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在家排行老三，也是出生在文革時期的最小的孩子。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很難打發時光的年代，除了聽八個樣板戲就沒了其他消遣，而議論時政又是危險的，於是大人們私底下說話還是以溫和的回憶為多，來訪的親戚也好，下午無所事事坐著嚼白話的老鄰居們也好，談起舊上海的日子都是無比惆悵的，以“迪昔成光格上海啊”開場，十里洋場種種繁華盡在嘴角舌底，無論當年多麼貧寒困窘，個個講得眉飛色舞，直到時鐘敲了四下，才從燈紅酒綠中醒來，看看身上色彩黯淡，做工粗糙的人民裝，捏一捏口袋裡的煤球卡和糧票油票，一聲嘆息，收收心，繼續低眉順眼地過新上海的日子。
因為出身不紅，也一貫不積極參加政治運動，被靠邊站的父親，那幾年也難得地有了空閒，除了教我們背背主席詩詞，講講西遊記故事（因為主席詩云“金猴奮起千鈞棒”，那潑猴是革命的，可以講，其他的名著都是禁書），偶爾也會回憶下舊時光中的點滴。五六歲的阿海，正是腦子一片空白的時候，大人們嘴裡的舊上海風情就此刻進了心底，種下了莫名的嚮往，成年後，看了很多這段時期的資料，來印證自己的聽聞。去年母親中風，在康復期間，最愛聽我陪她講海上舊聞，邊聽邊回憶，又講了不少細節，於是阿海總結了一些自己聽到、看到的舊上海市民的生活日常，分幾回跟大家分享。
先講講舊上海通用貨幣。當時官方似乎是銀元和鈔票等價通用的，民間還是喜歡銀元的多，日常生活則用銀角子和銅板。在父親的回憶中，上海的物價比較高，用銅板買不到什麼好東西了，也就是大餅油條，條頭糕這種，吃一頓帶肉的小籠包，生煎饅頭都要用銀角子了，所以，生活還是在杭州好過。父親隨學校從昆明遷回上海後，因家計緣故，未能繼續去歐洲大陸留學，留下來找了工作奉母。學化學的父親找了洋行營銷進口西藥的工作，薪水開的不低。只是在上海的時間不多，要常常去杭州，在父親的回憶中，杭州的日子安寧富足。在休息天，帶一本舊詩，花幾個銅板坐船到湖心亭，再花十幾個銅板泡壺茶，要一碟豬油花生糖，讀幾頁書，抬頭看看湖光山色，這樣消磨一天，真是暇意得很。
民國時期杭州的茶館。消費不高。杭州人的日子一向比較逍遙。
除了杭州，父親駐留最多的是青島。據說當地的消費更是便宜得不可思議，一筐銀光閃閃的海鮮不過一塊大洋，海蔘鮑魚這種高檔的，時時有賣不掉的危險，是當時山東豪富不多吧，也可能是當地人不怎麼愛吃海鮮，豬肉和大蔥的吸引力更大些。同樣的一塊銀元，在上海就只能吃碗刀魚汁面。當時的冷凍技術不過關，上海人吃不到新鮮的海鮮，愛吃魚蝦的，吃的多是河鮮。河魚多土腥氣，只有鰣魚刀魚最為鮮美。但刀魚多刺，考究的店家把刀魚蒸熟後用紗布濾過，做成湯，面下在雪白的魚湯裡，這樣就只有鮮沒有刺了，不懂行的人吃完麵會嚷嚷著面裡咋沒刀魚，被譏為洋盤（近年這詞轉化為硬盤），這是個被講了千百遍的典型的笑話。雖然說這話的小市民，吃來吃去不過是一角錢的陽春麵，頂多來碗幾角錢的排骨麵，一輩子不見得吃過一塊大洋的刀魚面，但好歹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麼，高物價下的上海居大不易，一家五口擠在暗無天日的樓梯間裡過日子的，總得笑話下住得寬敞的鄉下人，心裡才好平衡。
上海的物價貴，水電煤樣樣要錢，人在家中坐，賬單天上來，不是有錢人的特權，就是黃包車伕也要面對的。上海人吃的自來水，燒的煤球煤餅，點的電燈都是要花錢的，不像鄉下吃水不要錢，花力氣去河裡挑，去井裡打就是了，柴火也可以自己砍，就是點個煤油燈，花費總比電燈小。鄉下還能自己種菜，即使是蘇杭，從周邊的產地調度，也比上海方便廉價。所以上海人的生存壓力比較大，精打細算成為習慣。
上海人最大的壓力來自寸土寸金的居住環境。開埠時上海是空落落的，來的早的人跟著外國人造的馬路買地皮，幾十塊大洋就能買一塊，轉眼就能掙錢。馬路造到哪裡，地皮就漲到哪裡，有眼光也有資產的人，從二十年代開始造石庫門房子，一片一片地起。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老家在合肥，也曾在南京居住，後來舉家遷往上海，造了弄堂房子，收房租。租界中來東方淘金的洋人和為他們服務的商家，買辦佔據了高端的上海西區。官辦的輪船產業，機器廠帶來了相關的官員、技術人員，隨之發展而來的產業工人大多從地少人多的南方來謀生的，這些龐大的人群和他們的高工資帶來龐大的資金和需求，加上租界中相對清明公平的法制，吸引了大半個中國的人才和資金向上海飛速集中。漸漸的，廠區周圍的四川路，楊樹浦，也熱鬧起來，我祖母和親戚們曾聚集在那裡居住。
法租界在香山路周遭都是大戶人家的公館，往東去，越來越平民化。近老城的太平橋，老西門聚集了來自各方的中國人，小商鋪小飯店一步一店，擁擠熱鬧，是小市民的天堂。外婆家就在本名菜市場路的順昌路上。外公一族是來自上海本地川沙的劉家，地少人多的江南，一直有出外經商務工的習慣，劉氏一族長期在上海做營造，搭上了上海發展的快車，飛速發展公司的同時自己也跟著置業，最鼎盛的時期傳說南京西路有一條橫馬路的房子都是劉家的產業。我外公為人忠厚有餘，也不算特別走運，在舉族的富貴中是很不起眼的，但也有了小小的一隻工程隊，三幾年的時候趁地皮還不貴，造了順昌路合肥路，凹凸印刷廠對過，雅廬書場隔壁的一排弄堂房子。不是煤衛俱全的新式弄堂，是適合本地人居住的房型，底樓客堂，二樓廂房，中間朝北亭子間，有老虎天窗的假三層。自己住了兜底最清靜的一家，門前有一口水井。我母親9歲搬進這房子後，一直住了幾十年，婚房也設在二樓，直到前幾年，快被拆遷了為止。那裡，一度夷為平地，如今又造起了高樓，比鄰上海紅得發紫的景區“新天地”，小區名字沿襲了新挖的人工湖，跟著新天地周遭成名的豪宅，叫翠湖天地……三期。至於現在賣多少一平方，您有興趣的話，去查查吧，住在日本的阿海不敢亂說，因為漲得太快了，幾乎每週都有新變化。
順昌路合肥路口的天廚味精廠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元老，後來成了凹凸印刷廠。也是有年頭的老廠了。這一片只留這一家，其餘全部拆光了。
三十年代的順昌路民居。
書場隔壁的弄堂往裡走，就是我外婆家，有一條短弄堂，瑞康裡，是我外公帶著工程隊造的。雅廬書場也是我外公退休後常去的地方。
塵歸於塵，土歸於土。順昌路的外婆家已經沒有了。攝於2013年。
上海的出現，是因為無能的清政府迫於帝國主義的淫威，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而不得不開放了五口通商，其他的埠頭多以半途而廢，只有上海必然地也是畸形地發展起來。開埠時，租界四邊黑洞洞的農地蘆葦盪到了三十年代，差不多都鋪好了馬路，造起了高樓。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開始之前，上海就已經經歷了幾輪的發展，有了上百萬的人口，不僅是工業，商業的中心，乃至文化娛樂也有了不輸京城的氣象，成了東方的巴黎，冒險家的樂園。
從清末到民國，中國大地軍閥來來去去，內戰頻發，百業凋敝，有識之士憂國憂民，時時擔心要做亡國奴；底層民眾不堪兵匪輪番侵擾，愈加貧困。而租界裡的一百萬上海人，自然不乏痛心疾首的，但更多的是出來謀前途的人，他們在租界如魚得水，活得興興轟轟，因為在那幾年裡，只要在上海有了一個鋪面，甚至一部電話，無不財源滾滾，日進斗金的，和電視劇上海灘裡的許文強一樣，相信下一個發財的就是自己。上海灘多的是機會，少的是房子。1937年秋末，日軍在杭州灣登錄，除租界外的上海地區全部淪陷，上海成了孤島。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不僅是蘇州河以北的居民避入租界，就是上海周邊城市的中產階級，外省的殷實人家也都紛紛拋棄了二線城市的房產、地產和生意，帶著最後的金銀細軟舉家投奔租界，上海的人口從一百萬漲到四百萬。
如此極速膨脹的上海，立刻一房難求，自此，上海借房子除了要不菲的租金之外，又多了一筆可觀的初始費用，頂費。這個頂費既不是信用押金也不是預付租金，看似完全無理的敲詐，然而人人如此，後來的也只得屈服，也算是市場經濟的調節吧。而且，最最欺人的是，頂費只收十足的金條。無論借的是抬不起頭的閣樓，還是冬冷夏熱的亭子間，甚至終年不見陽光的樓梯間，都要付出金條，上海灘的大房東，二房東從三十年代起就只認金條，不認任何銀行發的任何鈔票。他們管金子叫黃魚，似乎五兩的叫大黃魚，二兩的叫小黃魚，借房子前，掮客會告訴你這房子要幾條大黃魚幾條小黃魚。我祖母在我父母婚後，為了住得近些，將來好照應孩子，從楊樹浦跟人交換等量大的房子，換到了復興中路黃陂路的瑞華坊，離外婆家只隔一條馬路。這次的交易也是付出了幾根大黃魚的，雖然那時已經解放了，但公私合營還沒開始，商業活動還是照老規矩辦的。
三十年代太平橋
除了房子，作為稀缺資源的西藥如盤尼西林，在戰爭後期，海上航路完全斷絕後，也是得用金子買的。母親年輕時曾因腸粘連開過刀，都說要住頭等病房才能讓好醫生執刀，外婆就送母親進了最好的醫院住最好的病房，一天兌掉一個金戒指，住了半個月才救回母親一條命。不識字的外婆，對經濟有極高的敏感，信奉金子為王的儲蓄手段，不理會國民黨忽悠的交出手中金子換來金元券，因此安然度過了一捆錢都換不來一把米的四十年代末歲。儘管如此，也許在病中病後，生活也曾經拮据過，因此物質上匱乏的恐懼，伴隨了母親終身。
母親一生待外婆極孝，病癒後就中斷了大學學業，找了很艱苦的教夜校的工作，工資一分錢都不花全部上交外婆。解放後，生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一直堅持工作，因工齡長，工資一直不少，但母親從來不為自己花一分錢，不吃零食，不打扮，也不肯在外面吃飯，這樣的習慣維持了終身。我出國後曾接父母來日本，為母親不肯在外面吃飯，大大地生過氣，如今想來是我太不體諒母親了。
如今的上海，新天地隔壁，淮海路背後，原本一條街都是小吃店的太平橋， 拆了挖成人工湖，讓周遭的房子身價翻了幾十倍。
撰文：阿海 / 編輯：江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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