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邵雍根據先天《易》學和佛教輪迴說，創立“元會運世說”，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循環往復的過程，而宋朝是“帝道可舉”的時代。元會運世說是主觀臆想的產物，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與宋代其它理學大師不同的是，邵雍獨樹一幟，另開生面地闡發神奇古奧的先天象數學。他從先天象數中推衍出社會歷史運行的法則，認為歷史的過程就是循環往復和輪迴流轉，稱之為“元會運世說”。本文擬對此說之實質予以揭示。
邵雍字堯夫，號康節，河南人，北宋中期著名理學家。他的理學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著作《皇極經世》一書中。該書以《易》為核心，融儒、釋、道於一體，在先天象數學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元會運世說”就是先天象數學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邵雍通過對“宓羲（即伏羲）先天之旨”的推衍，①構造了獨特的宇宙演化模式，邵雍認為，天地萬物在形式上各異，但都統一於“道”，而“道”是可以通過“觀物”去覺悟的，如果用道去考察世界萬物，則上可以推知事物的過去，下可以預測事物的將來。這個道在他的“先天象數圖”中就可以體現出來，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會按照他的先天象數圖所示的規則運行變化，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規律一樣跳不出他精心設計的象數圖的軌跡。
邵雍將時間歷程劃分為元、會、運、世四個單位。一元為十二會，一會為三十運，一運為十二世，一世為三十年，故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將十二會分配到十二屬卦中，根據陰陽消長，便知道每一元也就是具體世界的一次生滅。邵雍認為時間是無限的，十二闢卦無休止地循環下去，世界也不斷地產生和消失。具體地說，邵雍將自唐堯以來的歷史納入他的循環說中，根據邵伯溫（邵雍子）綜合《皇極經世》所制《經世一元消長三數圖》，現世界所屬之元各會可考如次：②
“開物”指這一元世界的開闢，其會在寅，其卦在泰；“閉物”指這一元世界的壞滅，其會在戌，其卦在剝。邵雍把唐堯時代列於乾卦的九五，作為“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的盛世，而唐堯以下的全部歷史的總趨勢則在退化，今不如古，古不如前，符合了道學家所謂三代以下天地人心不過是“架漏牽補”的退化史觀。③
但在一元之內的歷史中也還有小循環，邵雍以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這一段先秦史就是一個小循環。從皇到伯是退化的過程，三皇是“能大，廣大悉備而固為、固有者”，五帝是“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三王是“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而五伯則只“借虛名以爭實利”，正好是韓非“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④的註腳。邵雍又認為先秦的皇、帝、王、伯都各有其道，是“聖人之時”，聖人之道與昊天之時一致，所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故“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邵伯溫：《經世一元消長三數圖》）
戰國以下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總之，這一大段歷史無聖人出世，只是“冬之餘冽”、“日月之餘光”之類，已不受上天的青睞，五代十國是黑暗的子夜，等待的即是日之東昇，聖人降世，這個新時代就是大宋王朝，所以邵雍說：“苟有命世之人繼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他說，象這樣一個時代，雖因總的退化趨勢而再難返至皇道，人心不似以前，但“帝道”之世則是可以達到的。以上就是邵雍的元會運世說。
邵雍的元會運世說首先是佛教輪迴說的改造和再版。邵雍對佛學有很深的研究，邵伯溫說他：“論文中子（即王通）謂佛為西方聖人，不以為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⑤宋代士大夫們不公開宣稱自己的思想與佛教和道教的關係，是時代的風尚，但邵雍通佛學則是事實。在佛經中會看到如下宇宙輪迴說：
“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有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劫也。”⑥把宇宙分為創始（成），穩定（住），毀壞（壞），消滅（空）四個階段，這是所謂“劫”。宇宙消滅後，又從頭開始創生，再歷成、住、壞、空，如此循環不息，無限地延續下去。這種無限又排除了任何變化、改動，一切過程都只是以往過程的簡單重複，在“劫”難逃，一切都是“註定”了的。
顯然，邵雍的元會運世觀受了以上輪迴說的啟示。邵雍的“元”，相當於佛教的“劫”，春夏秋冬與成住壞空相對應。不過，在一元之內的時間計算上，邵雍採用了天人合一的“四柱”法，用年、月、日、時之總會法給歷史算命，給未來推運。元、會、運、世的關係是年、月、日、時的比例的放大，所謂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時，再乘三十（相當於月運行一週），即得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⑦
那麼邵雍如何解釋一元之內的盛衰興敗呢？他用的是先天易學之法。這個方法中既有卦象法，又牽涉到所謂象數問題。據傳邵雍的師承可上溯到陳摶，“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⑧邵雍的先天學就是在陳摶“先天圖”的啟示下“發明”的，所以朱熹也說：“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陳希夷（即陳摶）。”⑨陳摶是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學者，精內丹，據傳作“先天太極圖”於華山石壁，以闡內丹之旨，（見圖1）：⑩
（邵伯溫：《經世一元消長三數圖》）
戰國以下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總之，這一大段歷史無聖人出世，只是“冬之餘冽”、“日月之餘光”之類，已不受上天的青睞，五代十國是黑暗的子夜，等待的即是日之東昇，聖人降世，這個新時代就是大宋王朝，所以邵雍說：“苟有命世之人繼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他說，象這樣一個時代，雖因總的退化趨勢而再難返至皇道，人心不似以前，但“帝道”之世則是可以達到的。以上就是邵雍的元會運世說。
邵雍的元會運世說首先是佛教輪迴說的改造和再版。邵雍對佛學有很深的研究，邵伯溫說他：“論文中子（即王通）謂佛為西方聖人，不以為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⑤宋代士大夫們不公開宣稱自己的思想與佛教和道教的關係，是時代的風尚，但邵雍通佛學則是事實。在佛經中會看到如下宇宙輪迴說：
“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有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劫也。”⑥把宇宙分為創始（成），穩定（住），毀壞（壞），消滅（空）四個階段，這是所謂“劫”。宇宙消滅後，又從頭開始創生，再歷成、住、壞、空，如此循環不息，無限地延續下去。這種無限又排除了任何變化、改動，一切過程都只是以往過程的簡單重複，在“劫”難逃，一切都是“註定”了的。
顯然，邵雍的元會運世觀受了以上輪迴說的啟示。邵雍的“元”，相當於佛教的“劫”，春夏秋冬與成住壞空相對應。不過，在一元之內的時間計算上，邵雍採用了天人合一的“四柱”法，用年、月、日、時之總會法給歷史算命，給未來推運。元、會、運、世的關係是年、月、日、時的比例的放大，所謂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時，再乘三十（相當於月運行一週），即得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⑦
那麼邵雍如何解釋一元之內的盛衰興敗呢？他用的是先天易學之法。這個方法中既有卦象法，又牽涉到所謂象數問題。據傳邵雍的師承可上溯到陳摶，“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⑧邵雍的先天學就是在陳摶“先天圖”的啟示下“發明”的，所以朱熹也說：“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陳希夷（即陳摶）。”⑨陳摶是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學者，精內丹，據傳作“先天太極圖”於華山石壁，以闡內丹之旨，（見圖1）：⑩
據後人研究，該圖有“太極含陰陽，陰陽含八卦之妙”，是對《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闡釋，此圖式還用以表示陰陽二氣消長的過程，以陰陽環抱為太極，以八卦之象表示二氣之消長。(11)
陳氏的先天圖經過邵雍的“發明”，衍成了先天十四象數圖，其中有所謂“伏羲六十四卦圓圖”（見圖2）。這個圖據說是邵雍借易以發揮的宇宙演化圖。(12)邵雍認為六十四卦由陰陽交錯、一分為二而成：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易六位而成章矣。”六十四卦可以概括萬物的象，最後一卦是“未濟”，意味著下一輪循環又從頭開始，這樣一來，恰恰同佛教輪迴說殊途而同歸。邵雍從六十四卦中挑出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遁、否、觀、剝、坤，分別同十二天干的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對應起來，形成以下序列：
當然，把經歷過的朝代如何安排在“消長圖”中，靠的是作者的悟性。從“一元消長圖”上很難看出問題，因為唐堯屬傳說時代，經歷一萬八千年（一會）到夏，時間上無從考究，從夏殷至當代（宋），只歷三千年左右，遠不到一會的年限，以後如何“閉物”，那已是多少年以後的事，誰也一時抓不著把柄。問題在於，邵康節把從三皇五帝至先秦三王、五伯的歷史定為一個小循環，除了他以天之四時來比附以外，到底從什麼“卦理”中可以推知，後人就無法弄清楚了，至少在“圓圖”中是看不出的。邵雍說：“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推此以往，物奚逃哉？”認為通過卦象是能夠“順觀”和“逆推”的，天地的造化之機是可以掌握得到的。但他又說：“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說的很玄，即是講只有“聖人”才能通造化玄機，所以，先天學是“心法”之學，“圖皆自心中起，萬物萬事，生乎心也”，因此，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口授心傳才能通其奧妙。
必須指出，邵雍象數學中的一切象數，並不含有物質範疇以及任何客觀規律的意義，象數學把離開了物質而擬定的體性或安排的象數系統說成是絕對真理，都不過是一種主觀的猜測，並不是從客觀事物中正確地抽象出來的，因而也絲毫不會反映客觀事物的變化發展。如果說《易》之象數，在某種意義上是試圖回答客觀物質世界的統一性，還具有一定的辯證思想的話，那麼邵雍所用的象數已經遠離了《易》的本來面目，它只是將一些毫無聯繫的數字或符號隨心所欲、想當然地拼湊起來，跨進了神學的門檻，陷於了形而上學的泥潭，與真實的世界大相徑庭了。邵雍曾自詡他的先天圖乃“無字天書”，“圖雖無文，而吾終日言而未嘗離於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這是他誤入歧途而不覺，他只不過想在屋中規劃宇宙發展的方向和社會運行的規律罷了。就他關於“小循環”中的各代歷史概括也多是想當然之事，而秦以後，漢代是王而不足，唐屬漢之弟，根本不著邊際，而晉、三國、十六國、隋末等時代均屬“伯”之類，這是任意擺佈；他預言宋王朝將是聖人將出的時代，而事實上宋與遼、金、夏爭敵始終，統一都沒達到，倒有點象他所列舉的“伯”之餘孽，哪有日之東昇的味道呢？《皇極經世》中還列舉了諸多象數的例子；同樣十分荒唐。比如說：“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紋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於指掌矣。”又說：“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是以人之肢體有四而指有十也。”又說：“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月望而日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如此之類，通篇牽強黔會，沒有科學價值，同漢代讖緯學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邵雍的學說竟然流行於當世，士大夫奉若抻明，南宋朱熹還讚揚它“思之至深”並“有可驗看”，朱熹說：
“邵康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個大辟，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虹峰（胡宏公元1105或1102-1161年）所謂一氣大息，震盪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也。”(13)朱熹引用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來證明邵雍的循環說，立場不同，結論全非，使科學成為神學的奴婢。但朱熹的論證未免薄弱。
邵雍的思想十分類似法國古生物學家居維葉的“災變說”。居維葉認為，地球形成以來，經歷過十多次重大災變，一切生物消滅淨盡，然後又重新產生。(14)這完全是反科學的。恩格斯評價道：“居維葉關於地球經歷多次革命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它以一系列重複的創造行為代替單一的上帝創造行動，使神蹟成為自然界的根本槓桿。”(15)恩格期對於居維葉災變說的評價同樣適用於邵雍的元會運世說。在邵雍那裡，“神蹟”不再是上帝，也不同於漢代赤裸裸的神學目的論，它似乎來源於正統經典《易》學，因而也具有更豐富的“邏輯”性的思辯性，欺騙作用更大。
然而，邵雍的元會運世說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事實是最生動的回答，宋朝並沒有象先天學所推衍的那樣，是日之東昇，聖人降世的時代，是“三變而帝道可舉”的盛世，終宋近三百年，積弱多弊，憂患叢生，民族矛盾的複雜尖銳達到曠古未有之程度，在軍事上更是軟弱無能而呈不出一絲陽剛之氣來。元代趙友欽懷疑道：“近世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宇宙之始終，世人多信其說，以愚觀之，實不可準。”(16)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批評道：“天地本無起滅，而以私意滅之，愚矣哉！”(17)王夫之用“以私意滅之”來駁斥，擊中要害，揭露了元會運世說主觀臆想的本質。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將《皇極經世》列在儒家著作之外，而歸於“術數類”，這不難看出其用意何在。
如果根據邵雍所處的社會環境來考察邵雍先天學的實質當更能說明問題。邵雍生活於北宋中期，主要活動在仁宗、神宗二朝。他終生沒有做過官，在政治上沒有露面，但朝中官僚曾多次薦舉過他，推薦他的人都是當時政治上有名望的大臣，如王拱辰、呂公著、祖無擇、富弼等人。(18)邵雍因各種原因沒能在朝廷中供職並非出於他特別的寧靜澹泊，而是因為他以隱逸的身份居住在洛陽有特殊的便利。他實際上經常奔走於豪門之間，甚至“其家婦姑妯娌婢有爭競，經時不度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於是酒餚競進，饜飫數日，復遊一家”，(19)利用他那一套獨特的“本領”去息事寧人、討人歡心，完全是門前食客的生活。仁宗朝，王拱辰給他修屋，富弼為他買園；神宗朝，司馬光等二十餘家替他買下“七千餘步平流水”的大宅園。由於邵雍的安樂窩處處掛上了朝中大臣的戶名，避免了種種科調之虞。由此可見，邵雍雖然“隱居”洛陽，其實由世家豪族供養，優越的經濟地位也成為他政治上守舊的根源，他曾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他與司馬光等人密切往來並表露過他的政治傾向，詩曰：“雞職在司晨，犬職在守禦，二者皆有功，一歸於報主。我飢變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無纖毫，功德補於時？”(20)可見邵雍是時刻不忘“報主”之恩的。他在政治上不登臺亮相，只是看清了朝中派系鬥爭的險惡殘酷。他的忠君是通過另一條道路來實現的。當時，北宋統治階級面臨著內憂外患，為了挽救統治危機正在尋找出路，“慶曆新政”、“熙豐變法”就是統治階級調整統治以穩定社會的嘗試。另一方面，為了從思想上麻痺廣大人民，他們在製造一套比前代更成熟、更隱祕的政治神學，這就為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土壤。周敦頤、二程、邵雍等為理學的奠基作出開闢之功。周敦頤著《太極圖說》、《通書》，論“無極而太極”，開理學本體論之先河；二程論證“理即道”，以理為世界之本源，將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提到本體高度，用以證明封建制度的神聖合理；與周敦頤、二程不同，邵雍鑽研先天象數學，發揮“先天圖”之旨，從象數角度證明當時的社會存在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先天學同樣宣揚“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萬物則異矣，其於道一也”，將“道”置於萬物之上，這與二程的“理即道”是相似的；而邵雍所謂“萬化萬事，生乎心”的命題則一度成為陸王心學的衣缽。所以，邵雍也被奉為理學的鼻祖。
綜上所述，邵雍的元會運世說是宋代特定的社會環境的產物，它雖宗《易》而實無關於《易》，完全是出乎他的主觀想象；象五德終始說、讖緯迷信一樣，元會運世說與科學無關，與社會發展無必然聯繫，它不過是邵雍的衣食之源，是鞏固封建統治和欺騙人民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武器。
註釋：
①《宋史》本傳，卷四二七。
②參見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捲上冊，第533頁，略有變化。
③《皇極經世》卷一一，以下未註明出處者，均引出此。
④《韓非子·五蠹》。
⑤(18)(19)《聞見前錄》卷一九，一八，二○。
⑥《書蕉》。
⑦《性理大全》卷八。
⑧《宋史·朱震傳》。
⑨《〈周易參冊契〉考異·附錄》。
⑩參見《道家思想史綱》第478頁，黃釗主篇，湖南師大出版社，1991年。
(11)參見《易學哲學史》中冊10-14頁。
(12)參見《道家思想史綱》第478頁，黃釗主篇，湖南師大出版社，第496頁。
(13)《朱子全書·天度》卷四十九。
(14)引自《中國天文學史》第八章，科學出版社，1981年。
(15)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6)《革象新書·元會運世篇》。
(17)《張子正蒙注·天心篇》。
(20)《擊壤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