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誕生在上海（二）：上海有著培養中國共產黨先進品性的最佳土壤

（二）

“生產力和文化的地域先進地位，賦予上海誕生中國共產黨的必然性。”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齊衛平認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座城市是一個最適宜先進政黨誕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創造了對接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政治發展空間。城市的近代化與政黨的先進性相統一，體現著上海地緣政治的機理。

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

人們都熟悉課本里的一句話——“中國共產黨誕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代表著先進文化，工人階級則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胚胎裡的紅色基因。

“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只是在歷史長河中多添了一點水滴，沒有實質性意義。而紅色基因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國內當時其他政黨的根本特質。”齊衛平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近代意義上的政黨已經出現過好幾百個。中華民國初年各種政黨蜂擁而立，但停留於權力爭奪的政治亂象，使政黨與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相脫離，因此，民主共和的新型國家形態落於徒有虛名的空殼。

“可見，當時的中國正在尋找一種先進力量和先進文化的結合，而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種結合。2000年江澤民以‘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揭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本質，這樣的品性不是到了21世紀才突顯出來，它貫穿於黨的歷史始終。”齊衛平認為，是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進含量，為中國共產黨畫上了組織基因的紅色符號，“上海表現出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能量和工人運動水平，在中國共產黨籌建的整個過程中具有典型性；同時，作為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無疑也具有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意義。可以說，當時的上海是培養中國共產黨先進品性的最佳土壤。”

歷史的確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在發展，在這片土地上，1920年6月，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施存統等人在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商議組織共產黨早期組織，就表現出了另起爐灶的建黨志向。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重鎮

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衝及這樣描述工人運動的深遠意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裡從事工人運動，然後再到農村中去領導農民運動和游擊戰爭的。這一條十分重要。沒有它，就只能產生舊式的農民戰爭，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一直到太平天國的事實所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上海誕生，正是基於這裡有著明顯優於其他城市的工人階級力量。

關於工人階級的特殊性與重要性，金衝及在接受採訪時 進一步作了闡釋：與農民不同，工人階級跟現代化大生產結合在一起，同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馬克思主義則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因此，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這個現代工業大城市，是十分自然的。”

上海工商業最為發達，無論是在洋務運動期間，還是在甲午戰爭後以及辛亥革命前後，具有規模的大型企業幾乎都選擇上海。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夕，上海各業工人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在全國產業工人中上海佔近五分之一。

上海適合開展工人運動還有一個原因是，上海工人的組織程度比較高。齊衛平領銜著成的《中國共產黨創建與上海》裡有這樣一段闡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外資工業和民族工業的發展，推動了上海虹口——楊樹浦、浦東陸家嘴、滬西曹家渡等工業區的形成。這些工業區均臨靠黃浦江或蘇州河，航運便捷、地價不高，從而使近代工業在興辦和發展過程呈現出一種自然集中的趨向。“大規模集中工業區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階級的成長，使得這裡的工人運動開展組織水平比較高，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對領先於全國。五四運動後，上海工人罷工鬥爭顯示的強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現了質量水平上的政治覺悟。”

齊衛平認為，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上海，從根本上看是中國革命力量主體力量向工人階級位移的歷史象徵。之後中共中央長期設在上海，也與此有關。1923年7月15日，在廣州的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稱：“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最近幾天就把駐地遷往上海，中央委員會寧願在上海處於非法地位，也不願在廣州活動，因為上海的運動意義更加重要。”1927年4月，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後來經過多次討論，還是決定遷回上海，因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漢強，同時也比較容易隱蔽” 。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899年，第一次有中國刊物提到《共產黨宣言》裡的內容，就是在上海。” 忻平告訴記者，他學生時期曾在徐家彙藏書樓查到過當年的《萬國公報》相關材料：“那也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紹。”

作為對外交流中心和中國近代新文化發展的中心，上海在傳播先進文化、集聚知識分子方面優勢明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受日本思潮影響較深，許多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著作通過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譯進國內，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學生在其間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金衝及回憶道：“解放初，我曾問過陳望道，當初為什麼翻譯《共產黨宣言》，他說是在日本受到的影響。”《共產黨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譯到國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齊衛平指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中共有9人留學日本，佔據全部成員的一半以上。他們在日本各大學學習法律、教育、新聞、理工等知識，並在此期間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著作，有的還與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日本共產黨員山川均、堺利彥等有接觸。“而其他各地早期黨組織成員，大多在國內高校或中等師範學校接受教育。”

再來看出版業的助力。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國出版中心，全國出版業的80%以上集中在這裡，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出版市場，從著書、編書到印刷、發行，都相當齊備。“出版業發達說明這個地方相對安全，且輸入西學的東西多、容易傳播。”熊月之說，“從洋務運動學習西方開始，到戊戌變法提倡制度變革，到辛亥革命，新文化相關內容的出版，主要是在上海。”

提到馬克思主義傳播，就不能不提到《新青年》，這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有分量的雜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它成為黨的機關報。熊月之說，從陳獨秀經營《新青年》的實踐也可以看出，作為全國出版中心的上海，對於陳獨秀的事業有實際意義。“即使陳獨秀到北大任職、《新青年》編輯部移京以後，其排字、印刷、發行地點仍是上海。”1920年5月，從北京搬回上海的《新青年》推出了《勞動節紀念號》。這期專號被視作《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里程碑，其籌備時間與陳獨秀籌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時間重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很大一部分成員與《新青年》、《覺悟》副刊、《星期評論》社等有著重要的關係。他們或是其中的骨幹成員，或是重要的撰稿人。可以窺見，上海相對寬鬆的出版環境在中國共產黨籌備創建時起到的作用。

而最為重要的是，作為工業重鎮的上海，提供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優質土壤，而知識分子就是兩者之間的粘合劑。金衝及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裡評論過京滬兩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心的代表人物：“李大釗對馬克思的研究比陳獨秀深。而陳獨秀有著烈火樣的性格，往往更急於行動。這時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轉向工人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已經意識到光靠學生運動難以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上海讓他看到了工人運動的重要性，此時的陳獨秀明顯表現出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動向。“一些活動於上海的黨的創始人，會自覺到工廠辦工人夜校、向工人宣揚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之中培養運動骨幹；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還創辦《勞動界》《上海夥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開展宣傳啟蒙教育。這些條件在其他城市不是很充分，也因此促進了更多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選擇到上海來。”齊衛平說。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正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為建黨做準備的過程。

（節選自《中國共產黨，從上海開始》，刊2016年7月1日《文匯報·文匯學人》）

作者：本報記者 劉力源編輯：劉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