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道山的高峰
愛默生說：“亞里士多德及柏拉圖被公認是兩學派可敬的領袖。聰明人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已柏拉圖化……可是我們永遠不能退的這麼遠，而妨礙另一種更高的見解產生。”人們可以說我在前面已把孔子柏拉圖化，表示儒家不是全然沒有一種較高的見解。在陸九淵（一一九三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學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爾之前七個世紀，也已發展成一個嚴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義”，“天地可廢，禮不可廢”。
每次我想寫點東西來談著作《道德經》的老子，我都先讀一點愛默生使自己有個適當的心境，但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方法或風格的相似。老子充滿似是而非的雋語；愛默生則只偶然如此。愛默生的金塊散佈在他亮度不夠長的碎石中，老子則把他深奧的智慧擠入光輝密集的五千字裡面。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能用這麼少的文字來具體表現一種哲學的全貌，且曾對一個民族的思想有這麼大的影響。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的內容有相似處，雖然在愛默生的《談循環》及《談報酬》那些散文中，有許多處談到道家；倒不如說是因為愛默生像老子一樣，能給人類的靈魂一種刺激，每一個在大學裡的青年都必然曾經體體驗過這種刺激。我常常會記起愛默生那句話：“我是懷疑者及可懷疑者。”有時一個心靈在確實的知識範圍以外摸索某些東西，像在月光之下亞熱帶的珊瑚礁，，熱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麼風在吹著。讀愛默生有點像站在一個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崗石上鑿他的字，濺出火星。讀孟達尼則像看一個犁田的人在遠處工作，因為他永不會傷到你。但你若太接近愛默生，有時會有一塊碎片飛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來——你有一種參與創造程序本身之感。你必須注意他第二次是在哪個地方下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覺得自己的心漫遊到某一個新方向。約翰、查普曼有某些同樣性質的東西。愛默生令人激動，卻不令人恬靜，這是所以不能長讀愛默生的理由。因為讀書是想被激動又想得到撫慰。我寧願讀桑塔亞那的《英國的獨白》。
以上提的是想說明讀老子會有怎樣的感覺。這是老子曾給我的那種 震擊，尤其是道家思想偉大的代表者莊子的震擊。我們在這裡所有的是一個思想系統，而這種思想系統把我們擊出正當的思想及觀念。孔子曾是很正當的，關心人類的一切責任，要人做一個好父親及一個好孩子，而用道德來網羅一個成為一個好公民。我們承認一切都是出於良知。但有一種危險，我們老實的公民可能是太老實了，以致對一切的思想，一切奇怪的幻想，一切對真理的概念都無緣了。難道要在人身上注入一個這麼死板的靈魂，使他除了想做好一個好父親或好兒子之外，永遠不會想去做其他的事嗎？一個人還清了債務，把兒女送入室內最好的學校之後，永遠不會問我是誰及我已成為什麼嗎？人是真的滿意，還是在他內心的深處某些人所不知的地方起了疑心呢？我是懷疑者及被懷疑者。我是誰？這個世界怎樣開始？世界之外還有什麼？真的，儘管人對責任有誠實的良心，但有時也有一種潛伏的慾望想探索世界之外，大膽地跳進黑暗的空虛中，問一兩個關於上帝本身的問題。孔子讓自己的心靈和上帝本身保持距離。孔子憑著良知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這樣做，他常本著良知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些話是無法令一個仍然被逼著要跳出這種“可知”的知識範圍，而寧冒痛苦或失敗的危險去追求未知的人滿意的。
老子的影響是大的，因為他充實了孔子學說及常識所留下的空虛。以心靈及才智而論，老子比孔子要有深度。如果中國只產生過一個孔子，而沒有他靈性上的對手老子，我將為中國的思想感到慚愧；正如我為雅典不但產生一個亞里士多德而同時有一個柏拉圖而感到欣慰。以一個哲學家而論，柏拉圖較危險，較投機；而亞里士多德穩健及合理。但一個國家二者都能用，事實上也二者都需要。一個家庭裡面必須有一個馬太也必須有一個瑪利亞，雖然我知道瑪利亞是一個較差的廚師而且衣服不大整潔。
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而且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中國人雖然是好三人，但他們永遠不是一個小國。什麼使中國人成為哲學家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誰製作廣傳在中國民間思想中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國人素以具有哲學味兒著名，因為他們把生活看得很輕鬆，無憂無慮。孔子永沒有教人把生活看的輕鬆，倒不如說他教人用一種德國人道德極端嚴肅和懇切的決心來生活。但在中國人的靈魂中場有來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對權威的箴口順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斃的偉大的無抵抗，無論這些暴君的勢力使多麼大。因為老子使世界上第一個深藏不露的哲學家，教人用至柔如水的力量。外國人談到“中國佬”，常想起一副真正哲學家深思熟慮的面容，半開闔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們並沒有錯。所有這些都是來自道家，雖然我必須指出那種和“中國佬”的名稱聯結在一起的冷淡的懶散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學家的面容。有時人看見一些沒精打采的人站在中國區的街角上，讓人有時間突然靜止的印象，而且相信自己已看見一個哲學家的國家正在堅韌的注視著這個忙忙碌碌世界的進行。但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種面容可能只不過是一張營養不足的面容。單是身或心的呆滯，不能使人成為一個哲學家。
正如我曾說的，道家於儒家，不過使中國人靈魂的兩面。一種是屬於活動的、有為的、相信的一面；一種是屬於靜觀的、懷疑的、驚異的，使生活籠罩著一種如夢性質的一面。這樣使很好的。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驚異之心，也的確使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權利之外，還有驚異的權利；雖然可說沒有事情值得驚異，或人可能不能瞭解在世界以外的事情。但這種驚異心的運用已經是一種解放。甚至一隻小狗對主人的舉動也會很明顯地表示驚訝，難道人沒有對藍色天空以外的驚異心？沒有得到任何結論，總比完全沒有驚異心好。。道家適應人們這種驚異的需要，用莊子的話來說，使人的心有自由地“遊於無何有之鄉”地權利。奧利弗·克林威爾說過一句名言：“當一個人不知道他往哪裡去地時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時候。”克林威爾那句話頗有莊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過是在民族的靈魂中交替的情調。每一箇中國人當他成功的時候，是一個好儒家，當他為艱難失敗所圍困的時候，是一個道家。人的失敗多過成功，甚至那些表面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們自己祕密的疑慮；因此道家的影響，比儒家更長髮生作用。那些被踢出辦公室的官員，立即來到一個溫泉，和他的兒女共同遊戲，且對自己所：“我又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多麼奇妙！這才是上帝所為人安排的生活。”這位官員，當他是一個重要的內政部長的時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現在他睡得很好，因為他是誰在道家的天地裡面。我曾在別的地方說過：“官員像孔子，而作家及詩人像老子及莊子，而當那些作家及詩人成為官員時，他們表面上像孔子，骨子裡則仍是老子及莊子。”
（節選自 林語堂《國學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