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書與叢書是我國古代兩種不同的圖書編纂形式，在我國古代文化傳播中的具體作用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即從三個方面對兩者的作用試作比較。
一、在保留古代文獻上的異同
類書與叢書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在古代文化的傳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可以說都功不可沒。類書是將各門類或某一門類的資料，按照類別或韻目等方式編排、以便尋檢的具有工具書性質的書籍。由於類書是從當時所能蒐集到的書籍中輯錄有關字句、片斷，甚至整部書而形成的，所以，每部類書實際上都是對其以前所存在的某些書籍的另一種形式的保存。事實也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由於天災人禍等原因，古代的許多書籍已經失傳，但由於輯錄其書的類書還在，其書的內容便可以通過類書保存下來。《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敘》就曾指出：“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保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璧，至捃拾不窮。”阮元序《仿宋刻〈太平御覽〉》在談到《太平御覽》的價值時也說：“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種矣。”
正是由於類書中保存了許多佚文的內容，所以，後人常常依據類書輯錄已經失傳的書籍。如明代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許多詩文便是取自《藝文類聚》。清代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不少材料是由《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裡錄出的。另外，如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孫星衍輯《蒼頡篇》等等，無一不憑藉於這些有名的古代類書。直到近代，魯迅輯《古小說鉤沉》，內容的主要來源，也是《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而《永樂大典》等大型類書，更為學者們所重視。從這部類書中，後人曾輯出多種佚書。只在編輯《四庫全書》時，當時的學者便從該書中輯出佚書388種，現代人朱啟鈐、劉敦楨也從該書中輯出元代薛景石所撰的工程書《梓木遺制》，胡道靜從該書輯出宋代吳懌所撰的農藝書《種藝必用》以及元代張福所撰的《種藝必用補遺》，等等。
類書還可校勘古籍。古代書籍，有的儘管沒有失傳，流傳於世，但由於年代久遠，多次傳抄傳刻，難免出現錯誤、脫落和倒簡，所以需要校勘。而類書常被人們認為是作校勘的最好的參照書。這是因為，類書徵引古籍，用的都是當時或更早的版本，而越早的版本，傳抄傳刻的次數就越少，出現錯誤的機會也就越少。清代是校勘之學最興盛時期，其時，學者們無不重視類書在校勘中的作用。譚獻在《復堂類稿·日記》卷一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讀書雜誌》校《大武篇》，補脫最為有功，只是細考舊類書耳。”譚獻在此談到的是這樣的情況：《逸周書·大武篇》中當時存本脫落375個字，前後已無法銜接。人們在此處多次刪改，終不能釐正。王念孫根據《北堂書鈔》武功部所輯錄的片斷，對此作了校補，使《大武篇》恢復了原來面目。這只是其中一例。通過類書而校勘過的古籍很多，因此範希曾在《書目答問補正》中才這樣估價類書價值，他說：“古類書不特所引佚文足資考證，即見存諸書，亦可訂正文字異同。”
叢書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同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叢書所保存的往往是古籍中的善本、珍本、孤本。眾所周知，一部古籍在長期流傳中，在多次傳抄、傳刻中，難免發生脫漏、刪節以及形近字混淆等現象。因此可以說，距離出書年代越近的版本越接近原著的面目，越可靠，也就是“時近跡真”。從這個意義上說，叢書所收載的古籍比流傳下來的單行本更有價值。這是因為叢書收集的版本往往是在當時諸多版本中進行選擇並經過校勘的版本。特別是在清乾嘉時代所輯叢書都是當時的藏書家、校勘家和學問家所匯刻的。如黃丕烈的《士禮居黃氏叢書》、孫星衍的《岱南閣叢書》、盧文弨的《抱經堂叢書》、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孫繼涵的《微波榭叢書》等等。經過這些學問家校勘訂正的古籍，其價值便遠遠高於同時代流行的其它版本，這是毫無疑問的。
其次，叢書比單刻本更易於流傳。部頭越大的書，越易於受到重視，越易於保管，這是人人都首肯的簡單道理。叢書在實際生活中，正是適應了這個簡單道理。那些諸如反映風物民情、山水地誌、寺廟宮觀、技藝弈博、瑣事異聞、茶酒志怪等“雕蟲小技”的作品，篇幅短小，沒有機會單刻，極易散失。但如果把它們通過叢書的形式彙集起來，就會流傳下來。那些不著名的詩文別集，以及唐宋以來複雜繁多的筆記雜著也是如此。沒有叢書，他們就很難存在。如我國最早研究水稻種植的專著，即明代黃省曾的《稻品》，篇幅僅一卷，從無單刻本，在那個不甚重視科技的時代，這樣一部著作是很容易失傳的，但《廣百川學海》、《百陵學山》、《夷門廣牘》三部叢書裡收集了該書，就使該書流傳下來。還有一些書，當時雖然有單刻本行世，隨著時間流逝，單刻本逐漸罕為人見了，但在有關的叢書中，人們就可以找到它們。如宋代唐積的《歙州硯譜》和米芾的《硯史》，雖然前者有明華氏刻本，後者有宋刻本，但已很難見到了，而在《百川學海》、《學津討原》、《說郛》、《美術叢書》中，都可以查到它們。有人做過統計，我國流傳下來的古籍圖書約10萬種左右，其中收入叢書中者約8.5萬種。賴單行散刻流傳者，為數僅1.5萬種。可見，古籍叢書在整個中國古代典籍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清代學者李慈銘說過：叢書刊刻，使古代典籍“存者得以不墜，著述之未成者薈萃而可傳”，“叢書之功，在天下為最巨。”
二、在為研究工作提供服務上的異同
類書是具有百科性質和資料彙編性質的書籍，在進行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類書可以為查找資料起“索引”作用。研究古代文化，必須蒐集有關文獻資料。類書是按照門類或韻目編排的，便於在需要時進行查找。雖然類書上的資料都是第二手的，但由於類書所輯錄的內容通常都註明出處，可以按著出處去核對原文，這就免去了人們漫無邊際地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尋找資料的辛苦，省時省力。
其次，類書也可以直接提供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資料。有些被類書輯錄過的書籍，由於歲月流逝而失傳了，其內容依賴類書得以保存，所以，古類書所輯錄的內容就成了僅存，古類書就置代了第一手資料，直接為研究提供服務了。
最後，類書也可以解決學術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如，蔡元培在1919年辭去北大校長時，曾以“殺君馬者路傍兒”為喻，婉謝別人對他的挽留。此語何義？是怎樣一個典故？在新舊辭書中均查閱不到。然而翻檢類書，問題得到了解決。《藝文類聚》93卷和《太平御覽》897卷俱引漢應劭《風俗通》，輯錄了此典。原來此典是說，某長吏長期在廄中用豐美的飼料餵馬，使馬長得肥壯卻極少外出示人。後馬外出時因一小兒在路旁觀看而驚死。此典深寓“愛之適以害之”之意。此典後被收入《辭海》修訂本中。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也是膾炙人口的，但《三國志》卻無此記載。翻閱《初學記》可在戚部中查到此典並可明瞭出處。此外，不瞭解“指南車”的由來，查閱《北堂書鈔》的“車部”就可以找到記載；不瞭解“寒食”是怎麼回事，翻一翻《初學記》的“歲時部”就可以找到有關寒食的傳說和古代民俗的描述，如此等等。
叢書是多種圖書的彙集。叢書的編輯規模有大有小，大的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幾乎收錄了當時的大部分圖書，小的可能只輯錄了幾種圖書。但不管規模大小，所輯錄的圖書之間一般都有聯繫，或是圖書性質上的，或是圖書內容上的，或是圖書作者方面的。叢書中所收集圖書之間的聯繫，為研究者研究一定的學術問題提供了方便。如，要研究某地區某學人的學術思想，就可直接翻閱專門輯錄本地學人著述的叢書，不必費心四處尋找。要研究中國古人對醫學的研究狀況，也不必在浩翰的古文書籍中一部一部地尋覓，找一部輯錄古代醫學著作的叢書即可。所以，有人說，備有《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這三大部古籍叢書，就基本上具備了研究我國古代文史哲一般問題的條件。因為這幾部叢書可解決70%到80%的資料問題。這個說法是站得住腳的。如果不是泛泛地研究古代文化，而是具體研究古代文化中的一個課題，那麼，那些專門性的叢書就可以幫助研究者解決大部分資料問題。如一個研究我國古代語言文字學的人，如果具備了《音學五書》、《澤存堂五種》、《楝亭五書》、《小學匯函》、《許學叢書》5部叢書，就可以做到大部分資料不再外求。正因為叢書有如此功用，所以，張之洞對叢書是極為推崇的。他曾說：“為學者計，止有多買叢書一法，購得一書，即具數種或十數種……學者過市遇叢書，可檢其目，多古籍者，萬不可忽。”
三、對現代圖書編纂影響上的異同
類書與叢書，作為兩種不同的圖書編纂形式，對現代圖書的編纂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類書奠定了中國現代百科全書的基礎。從內容上看，類書分為兩種，一種是單類的專題性質的，一種是囊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切知識的，前者如《藝文類聚》、《太平廣記》等，後者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後一種類書的內容“區分臚列，靡所不載”，“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十分接近現代的百科全書。從形式上看，類書輯錄資料有的是採取分類編錄的方式，有的是採取韻編方式，有的則是以數目字來編錄資料的。分類是類書的一般編錄形式；韻編類書較之類編更便於尋檢；以數目字來編錄類書，則是以數字為綱，聚集事實，也是便於檢索的形式之一。從用途上看，編纂類書有的是供一般檢索用的，有的是為詩文取材用的，有的是為科舉考試用的，有的是供啟蒙用的，也有的是供家常日用的。也與現代百科全書的用途十分接近。所以，人們一直把類書稱為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圖書。《英國百科全書》在介紹百科全書的歷史時，列舉了我國古代《藝文類聚》等二十餘種著名類書，其中明代的《永樂大典》被西方稱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我國現代百科全書事業的奠基人姜椿芳也曾讚揚過《永樂大典》是“世界百科全書史上一顆燦爛的明珠”；而我國清代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則被西方學者徑稱為“康熙百科全書”。
誠然，古代類書與現代百科全書是有區別的，不能說我國現代百科全書就是由古代類書直接發展而來的，但現代百科全書與古代類書的發展聯繫又不能妄然切斷。在古代類書與現代百科全書之間存在著一條文化發展的軌跡。可以這樣說，中國現代百科全書的誕生，不只是來自世界百科全書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古代類書孕育、影響的結果。
叢書則是更有生命力、更為後人重視的圖書編纂形式，對現代圖書編纂的影響尤大。首先，它的形式適合現代文化發展的需要，繼續為人們利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重印、重輯的各類古籍叢書已超過二百餘種，並且產生了巨大影響。比如，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該書按照中國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將資料系統而完整地收集到了11個分輯之中，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和《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也是這樣。前者彙集了唐至清代的有關小說、戲曲、作家傳記等重要筆記雜著37種；後者彙集了自劉勰《文心雕龍》到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的歷代詩話、詞話39種，成為該方面研究人員重要的學術參考書籍。其次，古籍叢書的編纂方法為現時人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鑑。人們從古籍叢書的編纂中不斷總結經驗，使叢書在專門化方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建國以來，特別是80年代之後，我國幾乎在各個學科、各個領域，都有專門性叢書出版。如在文學領域，有匯萃文學作品的叢書，像《當代作家自選叢書》、《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有文學研究方面的專門叢書，像《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叢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等。再如歷史學科，有反映整個中國歷史常識的叢書，有專門輯錄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叢書，有些朝代還有反映各個皇帝傳記或軼事的叢書等等。
綜上可見，類書與叢書在古代文化的傳播中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並對現代圖書的編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我國古代兩種重要的圖書編纂形式。
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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