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雍正推行“攤丁入畝”，淺談中國兩千年的“人頭稅”歷史'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第二，面對朝廷的賦稅壓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荒、逃稅，不斷有流民餓死溝壑，官僚階級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清史論叢》評價曰：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寬仁”治天下，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吏治腐敗，朝廷收入銳減。
面對以上問題，雍正登基後，在康熙“永不加賦”的基礎上，為了讓朝廷得以正常運轉，不得不千方百計實施賦稅改革。最後，雍正決定推行“攤丁入畝”。即，免除“丁賦”，將“丁賦”加到“田賦”之中。因為人口雖然變動很大，但土地是不變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擔賦稅的能力，而那些窮苦百姓手中沒有土地，則不需要他們再承擔人頭稅。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第二，面對朝廷的賦稅壓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荒、逃稅，不斷有流民餓死溝壑，官僚階級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清史論叢》評價曰：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寬仁”治天下，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吏治腐敗，朝廷收入銳減。
面對以上問題，雍正登基後，在康熙“永不加賦”的基礎上，為了讓朝廷得以正常運轉，不得不千方百計實施賦稅改革。最後，雍正決定推行“攤丁入畝”。即，免除“丁賦”，將“丁賦”加到“田賦”之中。因為人口雖然變動很大，但土地是不變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擔賦稅的能力，而那些窮苦百姓手中沒有土地，則不需要他們再承擔人頭稅。
因為“攤丁入畝”這項改革的本質，是把農民階級的人頭稅強加到地主階級的土地上去，因此觸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員均不願意執行此項改革。雍正利用嚴酷手段，迫使各地執行。到了乾隆登基時期，中原各地基本已經實現攤丁入畝。徹底廢除了2000餘年的人頭稅制度。
4.攤丁入畝的結果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役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田多者、有能力者承擔朝廷主要稅賦，使朝廷的收入增多。另外，不再收人頭稅，也就取消了人口的編審，底層勞動人民不再受人頭稅的束縛，相當於變相地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筆者針對雍正元年和乾隆元年，這13年內清朝國庫存銀和人口，做出下列圖表，可進行比對：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第二，面對朝廷的賦稅壓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荒、逃稅，不斷有流民餓死溝壑，官僚階級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清史論叢》評價曰：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寬仁”治天下，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吏治腐敗，朝廷收入銳減。
面對以上問題，雍正登基後，在康熙“永不加賦”的基礎上，為了讓朝廷得以正常運轉，不得不千方百計實施賦稅改革。最後，雍正決定推行“攤丁入畝”。即，免除“丁賦”，將“丁賦”加到“田賦”之中。因為人口雖然變動很大，但土地是不變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擔賦稅的能力，而那些窮苦百姓手中沒有土地，則不需要他們再承擔人頭稅。
因為“攤丁入畝”這項改革的本質，是把農民階級的人頭稅強加到地主階級的土地上去，因此觸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員均不願意執行此項改革。雍正利用嚴酷手段，迫使各地執行。到了乾隆登基時期，中原各地基本已經實現攤丁入畝。徹底廢除了2000餘年的人頭稅制度。
4.攤丁入畝的結果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役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田多者、有能力者承擔朝廷主要稅賦，使朝廷的收入增多。另外，不再收人頭稅，也就取消了人口的編審，底層勞動人民不再受人頭稅的束縛，相當於變相地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筆者針對雍正元年和乾隆元年，這13年內清朝國庫存銀和人口，做出下列圖表，可進行比對：
從上圖可以看出，從雍正元年到乾隆元年，短短13年內，人口增長了294%，國庫存銀增長了650%，攤丁入畝這項賦稅改革，功不可沒。
5.思考和總結
“人頭稅”成熟於戰國時期，終於康熙時期，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使2000年的人頭稅被廢除，積極意義有以下三點：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第二，面對朝廷的賦稅壓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荒、逃稅，不斷有流民餓死溝壑，官僚階級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清史論叢》評價曰：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寬仁”治天下，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吏治腐敗，朝廷收入銳減。
面對以上問題，雍正登基後，在康熙“永不加賦”的基礎上，為了讓朝廷得以正常運轉，不得不千方百計實施賦稅改革。最後，雍正決定推行“攤丁入畝”。即，免除“丁賦”，將“丁賦”加到“田賦”之中。因為人口雖然變動很大，但土地是不變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擔賦稅的能力，而那些窮苦百姓手中沒有土地，則不需要他們再承擔人頭稅。
因為“攤丁入畝”這項改革的本質，是把農民階級的人頭稅強加到地主階級的土地上去，因此觸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員均不願意執行此項改革。雍正利用嚴酷手段，迫使各地執行。到了乾隆登基時期，中原各地基本已經實現攤丁入畝。徹底廢除了2000餘年的人頭稅制度。
4.攤丁入畝的結果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役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田多者、有能力者承擔朝廷主要稅賦，使朝廷的收入增多。另外，不再收人頭稅，也就取消了人口的編審，底層勞動人民不再受人頭稅的束縛，相當於變相地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筆者針對雍正元年和乾隆元年，這13年內清朝國庫存銀和人口，做出下列圖表，可進行比對：
從上圖可以看出，從雍正元年到乾隆元年，短短13年內，人口增長了294%，國庫存銀增長了650%，攤丁入畝這項賦稅改革，功不可沒。
5.思考和總結
“人頭稅”成熟於戰國時期，終於康熙時期，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使2000年的人頭稅被廢除，積極意義有以下三點：
第一，因為攤丁入畝，使貧苦農民不用再承擔人頭稅，而官僚士大夫階級擁有大量的土地，田賦成為清朝稅賦的主要來源，減輕了百姓們的負擔。對於促進社會生產，釋放社會活力，緩和社會矛盾，有著積極意義。
第二，攤丁入畝讓老百姓徹底擺脫了人口對家庭的壓力，在此後的數年，人口持續增加。因為在農耕時代，沒有先進的機械，人口是社會的第一生產力。人口的增加，直接促成農業、手工業的大力發展，社會逐漸繁榮，促成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第三，攤丁入畝，是古代統治者對2000年來的賦稅制度的成功探索。攤丁入畝的成功，解放了百姓的生產力，再加上康熙的“永不加賦”，讓百姓對清朝統治者的擁護力度大大增加，加強了清王朝的統治。
《會典》曾評價攤丁入畝是“從古未有之善政也”，原文是：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者，有丁隨甲派者，有丁從丁派者，一省之內，則例各殊。……至此始歸劃一，從古未有之善政也”
導讀：“人頭稅”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西周末年，人頭稅開始萌芽，到了東周戰國時期，秦、魏、齊幾個強大的諸侯國都全面開始徵收人頭稅。秦始皇統一六國，苛稅猛於虎，人頭稅更是重中之重。這種以人口為基數來徵稅的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年間。雍正登基後，一舉廢除這一制度，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施行“攤丁入畝”。至此，擁有2000餘年歷史的人頭稅，徹底從中國歷史上消失。
1.農耕社會的財政收入：賦、稅、役
在古代，一個朝代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稅收。在農耕社會，商業並不發達，稅收的基礎主要靠人口和土地。在古代，賦稅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即：賦、稅、役。這三種形式的意義各不相同。賦，通常指以人口或土地為基礎來徵收的賦銀，如丁賦，田賦等，指收的是錢。稅，通常指以朝廷向百姓徵收的糧食，和今天意義不同。但賦賦和稅有時候是通用的，俗稱賦稅。而役，是在賦、稅之外另外徵收的，通常有兵役、丁役、勞役等。因此，人頭稅雖然被稱為“稅”，實際上最早是“賦”的一種。例如，秦朝時期，人頭稅被稱為“口賦”，清朝時人頭稅被稱為“丁賦”。
每個朝代，朝廷所收賦稅的比例也不同，其中，秦朝的賦稅比例最重。據《漢書·食貨志上》記載：
“秦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
也就是說，秦朝時期，農民要把每年收穫的三分之二都交給朝廷。如此繁重賦稅，百姓不堪重負，這也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漢朝，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減輕農民賦稅，施行“十五稅一”，也就是說，朝廷收稅的比例是農民全年所得的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以“輕徭薄賦”為理政綱領，施行“三十稅一”，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漢朝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隋唐時期，國家賦稅有了較大的發展，成年男子每年都要向官府上繳定量的布匹或糧食，還必須無償服徭役。但如果家庭條件殷實，可以用糧食或布匹來代替徭役，這就產生了“庸”，唐朝的“租庸調製”制度，就是從此而來。
宋朝沿襲唐朝的稅賦制度，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實行方田均稅，重新清丈土地，公平賦稅，但卻損害了部分士大夫的利益，最後被廢除。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漢人徵收的賦稅比例並不高，約佔7%左右，到了元朝末年，人頭稅猛增，再加上天災不斷，才有了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建立明朝，重視農桑，開始施行“四十稅一”，再加上其他雜稅，賦稅比例大約不到4%，賦稅比例低於歷史任何時期。因此，朱元璋才能迅速恢復生產，造就了“洪武之治”。
清朝繼承明朝的稅制，康熙五十年開始承諾“永不加賦”。但因為土地和人口並不均衡，官紳和士大夫擁有大量土地而納稅少，百姓沒有土地而納稅多，導致百姓不能承受賦稅之重，雍正實施“攤丁入畝”，緩解了社會的矛盾。
2.細說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古代以“人”為定額徵收的一種稅。人頭稅歷史悠久，不僅中國古代有，外國也有。例如，戰國時期，秦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大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人頭稅稅種。只不過當時不叫人頭稅，而是叫戶稅或口賦。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為了戰爭軍需支出，路易十四要求法國國民，上至貴族，下至貧民，不分老幼，都需要交納人頭稅。這和中國戰國時期的人頭稅制度非常相似。但不得不說，人頭稅固然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種辦法，但他忽略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隻考慮人頭，並不考慮個人的承擔能力。例如老人和孩子沒有生產能力，再例如沒有土地的農民也無法正常納稅。《淮南子》記載：
“頭會箕斂，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書，人責其稅。箕斂，似箕然，斂財多取意也。”
《淮南子》認為，秦朝時期按照人口來徵稅，朝廷就像拿著簸箕到民間去斂財一樣，是一種諷刺。
所以，到了漢朝，對此做出了較大的改動。把人頭稅分為兩種，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叫做“算賦”，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叫“口錢”。口錢的數額遠遠低於算賦。《漢書·高帝紀》載：“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即，劉邦規定，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需要繳納120錢的“算賦”，目的是為國家購買兵器和車馬。其實，到了漢文帝時期，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每人每年減到30錢。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因為軍事開支增大，又恢復到120錢。對於未滿15歲的兒童，不論男女，在漢朝每年都需要繳納20錢的“口錢”，後來也有變動，小於7歲的兒童不需要再交人頭稅。
漢朝時期的人頭稅，相比於秦朝，有了較大進步，因為考慮到了成年人和孩子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同。並且，對於56歲（後來改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不收人頭稅，也是一種進步。
在動亂時期，例如三國時期，戰爭多發，人口流動和變動較大，若按照人頭來收稅，有較大難度。當時普遍採取以戶為單位而徵收人頭稅，又被稱為“戶調”。這種方法，也被後期戰亂時期所通用。唐朝的時候，曾短暫地實行“兩稅法”，即按照田畝和財產的數量來徵稅，不對人頭進行徵稅，只對名下的土地和財物進行徵稅，這算是一種進步。不過，宋朝的時候，又增加了“身丁”稅，即20-60歲的男子，都需要向官府交稅，但各地、各年齡的收稅標準不同。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頭稅。
元朝時期，蒙古人實行等級制度。對蒙古人，不收人頭稅，而是以馬牛羊為基礎徵收稅金；對漢人，則徵收人頭稅。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雖然重視輕徭薄賦，但田稅和人頭稅一直都存在，明朝嘉靖年間曾創造了“一條鞭法”，是賦稅合併的一種進步。清軍入關後，田賦和丁賦分別收取。到了雍正時期，正式廢除人頭稅，開始攤丁入畝，把人頭稅折算在土地裡面，是古代稅制進步的體現。
3.雍正為何要廢除人頭稅
清承明制，朝廷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賦（人頭稅），也就是對土地和人口分別徵稅，康熙時期的稅制是以明朝萬曆年間的賦役州籍為依據的。隨著人口的增長，關於是否增加百姓的賦稅，朝廷上有了較大的爭議，最終康熙決定“永不加賦”。
其實，“永不加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熙時期，隨著清朝滅掉南明，平定三藩，統一臺灣，清朝已經沒有其他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清朝若想以滿洲人的身份持續統治中原，他們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才能取得漢人百姓擁護。在政治領域，康熙尊重孔子、拜謁明孝陵等，取得了部分讀書人的支持。而在經濟領域，康熙則公佈了“永不加賦”的決定，深得民心。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下詔：
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出自《清史稿·志九十六》）
也就是說，從康熙五十年以後，不管人口和土地如何增長，田賦和丁賦的數額不再增加，讓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晚年，雖然有了“永不加賦”，但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長，土地和人口造成的社會矛盾十分凸顯，這就造成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人口增長過快，但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官僚手中。農民人口增加，但手中卻沒有土地，農民承擔繁重的人頭稅，而因為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導致流民增加，盜賊四起，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第二，面對朝廷的賦稅壓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荒、逃稅，不斷有流民餓死溝壑，官僚階級為了完成賦稅任務，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清史論叢》評價曰：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有徵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第三，康熙晚年，以“寬仁”治天下，地方官員為了中飽私囊，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吏治腐敗，朝廷收入銳減。
面對以上問題，雍正登基後，在康熙“永不加賦”的基礎上，為了讓朝廷得以正常運轉，不得不千方百計實施賦稅改革。最後，雍正決定推行“攤丁入畝”。即，免除“丁賦”，將“丁賦”加到“田賦”之中。因為人口雖然變動很大，但土地是不變的。而且，土地都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承擔賦稅的能力，而那些窮苦百姓手中沒有土地，則不需要他們再承擔人頭稅。
因為“攤丁入畝”這項改革的本質，是把農民階級的人頭稅強加到地主階級的土地上去，因此觸犯了官僚和士大夫的利益，各地官員均不願意執行此項改革。雍正利用嚴酷手段，迫使各地執行。到了乾隆登基時期，中原各地基本已經實現攤丁入畝。徹底廢除了2000餘年的人頭稅制度。
4.攤丁入畝的結果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役歷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田多者、有能力者承擔朝廷主要稅賦，使朝廷的收入增多。另外，不再收人頭稅，也就取消了人口的編審，底層勞動人民不再受人頭稅的束縛，相當於變相地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筆者針對雍正元年和乾隆元年，這13年內清朝國庫存銀和人口，做出下列圖表，可進行比對：
從上圖可以看出，從雍正元年到乾隆元年，短短13年內，人口增長了294%，國庫存銀增長了650%，攤丁入畝這項賦稅改革，功不可沒。
5.思考和總結
“人頭稅”成熟於戰國時期，終於康熙時期，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使2000年的人頭稅被廢除，積極意義有以下三點：
第一，因為攤丁入畝，使貧苦農民不用再承擔人頭稅，而官僚士大夫階級擁有大量的土地，田賦成為清朝稅賦的主要來源，減輕了百姓們的負擔。對於促進社會生產，釋放社會活力，緩和社會矛盾，有著積極意義。
第二，攤丁入畝讓老百姓徹底擺脫了人口對家庭的壓力，在此後的數年，人口持續增加。因為在農耕時代，沒有先進的機械，人口是社會的第一生產力。人口的增加，直接促成農業、手工業的大力發展，社會逐漸繁榮，促成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第三，攤丁入畝，是古代統治者對2000年來的賦稅制度的成功探索。攤丁入畝的成功，解放了百姓的生產力，再加上康熙的“永不加賦”，讓百姓對清朝統治者的擁護力度大大增加，加強了清王朝的統治。
《會典》曾評價攤丁入畝是“從古未有之善政也”，原文是：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者，有丁隨甲派者，有丁從丁派者，一省之內，則例各殊。……至此始歸劃一，從古未有之善政也”
但是，作為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改革，攤丁入畝也有它的歷史侷限性。首先，這項改革是出自統治者增加稅收、緩和社會矛盾的利益需求。其次，在攤丁入畝的過程中，原來的“田賦”大大增加，本質上和康熙的“永不加賦”相悖，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最後，攤丁入畝並沒有解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地主還是地主，農民還是農民。農民為地主種地，地主為了獲取最大價值，更大程度地剝削佃戶，這種改革並不徹底。
但這些侷限性，並不能否定“攤丁入畝”的歷史貢獻，總體來說，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徹底廢除人頭稅的做法，是中國歷史，乃至中國賦役史上的一次較大進步，影響深遠。
本文參考資料：《清史稿》《清史論叢》《清世宗實錄》《會典》《漢書》《淮南子》《漢儀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