位省級幹部以及一批高、中、初級專業技術人才。他們是新時期貴州彝族的脊樑，是譜寫貴州彝族歷史新篇章內容的樹造人。

一個民族的發展進步，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自己艱苦奮鬥打好物質和精神基礎；往前走向勝利。高原彝家明白清醒：外因不通過內因，是不能發揮作用的。知已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只要在平等下加強民族團結的政策不變，彝家苦也甜。

只要在安定中減少社會動亂的大局不變，彝鄉窮也美。

勤勞勇敢的貴州彝族，一定會自己邁步踏上前進的歷史快車，奔向四化明天！在貴州各民族歷史新篇章中展新顏！

（原稿載2000年3月《畢節地區民族研究》第1輯）

編輯：納吉茲莫

來源：中國彝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