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味文辭 繹求詩志——牛運震《詩志》的解《詩》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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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輝

明代中後期以來,隨著時代思想與文學思潮的變遷,加之科舉制藝的需求,《詩經》的文學品評開始蔚然成風,湧現出一大批從文學角度解讀《詩經》的著作,如孫礦的《批評詩經》、戴君恩的《讀風臆評》、鍾惺的《批點詩經》、徐光啟的《詩經六帖》等。清代牛運震(1706—1759)的《詩志》就是其中頗具分量的一部。《詩志》原為牛運震手批李光地《詩所》時,“就其空白處,隨手著錄”,由其子牛鈞編次整理,於嘉慶五年(1800)刊刻成書。

研味詞章 品評文學

牛鈞在《詩志例言》中提到,《詩志》的研究路徑是“涵泳於章法、句法、字法之間,會其聲情,識其旨歸”,屬於研味詞章、品評文學的《詩》學著作。《詩志》中多見品評類著作常用的著述符號和批評術語。如原稿有旁註、頂批,刊本有章批、總批,對經文精粹之句密加旁圈。批語中,對詩篇詞章的文學評解是其主體。書中除了對具體文例的評析,還有對“字法”“句法”“章法”的綜合分析。其中,“字法”有“倒字法”“約字法”等形態,有“新”“妙”“深刻”“老健”等風格;“句法”有“倒句法”“互句法”“古句法”等形態,有“古拙”“古勁”“顛倒”“錯落”等風格;“章法”則有“勾聯”“照應”“貫串”“變換”等形態、風格。

我們可略舉幾例,來了解《詩志》研味詞章、品評文學的精妙之處。如評《周南·漢廣》首章,牛運震說道:“三十二字中,若有人舉目木末,低頭水涯,低徊夷猶,黯然消魂。”寥寥數字評語,便使詩意躍然,意境全現。他在評《豳風·七月》時說:“有七八十老人語,然和而不傲;有十七八女子語,然婉而不媚;有三四十壯者語,然忠而不戇。凡詩皆專一性情,此詩兼各種性情,一派古風,滿篇春氣,斯為詩聖大作手。”由此可見,牛運震的品評能深得文章修辭之精妙,體味詩中聲情之流韻,正如陳預所言:“其說《詩》,有解頤之妙旨焉。”

以詩解《詩》 逆求性情

在中國古人看來,歷代詩人的性情是相通的,所以,從宋代王質《詩總聞》、嚴粲《詩緝》等著作開始,“以詩解《詩》”就成為《詩經》文學品評研究中十分流行的研究方法。這一研究方法主要通過參考後代詩人的情感和詩歌表現手法,去探析《詩經》時代的詩志和詩法,所謂“逆求性情於數千載之上”。牛運震《詩志》就是這類研究的代表成果。

《詩志》中“以詩解《詩》”多達50餘例,其解《詩》方式大體有以下三種:第一,探明詩體源流,以見出《詩經》對後代詩歌的影響。如評《周南·漢廣》:“《湘君》《洛神》,此為濫觴矣。”評《小雅·斯干》:“奇麗古駁,後世宮殿賦祖此。”在牛運震看來,後代詩歌的多種體式都能在《詩經》中找到源頭。

第二,辨明詩意源流,以見出《詩經》為後世性情吟詠之濫觴。如評《召南·摽有梅》:“此自女子之情,詩人為之寫其意耳,開後世閨怨之祖。”又說:“媚而不豔,切而不怨,古詩‘門前一樹棗’及‘蹋地喚天’等語,較此粗而激矣。”在辨析詩意源流的同時,牛運震還分析對比了古今相同詩歌主題表達的優劣差異。

第三,以後代詩歌來推解《詩經》。如用杜甫詩歌解釋《鄘風·定之方中》中的“靈雨既零”:“杜詩‘好雨知時節’,乃‘靈雨’字腳註也。”同時,《詩志》中還借後代詩歌來糾正《詩經》舊解的錯誤,如解釋《衛風·伯兮》:“世間本無諼草,諼草樹背,亦必無之事。憂思之苦,不能自脫,特假設此言以自寫耳。唐人詩‘襟背思樹萱’可證舊誤。”

賀葆真評價《詩志》“不為解經常語,讀者尤易感發,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詩解《詩》”就是其中重要的方法。顧頡剛對《詩志》“以詩解《詩》”的研究方法也十分讚賞,認為該書能“以《楚辭》、樂府詩、歌謠及漢以下名家詩篇與《詩經》參校,使三百篇之意義因比較而顯現,不復為經師曲解所糾纏”。可見《詩志》“以詩解《詩》”研究方法的價值和意義。

發明比興 繹求詩志

賦、比、興是《詩經》重要的表現手法,其中以“比興”對後代詩歌創作和闡釋的影響最為深遠。“比興”既是抒情言志的表現手法,也是理解詩人言外微旨的重要樞紐。基於此,《詩志》十分重視對“比興”手法及詩人寄興之志的繹求。

首先,《詩志》對“比”“興”之法的標註和解釋,多有新見。如《邶風·穀風》首章,朱熹以為是比體,牛運震則曰:“風雨之和,興夫婦之不宜有怒,此反興也;葑菲之不遺下體,興德音之莫違,此正興也,俱非比體。”因為對“比”“興”的不同標註,影響到對詩意的不同理解,顯然,牛運震以“反興”“正興”來理解,更能傳達棄婦內心委婉周折的情感。

其次,牛運震對興象與詩旨關係的認識很有創見。他認為,詩人取興,“不必有其事,詩之取興,正如《易》之取象爾”(《詩志·鵲巢》)。他在解釋《鄘風·載馳》時說:“驅馬唁衛,大夫追留,此作詩者意想結撰,假設之詞,說《詩》者遂以為實有其事,固矣。”在牛運震看來,若將詩中歸衛跋涉、驅馳行野、登丘採虻等事都坐實,既與史實不符,也使詩意變得索然無味。如此解說能貼切地解析詩歌表達的獨特藝術手法,避免解《詩》時穿鑿附會。

再次,“比興”往往意在言外,對於詩人之志,尤其是怨諷之意,大多寫得優柔蘊蓄,迂婉曲致。《詩志》對這些言外之意,多能揣摩得細緻妥帖。如論《衛風·碩人》:“此篇及《君子偕老》皆有若諷若惜之旨,命意之高相似,而此篇尤為平正渾融。”

綜上所述,牛運震《詩志》既能涵泳《詩經》的字法、句法、章法,闡明其精妙之處;同時,又能不以辭害志,深入解析《詩》中的寄託興發之法,繹求詩人的言外之旨。《詩志》將“以詩解《詩》”的研究方法發揚光大,在《詩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其後如崔述《讀風偶識》、方玉潤《詩經原始》、陳繼揆《讀風臆補》等著作都是延續這一研究路徑的成果。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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