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為何有廢長城之舉？雍正說：大清已實現華夷一家'
向敬之
1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工部擬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
世人皆認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築長城，是因其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祖輩入關的經歷中認識到：長城並不是防患固國的屏障，真正的長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強國，凝聚民族精神裡。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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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工部擬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
世人皆認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築長城，是因其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祖輩入關的經歷中認識到：長城並不是防患固國的屏障，真正的長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強國，凝聚民族精神裡。
中年康熙讀書像
這斷章取義丟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那才是康熙心裡盤算著的另一種政治策略：長城內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議修繕八旗子弟鐵血破殘垣的長城，是要防患北國冰天雪域再起龍吟氣，還是指桑罵槐稱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統？他豈能“興工勞役”再修一道土工長城，重築分割關內多民族與“三北”遊牧民族的隔離牆，來時刻提醒自己來自關外，是強搶過來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來有“自”。
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禮記》進一步對“大一統”有云：“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之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但是，部落之爭，國家之戰，導致了中原地區政權修長城，以抗禦邊患，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築長城，以此作為中原農耕民族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風火牆，作為華夏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分界線。
長城內外，對立衝突。歷史上的“中國”，也就成為一個政治地理和國家疆域的舊概念，也導致了商周以降的中原歷代王朝，尤其是漢族中央政權，一方面強化“大一統”，一方面排斥“夷狄”。所謂“內中國外夷狄”，也就成為了中原政權堅守的民族觀念和傳統。
為了這一個分界線，歷朝歷代對長城賦予了重大的軍事防禦功能。中央政權不惜靡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斷修復、加固長城。而此卻以明朝為最，明朝自太祖開國起，不但分封了九大攘夷塞王，而且把修長城當為一項國策，一直延續到崇禎亡國前夕。
2
明修長城，最初旨在防禦蒙古殘元勢力，後來又與蒙古瓦剌、韃靼對峙，後攔截東北女真—滿洲不得破關南下。這道防火牆真的有用嗎？作用是有一些，像明軍扼守山海關，滿洲勢力直至明亡後吳三桂被迫開關迎降前，始終不能越過此處長城一步。但是，1449年的土木之變，1629年的己巳之變，也先的瓦剌兵，皇太極的後金兵，先後威脅明朝京師，都是越過長城後的長驅直入。
就是皇太極時期，八旗兵曾五次入關，對明朝社會秩序、經濟生產以及政治建設，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甲申鉅變，滿洲入關，問鼎北京，逐鹿中原。長城，對於清朝政權而言，早已失去了防禦“三北”遊牧勢力的作用。
先說東北。
這是滿洲統治者的發祥之地、龍興之地，皇太極時代已基本統一東北全境：“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迄至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兵入關，也相繼拿下了明軍撤走的寧遠、中後所等四處孤城。
至康熙二十八年，清廷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境，將北至外興安嶺以南的廣闊地區，都納入了大清王朝的版圖。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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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工部擬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
世人皆認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築長城，是因其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祖輩入關的經歷中認識到：長城並不是防患固國的屏障，真正的長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強國，凝聚民族精神裡。
中年康熙讀書像
這斷章取義丟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那才是康熙心裡盤算著的另一種政治策略：長城內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議修繕八旗子弟鐵血破殘垣的長城，是要防患北國冰天雪域再起龍吟氣，還是指桑罵槐稱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統？他豈能“興工勞役”再修一道土工長城，重築分割關內多民族與“三北”遊牧民族的隔離牆，來時刻提醒自己來自關外，是強搶過來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來有“自”。
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禮記》進一步對“大一統”有云：“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之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但是，部落之爭，國家之戰，導致了中原地區政權修長城，以抗禦邊患，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築長城，以此作為中原農耕民族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風火牆，作為華夏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分界線。
長城內外，對立衝突。歷史上的“中國”，也就成為一個政治地理和國家疆域的舊概念，也導致了商周以降的中原歷代王朝，尤其是漢族中央政權，一方面強化“大一統”，一方面排斥“夷狄”。所謂“內中國外夷狄”，也就成為了中原政權堅守的民族觀念和傳統。
為了這一個分界線，歷朝歷代對長城賦予了重大的軍事防禦功能。中央政權不惜靡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斷修復、加固長城。而此卻以明朝為最，明朝自太祖開國起，不但分封了九大攘夷塞王，而且把修長城當為一項國策，一直延續到崇禎亡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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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長城，最初旨在防禦蒙古殘元勢力，後來又與蒙古瓦剌、韃靼對峙，後攔截東北女真—滿洲不得破關南下。這道防火牆真的有用嗎？作用是有一些，像明軍扼守山海關，滿洲勢力直至明亡後吳三桂被迫開關迎降前，始終不能越過此處長城一步。但是，1449年的土木之變，1629年的己巳之變，也先的瓦剌兵，皇太極的後金兵，先後威脅明朝京師，都是越過長城後的長驅直入。
就是皇太極時期，八旗兵曾五次入關，對明朝社會秩序、經濟生產以及政治建設，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甲申鉅變，滿洲入關，問鼎北京，逐鹿中原。長城，對於清朝政權而言，早已失去了防禦“三北”遊牧勢力的作用。
先說東北。
這是滿洲統治者的發祥之地、龍興之地，皇太極時代已基本統一東北全境：“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迄至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兵入關，也相繼拿下了明軍撤走的寧遠、中後所等四處孤城。
至康熙二十八年，清廷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境，將北至外興安嶺以南的廣闊地區，都納入了大清王朝的版圖。
皇太極像
再說北部。
這是蒙古部族勢力範圍，諸部互不統屬，紛爭不斷。皇太極天聰年間，對強悍的察哈爾部進行多次征討，迫使其首領林丹汗死在流亡途中。皇太極一統漠南蒙古，並組建蒙古八旗，以盟旗制度統轄蒙古諸部，並威逼漠北蒙古即喀爾喀諸部與清廷建立朝貢關係。
再說西北。
康熙二十九年，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率部東侵，意圖與清廷爭奪內外蒙古。康熙帝先派兩路大軍緊急，繼而御駕親征，大敗噶爾丹，使之帶著千餘人倉皇逃亡漠北。
康熙初征大勝，為加強北方邊防與喀爾喀諸部管理，於是邀約蒙古諸部貴族，進行一次多倫會盟，定疆界，製法令，並將在內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推至喀爾喀三部，明確清朝中央政府對喀爾喀蒙古的國家主權管理。
此時的長城，雖然承載了幾千年的歷史風雨和民族記憶，但不過是橫亙在大清王朝內陸的一座長長的土牆。倘若再如前明那般勞民百萬，斥資巨大，那也是典型的浪費，勞民傷財。
當然，康熙廢長城之舉，又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大創舉，正式將中央政府直轄的勢力範圍“中國”的地理座標，由秦修長城真正的、全面的、縱深地延伸到長城以外，實現了長城內外的“大一統”。
3
康熙帝果斷地制止大臣請旨撥款修復長城，這就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康熙廢長城”。此舉，標誌著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有長城內外之分，也廢棄了承傳了兩千多前的“華夷之辨”。
他死後沒有明確繼承人選，雍正即位頗受爭議。湘南士人曾靜大肆炒作呂留良的“華夷之說”，將入中原的滿人指斥為“異類”、為“禽獸”，遭到雍正嚴厲地反駁：“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大義覺迷錄》卷一）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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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工部擬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
世人皆認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築長城，是因其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祖輩入關的經歷中認識到：長城並不是防患固國的屏障，真正的長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強國，凝聚民族精神裡。
中年康熙讀書像
這斷章取義丟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乙巳）那才是康熙心裡盤算著的另一種政治策略：長城內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議修繕八旗子弟鐵血破殘垣的長城，是要防患北國冰天雪域再起龍吟氣，還是指桑罵槐稱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統？他豈能“興工勞役”再修一道土工長城，重築分割關內多民族與“三北”遊牧民族的隔離牆，來時刻提醒自己來自關外，是強搶過來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來有“自”。
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禮記》進一步對“大一統”有云：“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之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但是，部落之爭，國家之戰，導致了中原地區政權修長城，以抗禦邊患，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築長城，以此作為中原農耕民族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風火牆，作為華夏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分界線。
長城內外，對立衝突。歷史上的“中國”，也就成為一個政治地理和國家疆域的舊概念，也導致了商周以降的中原歷代王朝，尤其是漢族中央政權，一方面強化“大一統”，一方面排斥“夷狄”。所謂“內中國外夷狄”，也就成為了中原政權堅守的民族觀念和傳統。
為了這一個分界線，歷朝歷代對長城賦予了重大的軍事防禦功能。中央政權不惜靡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斷修復、加固長城。而此卻以明朝為最，明朝自太祖開國起，不但分封了九大攘夷塞王，而且把修長城當為一項國策，一直延續到崇禎亡國前夕。
2
明修長城，最初旨在防禦蒙古殘元勢力，後來又與蒙古瓦剌、韃靼對峙，後攔截東北女真—滿洲不得破關南下。這道防火牆真的有用嗎？作用是有一些，像明軍扼守山海關，滿洲勢力直至明亡後吳三桂被迫開關迎降前，始終不能越過此處長城一步。但是，1449年的土木之變，1629年的己巳之變，也先的瓦剌兵，皇太極的後金兵，先後威脅明朝京師，都是越過長城後的長驅直入。
就是皇太極時期，八旗兵曾五次入關，對明朝社會秩序、經濟生產以及政治建設，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甲申鉅變，滿洲入關，問鼎北京，逐鹿中原。長城，對於清朝政權而言，早已失去了防禦“三北”遊牧勢力的作用。
先說東北。
這是滿洲統治者的發祥之地、龍興之地，皇太極時代已基本統一東北全境：“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迄至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統兵入關，也相繼拿下了明軍撤走的寧遠、中後所等四處孤城。
至康熙二十八年，清廷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境，將北至外興安嶺以南的廣闊地區，都納入了大清王朝的版圖。
皇太極像
再說北部。
這是蒙古部族勢力範圍，諸部互不統屬，紛爭不斷。皇太極天聰年間，對強悍的察哈爾部進行多次征討，迫使其首領林丹汗死在流亡途中。皇太極一統漠南蒙古，並組建蒙古八旗，以盟旗制度統轄蒙古諸部，並威逼漠北蒙古即喀爾喀諸部與清廷建立朝貢關係。
再說西北。
康熙二十九年，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率部東侵，意圖與清廷爭奪內外蒙古。康熙帝先派兩路大軍緊急，繼而御駕親征，大敗噶爾丹，使之帶著千餘人倉皇逃亡漠北。
康熙初征大勝，為加強北方邊防與喀爾喀諸部管理，於是邀約蒙古諸部貴族，進行一次多倫會盟，定疆界，製法令，並將在內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推至喀爾喀三部，明確清朝中央政府對喀爾喀蒙古的國家主權管理。
此時的長城，雖然承載了幾千年的歷史風雨和民族記憶，但不過是橫亙在大清王朝內陸的一座長長的土牆。倘若再如前明那般勞民百萬，斥資巨大，那也是典型的浪費，勞民傷財。
當然，康熙廢長城之舉，又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大創舉，正式將中央政府直轄的勢力範圍“中國”的地理座標，由秦修長城真正的、全面的、縱深地延伸到長城以外，實現了長城內外的“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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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果斷地制止大臣請旨撥款修復長城，這就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康熙廢長城”。此舉，標誌著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有長城內外之分，也廢棄了承傳了兩千多前的“華夷之辨”。
他死後沒有明確繼承人選，雍正即位頗受爭議。湘南士人曾靜大肆炒作呂留良的“華夷之說”，將入中原的滿人指斥為“異類”、為“禽獸”，遭到雍正嚴厲地反駁：“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大義覺迷錄》卷一）
允禮所繪雍正像
雍正的雄辯，雖有自我頌揚之意，但也間接地說明了康熙帝將太宗“滿洲、蒙古、漢人，俱為一體”的政治思想，推至了“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融合高度。康熙帝堅持國家的統一，推行民族聯合政策，實現了國家與民族的“大一統”。
這是前所未有、史無前例的。
這讓大分裂時代承載著軍事防禦功能的長城，成為了盛世之下的一道憑弔歷史的文化遺產。
滿洲自關外入主中原，以滿族這一人數較少的統治民族高居中國頂層。康熙將從皇太極、順治處繼承的“滿漢一家”民族思想，做了深化。他要做“中外一視”“天下一家”的共主，證明自家皇權體系是“大一統”的正脈。從其親政以來的諸多大事：平叛三藩、收服臺灣、興廢太子、以治兼道、出兵準部……來看，其都是謹終如始地精心構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聖祖實錄》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的康熙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