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誰學得深、悟得好就為誰所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幹事泰勒博士說：如果人們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在過去的兩千五百年裡，其變化之小，是令人驚奇的。不管我們取得了進步也好，還是缺乏進步也好，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會鑑照今天和未來。
其實《論語》就是“政治學”，為官者學習《論語》，而且懂得了《論語》，那就要做好官，造福於人民。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曾經標榜說，自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見《論語》自古及今在治國安邦中的作用何其大。如今普通人學《論語》至少學點做人的道理，從政為官者也應該認真地學學《論語》，悟出點做官的恆道來。
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孔子真乃當時政界奇才，他任中都宰僅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百廢齊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全邑民眾皆知居仁由義，因此聲名遠播，四方皆來取法。一年後，孔子升為司空，不久又升大司寇，攝行宰相職務，也僅三個月便使魯國大治，國力日盛，令齊國感到威脅。孔子之所以做得那麼好，才能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他不為貧富而憂，不為得失而憂，不為成敗而憂，不為生死而憂。《菜根譚》裡講“濟世經邦，要段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危機”就是說一個人要救助天下，治理國家，必須象行雲流水一般無私無慾，如果一旦對功名利祿有了貪心，就會墮入危機四伏的險惡深淵。孔子認為，只有修養成君子，才可以從政為官 ，並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
一、做官先修身，做人中君子。
“修身、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對家國、對社會負責任的第一前提，也是治理好國家，管理好政務，安定天下的第一前提，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力爭做最好的自己，做人中君子。那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起君子，君子的標準又是什麼呢?君子是善良的、高尚的、很好相處的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是始終走適宜的正路，而小人則一心看重私利。看重私利，必然走斜路，往往不自覺地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由小到大，越陷越深，最終走上犯罪的路而不能自拔。對為官者而言，這樣的誘惑和機會實在太多，理想信念不堅定難以把持。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是合群的，雖然他內心莊重、莊嚴不可侵犯，但他在群體裡從來不爭，同時，他也決不拉邦結派，謀取私利。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就是能夠團結照顧很多人，以道義為準則與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個不講道義，不能團結和照顧很多人的人怎麼能做官呢，即使做了，也絕不可能是好官，不可能以人民為中心。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小人之所以喜歡相互勾結，搞團團夥夥，是因為他心裡有鬼，想通過勾結謀取私利或維護既得利益。而君子則是坦然無私，工作起來就能全身心地投入，想別人的事情多，想自己的少。不少人認為這樣的君子不多，這樣的官就更少。長此以往，必將突破做人或做官的底線。那些走上犯罪之路的官，起初都這樣想，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貪，別人也會貪;我不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別人會謀取，沒有誰真乾淨。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崇尚實幹，做的多，說的少，總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後再去說，以誇誇其談為恥辱。說得不如做得好，好大喜功，不求真務實終究誤國殃民。現在不會說是真不行，好多時候就是做得好不如說得好。不會說，你就進步得慢，成不了大事。那和申不就是靠會說把官做大的嗎。能做會說當然好，可說得好比做得好管用，誰還願勞力費神不討好呢。如果都崇尚實幹，多做少說，中國的事情還有什麼辦不好的呢。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沒有固定的厚薄親疏，只是按照義去做。每一個為官者在用人處事上都能做到任賢舉能，則天下大治，國幸民福。諸葛亮說過，親賢臣、遠小人可以使社稷穩定、國家興盛。歷朝歷代官場裡的親蔬間的權利爭奪都是非常激烈的，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殘殺，明爭暗鬥，觸目驚心。如今拉邦結派的現象仍然存在，爭鬥的結果大多是兩敗俱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損。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義作為根本，用禮加以推廣，用謙遜的語言來表達，用忠誠的態度來完成，這就是君子了!這其中的“義”現在是否可以理解為愛黨、愛國、愛民。這不能只在口頭上，要落實在行動上，關鍵是看你為人民群眾幹了多少實事和好事。為官者固然需要政績，這個政績要圍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實現，決不是為個人升遷枯名雕玉。要本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做實實在在的政績。這樣，人們會感激你，永遠記住你。象焦玉祿、孔凡森、任長霞……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君子最講仁德。“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於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富裕和顯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會去享受的;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就不會真正擺脫的。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又怎麼能叫君子呢?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是背離仁德的，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必須按照仁德辦事，就是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按仁德去辦事的。“仁德”對為官者而言就更為重要。官場誘惑太多，若不講“仁德”，隨時有可能被拉下水。做了官，在人們的眼裡，已經是“貴”了，現在的公務員已是人們趨之若騖的職業。“貴”了還想富並沒有錯，只是不能靠巧取豪奪、貪汙受賄來達到富的目的。每年都有上千的大小官員落馬，還不多是取之無道。可惡可悲，卻仍有人懷著僥倖心理而我行我素。危險呢!
做個這樣的君子談何容易。孔子傾其畢生精力修煉，終成正果，被後人尊為聖人，他及弟子們每日三省自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替別人謀事是否盡心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誠信呢?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複習了呢?現在說的自省、自重、自警、自勵同樣是強調加強自身修養，即把外在的道德約束化為內在的自覺要求，不斷提高自身素養，為官者理應如此。自省修養，貴在慎獨，即使沒有人看見，也要堅持做好事，不做壞事。《後漢書∙楊震傳》載：楊震任荊州刺史時，舉薦王密為昌邑令。後楊震調任東來太守，路過昌邑。王密為了報恩，深夜訪楊震，送金十斤。楊震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為楊震怕被人知道不敢受金。便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嚴肅地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為無知?”王密聽後，十分羞愧，攜金而返。楊震自覺律己，不欺暗室，高貴的品德為後人敬仰。周恩來總理生前身居高位，卻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克勤克儉、鞠躬盡瘁，病逝後個人存款僅5000元，勘稱新時期黨政領導幹部的楷模。
二、永遠追隨官場君子。
孔子一生都想追隨明君，但總是事與願違，以致在仕途生涯中12次受挫，終未如願。孔子的學生曾子認為，官場君子應具備兩個條件，首先要有才能，可以“託六尺之孤”輔佐幼主像周公輔成王一樣。可以“寄百里之命”，像諸葛亮執掌蜀國國政一樣。其次要有節操，“臨大節而不可奪”，遇到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不為威屈，不為利誘，能以身殉職，殺身成仁。孔子認為，官場君子首先要“修己以敬”就是修養自己，保持嚴肅恭敬的態度;其次要“修己以安人”，不僅修養好自己，還要使周圍的人都安樂;第三要“修己以安百姓”，不斷地修養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讓所有的百姓都安樂。
“君子求諸己”，君子做了官就立足於努力增長自己的才幹，多做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事情。為官的君子“行己有恥”，有了羞恥心，心裡就有了言行的底線，在做了有違道德的事情時，就會於心不安，就會自律，有所不為，自覺不做不道德的和人民反對的事情了
“君子不器”，君子為官不能守財斂財，成己私利，要以天下為公，要有成就大事業的雄心壯志，要清正廉潔，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作風紮實，不急不躁。“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一個君子你很容易和他相處，但你卻難以取悅他。假如你不以正當的手段取悅他，他反而會不高興。決不會因你給他恩惠，他就給你大開綠燈、大開後門。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時候，會根據你的才幹，給你安排一個合適的位子。這就叫“器之”。如果你的領導或者你的上級是個這樣的君子，你省心了，你大可專心工作，不必為自己的升遷而煩心，也不必為如何討好領導而費心，大家一切正常，一切也就順其自然。相反，你的領導 若是那種小人，你可就累了，在沒有“高人”給你當伯樂，也沒有足夠的金錢開道，基本就沒有升遷的可能，除非你有奇才，你能投其所好。這樣領導下的機關單位已沒有什麼正常可言，不可能有實在的政績，更不可能為老百姓辦成幾件真正的好事。
孔子說：“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不促成人家的壞事。小人則與此相反。”官場君子自己好，也希望別人好，總是鼓勵別人前進。看到別人有過失則規勸、開導，使之改過;而小人有嫉妒之心，自己好，不希望別人超過自己，常常利用別人的缺點而擴大其錯誤，陷人與惡。官場好算計人的小人，無不以為自己聰明、妙算，但因為用心險惡，都維持不了長久。既要整人，又不便明言，這就註定了敗局。設的計見不得人，是奸計，奸計不得人心，天人共憤，自己雖精心謀劃，卻未免心虛，有一絲透露就心驚肉跳。且再祕密的事，也還有透風的牆，人家一旦知道了，陰謀詭計敗露，就會落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個有名的典故啟示人們：成心謀害他物，終會招引別物的謀害。身處 官場，誘惑多多，權利、金錢隨處可見，那些一味追求慾念而不知滿足，甚至迷惘本性的人，必然導致悲慘的結局。
孔子說“為君子辦事很容易，但很難取得他的歡喜。不按正道去討他的喜歡，他是不會喜歡的。但是當他使用人的時候，總是量才而用人;為小人辦事很難，但要取得他的歡欣是很容易的，不按正道去討他的喜歡，也會得到他的喜歡。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時候，卻是求全責備。”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君子不多見，此小人卻屢見不鮮。不給他送禮，不給辦事，送了禮，也不一定辦事，甚至還會不時地壞你的事，鬧得上下同僚不能安心琢磨事，就會專心琢磨人，機關烏煙瘴氣。，
“君子無憂“。君子為官不是“無憂”，是有憂卻能做到不憂，因為他心中無我，不把自己的憂愁放在心上，始終想到的是別人。范仲淹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論何種處境，他都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官中小人就沒有這樣的胸懷和境界，他們沒做官時想做官，做了官又怕失去官，不思怎樣為百姓辦實事，辦好事，整天想的是如何升官發財、中飽私囊，對於一切總是患得患失，一旦退下來就找不到北了。若官場小人居多，就會“上下爭交利，而國危矣”。當年的屈原就是處於這樣一個境地，報國雄才無法施展，只能以死抗爭。
孔子生活在一個“天下無道”的時代，他雖為官中君子，但所處的官場卻是正不壓邪，憑他自己的力量也不能扭轉官宦階層的頹廢之風，“克己復禮”的政治抱負難以實現，仕途也屢屢受挫。在一個昏官當權的社會或貪官主事的機關，你要做到清正廉潔都異常艱難，別人都給上級送禮，你不送，你只能原地不動;別人都收禮，你不收，你會落個沒人情味、不懂人際關係的罵名;別人都揮豁公款，你就是潔身自好、兩袖清風，也會得罪不少人。但邪總不壓正。那些做了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事情的官就真能高枕無憂嗎?難道不擔心有朝一日被糾出來嗎?正所謂做賊必心虛，連睡覺都不夠塌實。追隨官中君子，你就感到正氣在胸、正道光明，不用左顧右盼，儘可施展才華，實現理想，報效國家和人民。
三、怎樣做一個好官。
修身成君子的人肯定能做好官。孔子當然是一個難得的好官，他那些為官的弟子也都是好官。他的學生子張向他請教政事，孔子對他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這裡孔子就好官怎樣為政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居之無倦”，即忠於職守，一直做下去，始終如一，不要懈怠。二是“行之以忠”，忠於事業，忠於人民，對人講忠信，表裡如一，取得人民的信任。這兩句話看似簡單，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學生子賤做單父宰，單父這地方原本風俗極壞，子賤一到任，首先以身作則，穿著布衣布冠，外出步行，不用馬車。一面提倡儉樸，一面禁止奢華，風俗因此而漸漸敦厚。由此看來，做個好官並不難。孔子認為做好官必須有寬廣的基礎和強忍的毅力，《論語》說：“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發達的頭腦的人，必須要有寬廣的 基礎和強忍的毅力。因為無論是自己有建樹，還是以天下為己任，都是一副沉重的擔子，挑上這副擔子，一直到死才放下，沒有寬廣的基礎和強忍的毅力，是不行的”。
做好官，一要為政以德。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裡孔子強調為官者的德行至關重要，這裡的“德”不僅包括個人的修養(如誠、敬、謙、和)，還包括施政以德(如敬事、誠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概言之是仁、智、勇三達德，而所有品德又均以“仁德”即不忍之心、慈悲之心、孝弟之心為根本。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為政者心為民所繫，愛民如子，必然會得到人民的信賴和擁護。《菜根譚》裡說：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列子在《說符》中這樣說：楚莊王問詹何說：“怎樣治理國家?”詹何答說：“我只知道如何修身養性，卻不知治理國家。”楚莊王說：“我能夠得到宗廟國家，希望學到怎樣保持它。”詹何說：“我不曾聽說本 身修養好，國家卻亂七八糟的，也不曾聽說本身亂七八糟，卻把國家搞得興旺富強的。事在人為，一個人的品行決定著他的事業。”那些不為民作主的貪官汙吏，必將自取其辱，為民所棄。
二要為政以仁。“仁”即愛人，真正地愛他人。做官的要愛你的部下，愛你的人民。孔子的學生子張向他問仁，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子張又問他是哪五種品德，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意思是說能夠處處實行“莊重、寬厚、誠實、勤敏、慈惠”五種品德，就是仁人了。莊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寬厚就會得到眾人的擁護，誠信就能得到別人的任用，勤敏就會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夠使喚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說，剋制自己，一切照著禮的要求去做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一切都歸於仁了。要實行仁政應從那些方面去做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簡單地說，就是遵紀守法。
三要嚴以律己。孔子政治思想中對為官者的要求十分嚴格，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人先正己，只要身居官職的人能夠正己，那麼他所管轄的人就都會歸於正道。“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不論你任什麼官職，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管理好政事還有什麼困難呢?如果自身行為都不端正，怎麼能使別人端正呢?也不可能管理好政事。這是做好官的重要方面。
四要取信於民，勤政愛民。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食。”即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必須認真對待政事，要講究信用，取信於民，要節省儉用，愛護人民，役使人民要不違背農時。魯哀公問孔子“何為則民服?”孔子對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把正直無私的人提拔起來，把邪惡不正的人置於一旁，老百姓就會服從了;相反，百姓就不會服從你的統治。為官者只有取信於民，人民對政府才有信心，若失信於民，也必然失去號召力。“居之不倦，行之以忠。”身居官位就不能懈怠，執行政令就要忠實。要按仁德的規定要求自己，以禮的原則治理國家和百姓，通過教化的方式消除民間的訴訟糾紛。
五要明智和遠見。那怎樣才算是明智呢?孔子說“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已矣。”象水潤物那樣暗中挑撥的壞話，象切膚之痛那樣直接的誹謗，在你那裡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暗中挑撥的壞話和直接的誹謗，在你那裡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有遠見了。一個開明的官員或領導，不能偏聽偏信，要多調查研究，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
對各級領導幹部，孔子還提出了三個領導原則。首先是“先之”。強調領導者的帶頭作用。有事，自己帶頭執行;有利，先讓給別人。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次是“勞之”。強調在帶頭作用下，然後管理下級。第三是“無倦”，堅持做下去。這事看似容易，做到實難。事事帶頭自然辛苦，有始易，有始有終則難。
四、如何處理好政務。
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張問孔子“怎樣才可以治理好政事呢?”孔子說“尊重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這樣就可以治理好政事了。”子張問“什麼是五美?”孔子告訴他“君子要給百姓以恩 惠而自己卻無所耗費，使百姓勞作而不使他們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貪求財利，莊重而不傲慢，威嚴而不凶猛。”子張問“什麼是惠而不費?”孔子告訴他“讓百姓們去做對他們有利的事，這不是對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嗎?選擇讓百姓勞作的時間和事情讓他們去做，這又有誰會怨恨呢?自己要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還有什麼可貪的呢?君子對人，無論多少、勢力大小，都不怠慢他們，這不就是莊重而不傲慢嗎?君子衣冠整齊，目不斜視，使人見了就生敬畏之心，這不也是威嚴而不凶猛嗎?”子張問“什麼是四惡?”孔子說“不經過教化便加以殺戮叫虐;不加以告誡便要求成功叫做暴;不加以監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賊;同樣是給人財物，卻出手吝嗇叫做小氣。”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向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慾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就是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更不要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要眼光放遠，依次而進。
孔子主張處理政事務必慎重，即“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到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單位任職，要先多聽，多聽別人的經驗教訓、經歷的坎坷、走過的彎路，多獲取間接經驗，就是自己覺得有把握的事情，說話時也要小心，這樣就會少去很多怨憂;還要多看，深入實際，瞭解實情，有疑問的地方就先放一放，即使你閱歷豐富之後，處理政事仍需謹慎，這樣就能少犯錯誤，也少一些後悔。
魯國政權大臣季康子問孔子“使民敬，忠於勸，如之何?”就是如何做，才能使老百姓對當政者尊敬，並盡忠而努力地幹活呢?孔子告訴他“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就是說，你用莊重的態度對待老百姓，他們就會尊敬你;你對父母孝順，對子弟慈祥，百姓就會盡忠於你;你選用善良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會相互勉勵，加倍努力工作了。
五、如何建立官場和諧的人際關係。
《論語》告誡我們，無論是對領導，還是對朋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掌握好親疏的分寸。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的應用以和諧為貴。古代君王的治國方法，可寶貴的地方就在這裡。但不論大事小事，只顧按和諧的辦法去做，有的時候就行不通。為和諧而和諧，不以禮來節制和諧，也是不可行的。孔子還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凡事多責備自己，少責備別人，那就可以避免別人的怨恨了。孟子則說：要求別人很多，而自己做得很少就象自己田裡的草不鋤跑去挑別人田裡的草，這種人是很討人厭的。現在有句話叫“從自我做起”，若不是變成了口號，是一句非常好的話。從自我做起，就是先對自己嚴格要求，凡要 求別人做的，自己先做到。相反，如果自己什麼都做不好，還要搬弄是非。誰會主動給這種人搞好關係。儘管官場人際關係相當複雜，但是，任何時候，一個處事有原則和立場的人都將得到上下左右的敬重和信服。
孔子很不喜歡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他提醒人們“巧言令色，鮮矣仁。”愛說漂亮話，做出取悅於別人的樣子，在這種人裡找不到真正的仁者。所以讓我們加以防範，“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花言巧語就會敗壞人的德行，小事情譬如小侮辱、小冤屈不能忍耐，就會敗壞大事情。不管你做多大的官，都要警惕那些經常對你甜言蜜語的人，他們多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也不必即刻翻臉。該忍耐時定要忍耐，能忍辱負重，方能成就大事業。真為你好的人往往不在表面上，他們在悄悄的幫助和支持你，平時很難看出來。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時，君子應當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面：要使自己的容貌莊重嚴肅，這樣可以避免粗暴、放肆;使自己的臉色一本正經，這樣就接近於誠信;使自己說話的言辭謹慎小心，這樣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從而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孔子平時一切表情、言語、行為都謹慎守禮，不驕、不貪、不苟且、不放肆，與鄉親、鄰居相處，氣色十分謙虛隨和，好象自己不善於說話似的，也不表現自己的道德學問高人一等。但上朝值班，雖然說話也很謹慎，可在關係禮法政策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卻勇於也善於發表意見。與那些對下驕傲賣弄，對上卻躬討好的人截然不同啊!孔子坐車，總是端正地坐在自己位子上，不左顧右盼 ，不大聲講話，不指指劃劃，不隨便咳唾。官場有作為的人只有達到“大智若愚、大巧似拙”的境界，才不會受世俗困擾，上下和諧，左右逢源。孔子說“甯武子是個大智若愚的人。他智的一面，別人趕得上，那愚的一面，別人無法趕上。”鄭板橋也有傳世名言“難得糊塗。”說“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變糊塗更難。”孔子說的“愚”和鄭板橋的“糊塗”之所以難，是說要想真正做到，不僅要靠忠心和勇氣，而且更需要忍辱負重，運智勞神，殫精竭慮。許多人把視其為座右銘，其實真做起來並不容易，能做到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就很不錯了。一個時時處世顯露精明的人，不會取得別人的信任、同情和愛護、栽培，因此也不會取得真正的、偉大的成功。
在個人榮辱問題上，要做到“難得糊塗”、“去留無意”，順其自然。當你憑自己的努力、實幹，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獲得了應得的榮譽、獎賞、寵愛、誇耀時，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寵若驚，飄飄然，忘乎所以。一切都不過是過眼煙雲，榮譽終將過去，不值得誇耀，更不足以留戀。總有一些人有了點榮譽、地位，就沾沾自喜、飄飄欲仙，甚至以此為資本，爭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居官自傲，橫行鄉里，他活著就不讓別人過的好。計劃經濟時代這種人還真不少。孔子則注重美德，主張以人格高下來鑑定榮辱，或士或隱，無所用心，“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能上能下，寵辱不計，只要順勢、順心、順意即可。這樣一來既可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為百姓多做點好事 ，又不至於為爭寵爭祿而勞心費神。有時在利害與人格發生矛盾時，則以保全人格為原則，不以物而失性、失人格，如果放棄人格而趨利避害，即使一時得意，卻要長久地受良心譴責。有時候忍辱負重是為了大事業，正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物慾橫流的社會，要真正完全脫離物質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確實很難，只不過有了人格追求，起碼可以活得輕鬆瀟灑些，不為物所得，更不會為一次晉升、一次長薪而鬧得不可開交;也不會為功名利祿而趨炎附勢，投其所好，出賣靈魂，喪失人格。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有一二次這樣的經驗和體會，當你放棄一時的利益而保住人格時，那種愉悅是發自肺腑的、淋漓盡致的。
孔子在官場雖然是“君子自重，與世無爭”出淤泥而不染，為實現“克己復禮”的理想而不辭勞苦地奔波，但他的理想與統治階層多數人的利益是向背的，難以得到當權者的支持，況且他也只是渴望開明的君主重用他，推行他的理想制度，而沒有自己當君主的想法，又不願與沒落的官僚們同流合汙，所以他在仕途中一再受挫是必然的。只能怨他沒趕上好時代，正如他自己所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六、如何選人用人。
自古及今，就是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劉邦在比項羽劣勢的情況下能取勝，其根本在於得人用人上。對此，劉邦本人作過精闢的總結：“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張良;安邦定國，撫慰百姓，供應物資，不絕糧餉，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每戰必勝，每攻必克，我又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重用他們，這也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至於項羽，他只有一個范增卻不能重用，這就是他所以被我消滅的原因。”諸葛亮擇官以德才兼備為準則，他在《便宜十六策》裡指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過去講究用人，現在更講究。在這個相對透明的時代，用人的關鍵是選對地方或單 位的一把手，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並做好對權力的監督。
用人當然要用好人。就“好人”的標準，孔子也有精闢的論述。子貢問孔子說：“全鄉人都喜歡、讚揚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這還不能肯定。”子貢又問孔子：“全鄉人都厭惡、憎恨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鄉的好人都喜歡他，全鄉的壞人都厭惡他。”更為重要的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選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惡人的上面，能夠讓邪惡的人變得正直。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君子不憑一個人說的怎麼樣來舉薦他，也不因為一個人不好而不採納他好的見言。也就是說要公正用人，唯才唯德是舉。任用或重用一個人要慎重，“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孔子認為，大家都厭惡他，我必須考察一下;大家都喜歡他，我也一定要考察一下。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是領導者應具備的特質。居位越高，越易受人矇蔽，即使是親自巡視，看到的、聽到的也未必不是經過偽裝的。許多君王都是在糊里糊塗中丟掉了江山。
在用人問題上，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先學習禮樂，掌握一定的學問後，才能去做官為政。學生子路讓未完成學業的子羔去擔任費地的行政長官，受到孔子的嚴厲批評。孔子還說“舉爾所知”，就是要選拔你所瞭解、信得過的。主持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的政務，要“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責成手下負責具體事物的官吏，讓他們各負其責，赦免他們的小過錯，選拔賢才來任職。達到“近者悅，遠者來”使近處的人高興，使遠處的人來歸服。現在用人上首先要過政治觀，這由組織部門考查把關，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品行關、作風關、廉潔關。把德才兼備，有能力，敢擔當，以人民為中心的幹部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七、“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這是孔子對人尤其是為官人的忠告和警示：人若不能長久地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性，免不了要遭受恥辱。做了官就意味著手中有了權力。運用手中的權力為國為民謀福利，就會得到擁護和愛戴。相反，如果只是為謀求私利，就必將被國家和人民唾棄。事實上，那些受到懲罰的貪官汙吏剛開始為官時，也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只是沒有長久地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性，禁不起誘惑的考驗，由小到大，由淺及深地陷入深淵。明代山東巡撫年富撰寫過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明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文中字字警策，句句藥石，說明了為官清正廉潔，就能樹立威信;辦事公道正派，就能安定民心。
（作者房勝林，單位：青島市稅務局培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