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為什麼越來越胖？龍門石窟告訴你答案'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奉先寺
盧舍那大佛，從與皇權結合的角度講，打破了為尊者塑像的禁忌。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盛傳，廬舍那大佛就是武則天的原因。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許多菩薩像，都被雕刻得婀娜多姿，敦煌莫高窟裡不少這樣的形象。《唐高僧傳》的作者道宣曾經有感於盛唐菩薩像的世俗造型，發出感慨，說，菩薩居然如妓女，風姿太妖嬈。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奉先寺
盧舍那大佛，從與皇權結合的角度講，打破了為尊者塑像的禁忌。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盛傳，廬舍那大佛就是武則天的原因。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許多菩薩像，都被雕刻得婀娜多姿，敦煌莫高窟裡不少這樣的形象。《唐高僧傳》的作者道宣曾經有感於盛唐菩薩像的世俗造型，發出感慨，說，菩薩居然如妓女，風姿太妖嬈。
奉先寺菩薩
但我們看到，相對於盧舍那大佛的氣韻生動，大佛的左右脅菩薩像，雖然都身著盛裝豔服，表情卻都被雕刻得顯出一些呆滯，體型也缺少動態變化，沒有道宣所說的風姿妖嬈。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奉先寺
盧舍那大佛，從與皇權結合的角度講，打破了為尊者塑像的禁忌。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盛傳，廬舍那大佛就是武則天的原因。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許多菩薩像，都被雕刻得婀娜多姿，敦煌莫高窟裡不少這樣的形象。《唐高僧傳》的作者道宣曾經有感於盛唐菩薩像的世俗造型，發出感慨，說，菩薩居然如妓女，風姿太妖嬈。
奉先寺菩薩
但我們看到，相對於盧舍那大佛的氣韻生動，大佛的左右脅菩薩像，雖然都身著盛裝豔服，表情卻都被雕刻得顯出一些呆滯，體型也缺少動態變化，沒有道宣所說的風姿妖嬈。
這裡面，大概也包含了雕刻者的政治正確，用盧舍那大佛身旁的其他雕像，來突出盧舍那大佛的生動。
唐玄宗天寶二年，日本聖武天皇仰慕奉先寺大盧舍那佛形象，也在國都奈良東大寺鑄金銅盧舍那大佛，重五百噸，高五丈（摺合15.5米），投入勞力二百多萬人次，歷時十年才最後完成。可見盧舍那大佛的影響和工程之浩大。
從北魏到隋唐，龍門石窟佛像的雕刻手法逐漸以中國畫式的線形替代了犍陀羅式（希臘式）立體凹凸的表現手法，佛身軀體漸圓，佛身漸胖，衣帶在線條的帶動下，漸有飄逸感，衣紋律動，已經明顯區別於希臘、犍陀羅式雕塑。
宗白華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裡寫到：
埃及、希臘的建築、雕刻是一種團塊……中國古代藝術打破團塊，使它有虛有實，使它疏通。中國古代的傳統畫是一個線條的組織。
龍門以盧舍那大佛為代表的唐代佛像，都體現了這種畫意，這種從凹凸團塊兒到線條的轉變，基本消除了希臘、印度雕塑對肉感的刻畫。
佛像自希臘傳來的古風微笑，到了盧舍那大佛那裡，已經不再那麼嚴峻。
龍門唐代造像，宗教神祕氣氛已經被人間情調代替，人物刻畫更加註重神態與情感，佛像身軀肥碩，刀法豪壯。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奉先寺
盧舍那大佛，從與皇權結合的角度講，打破了為尊者塑像的禁忌。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盛傳，廬舍那大佛就是武則天的原因。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許多菩薩像，都被雕刻得婀娜多姿，敦煌莫高窟裡不少這樣的形象。《唐高僧傳》的作者道宣曾經有感於盛唐菩薩像的世俗造型，發出感慨，說，菩薩居然如妓女，風姿太妖嬈。
奉先寺菩薩
但我們看到，相對於盧舍那大佛的氣韻生動，大佛的左右脅菩薩像，雖然都身著盛裝豔服，表情卻都被雕刻得顯出一些呆滯，體型也缺少動態變化，沒有道宣所說的風姿妖嬈。
這裡面，大概也包含了雕刻者的政治正確，用盧舍那大佛身旁的其他雕像，來突出盧舍那大佛的生動。
唐玄宗天寶二年，日本聖武天皇仰慕奉先寺大盧舍那佛形象，也在國都奈良東大寺鑄金銅盧舍那大佛，重五百噸，高五丈（摺合15.5米），投入勞力二百多萬人次，歷時十年才最後完成。可見盧舍那大佛的影響和工程之浩大。
從北魏到隋唐，龍門石窟佛像的雕刻手法逐漸以中國畫式的線形替代了犍陀羅式（希臘式）立體凹凸的表現手法，佛身軀體漸圓，佛身漸胖，衣帶在線條的帶動下，漸有飄逸感，衣紋律動，已經明顯區別於希臘、犍陀羅式雕塑。
宗白華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裡寫到：
埃及、希臘的建築、雕刻是一種團塊……中國古代藝術打破團塊，使它有虛有實，使它疏通。中國古代的傳統畫是一個線條的組織。
龍門以盧舍那大佛為代表的唐代佛像，都體現了這種畫意，這種從凹凸團塊兒到線條的轉變，基本消除了希臘、印度雕塑對肉感的刻畫。
佛像自希臘傳來的古風微笑，到了盧舍那大佛那裡，已經不再那麼嚴峻。
龍門唐代造像，宗教神祕氣氛已經被人間情調代替，人物刻畫更加註重神態與情感，佛像身軀肥碩，刀法豪壯。
奉先寺力士
引子：作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經歷了從北魏到明清漫長的開鑿和重修。眾多的佛像，不僅是佛教的瑰寶，更是中國雕塑的一部演變史。
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派蔡諳、秦京到印度取回《四十二章經》和釋迦立像，史稱“永平求法”，標誌著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攜佛經及釋迦牟尼立像來到了京城洛陽，這是我國內地最早的佛教雕像。
佛本無像，世人為了方便，立佛像以為法門，於是有了後世無數的佛教雕塑。佛教雕塑中，佛窟藝術尤為燦爛。我國石窟藝術，分佈甚廣。
白馬寺鎮寺之寶 元代羅漢像
其分佈地理位置，與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基本一致：自西向東，自北向南。
沿著“絲綢之路”，由新疆經甘肅、寧夏到陝西、山西、河北、遼寧、山東、河南，然後再經四川向南發展。
而洛陽，是絲綢之路東部起訖點之一，也是隋唐時期全國佛教的中心。從這一點看，龍門石窟的開鑿和蔚然壯觀，是絲綢之路文化在洛陽傳播的必然結果。
北魏孝文帝遷洛後，佛教在洛陽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潮。龍門山崖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窟造像以來，歷經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諸朝，都有不同程度的開鑿和修復。
北魏孝文帝從平成遷洛 （洛陽博物館展示油畫）
其中北魏和唐代出現的兩次開窟造像高潮，大規模營造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據1962年統計，兩山現有石窟龕二千一百多個，造像約十萬餘尊，造像題記三千六百種左右。不過因為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已經很難統計確切數目。
古陽洞的漢風轉變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大型洞窟，由支持孝文帝改革和遷都洛陽的一批官僚貴族所開鑿。由於古陽洞中留下了很多造像記和紀年銘刻，所以後世可以準確進行佛像斷代。
古陽洞從太和十九年（495年）起，開始出現西方式衣著的佛龕，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開鑿者開始正式營造大窟。這一時期的維摩居士的雕塑形象往往寬衣博帶、執掌塵尾、倨傲自負、從容論道。
古陽洞維摩居士雕塑
雕刻手法具有鮮明的犍陀羅藝術遺風，人物比較寫實，周圍還有蓮花、飛天、火焰等裝飾。
犍陀羅藝術源自貴霜帝國，其特點是結合了希臘的寫實主義與印度的佛教藝術形式。
立佛，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土於巴基斯坦Gandhara，時間為1世紀到2世紀，為犍陀羅藝術代表
由於貴霜帝國控制著絲綢之路的要衝，與東方漢代中國有密切商業來往，佛教也由此傳入中國。
犍陀羅藝術，影響了早期中國佛教雕塑的風格，龍門早期古陽洞、賓陽洞造像含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元素。
中國的四大洞窟不乏西方元素。敦煌石窟的美人洞，還保留裸露上身的菩薩形象，菩薩身著單肩吊帶，瓔珞覆身，有的還袒露小腹，穿著相當開放，看起來性感嫵媚。
敦煌石窟裡的菩薩（45號窟）
這些都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塑和繪畫不避諱裸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還出現了大量性愛場面的雕塑。可見希臘文化傳到了印度，反倒有了另一種更開放、更激烈的變體。
中印度北部地區卡吉拉霍遺址（Khajuraho Group of Monuments）雕塑
不過北魏初期造像的各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菩薩像的服飾開始漢化，景明四年（503年）前後，菩薩的服飾全部漢化，接下來便是如來像的服飾逐漸漢化。
至正始二年（505年），菩薩、如來像皆為漢式，漢化過程完成。絕大多數佛像穿上了新裝，由袈裟式的偏衫，發展為方領下垂、寬衣博帶式的外衣。佛和菩薩塑像的衣服越穿越多，越來越肥大。
古陽洞佛像除去一些犍陀羅影響的因素外，從衣褶到形象塑造，都展現了中國繪畫線條的熟練運用，表現出一種有別於犍陀羅風格的靈動，明顯受顧愷之《女史箴圖》畫風的影響。
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
顧愷之的“遊絲描”所刻畫的細線人物非常有名，用中鋒筆尖圓勻細描，秀勁古逸。以形寫神，凸出人物神韻。
這時的造像，面相清瘦，身形修長，菩薩廣額，小頤，秀頸，眉宇開朗，神情恬淡。
龍門石窟早期犍陀羅式菩薩像
飛天清麗俊秀，飛揚動盪，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從造像衣飾看，中國藝術的線條，開始取代古希臘雕塑的凹凸，形成了中原特有的，帶有名士風度的“秀骨清像”。
古陽洞造像服飾漢化從太和十九年到正始二年，歷經十餘年，西方式佛像與漢化佛像同處一龕，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對比雕塑。
賓陽中洞禮佛圖
賓陽中洞是北魏宣武帝傾盡財力給父親孝文帝和母后做的功德洞。
其中有兩幅著名的浮雕瑰寶《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和《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分別鐫刻於賓陽中洞前壁門拱兩側。這兩幀大型浮雕圖畫取材莊重，立意深邃。
《魏孝文帝禮佛圖》（現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文昭皇后禮佛圖》（現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皇帝和皇后形象在洞窟的石刻裡出現，顯示了佛教和皇權世俗的結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有過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帝王的爭論。
北魏時期，北方的高僧法果經常說，太祖（道武帝）明睿好道，即是當世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兩幅禮佛圖的出現，也是法果這一派理論得到皇權認可的積極結果，把皇帝當做當世如來，而藉助皇權，佛教及其教義能夠得到更廣泛傳播。
由於是受皇室之託，古代工匠為了表現當時皇家宗教生活的隆重氣氛，兩幅禮佛圖都經過了精雕細琢，展現了高超技法。
以構圖而論，這兩幀作品在有限的壁畫空間中，對人物層次和主次羅列都作了周密的設計，人物集中，神態各異，細節刻畫到位，層次錯綜緊湊，又和諧統一。
這一組佛浮雕在構圖和雕刻技巧上，已達到了兩漢以來以造像碑為代表的“板塊造型”藝術的爐火純青境界。
雕刻手法，充分發揮了中國畫線條的明快洗練，受到了《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的強烈感染，烘托出了宗教的肅穆和人物的飄逸。
東晉 顧愷之《洛神賦圖》，宋代摹本
這兩幅圖中，世俗化的禮佛，也成了宗教藝術的表現之一。題材不再限於簡單的佛像塑造，大大豐富了後世的宗教題材。中國佛教造像也在隨後的傳播中，逐漸地顯出世俗化的傾向。
被僱傭的中國石匠及被盜走的佛像（圖為莫高窟佛像）
Langdon Warner
盜取敦煌壁畫的文物販子，美國考古學家和探險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曾經看到龍門石窟這兩幅禮佛圖的照片，他把照片寄給波士頓美術館，並附言：
“你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頂級的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可惜當時動亂的中國沒有能力保護這兩幀國寶，它們被中國石匠一塊兒一塊兒敲碎，然後被文物販子倒賣到了美國。
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唐代開窟造像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達到了鼎盛。從龍門許多唐代石刻造像中，可以窺見武則天一步步登上權力寶座的蹤跡。
萬佛洞完工於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專門為唐高宗、武則天做的功德窟。武則天還在龍門廣造彌勒，千佛洞、惠簡洞、大萬五佛洞、極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彌勒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盧舍那像龕是在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經營下的皇家造像工程，工程設計和施工都由高宗親自任命制定。公元672年，武則天還特別捐出“脂粉錢二萬貫”，來助修奉先寺。
盧舍那佛
一般認為，盧舍那大佛約在高宗乾豐元年（666年）前後開工，上元二年（675年）竣工，耗時十年之久（具體年代還存爭論，且用常見說法）。
高規格的營造加上漫長的工期，使得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整個龍門石窟東山、西山千萬洞窟中，處在了眾星拱月的地位。
盧舍那大佛，實測高度17米，加上背光火焰紋，高20米左右，圓臉，面短，大眼，小嘴，眉彎，儼然是一位女性形象。
大佛不管從哪個方向看，彷彿都在微笑，佛像整體採用圓雕，造型勻稱，身體修長豐約，儀容莊嚴典雅，肩背寬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機，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上。
廬舍那大佛的頭部向下俯視，豐頤秀目，可與禮佛者仰視的目光相交流。大佛嘴角含而不露微笑，格外引人注目，使人們感受到盛唐的自信和豪邁的時代風貌。
古希臘Kouros青年雕像的微笑，公元前530年
犍陀羅式微笑，時間不詳
盧舍那的微笑
大佛的微笑，最初來自西方，是由希臘雕像的微笑，演變成印度犍陀羅佛像的微笑，這一微笑，又隨佛造像傳入中國。
唐朝當時流行“血暈妝”、“啼面妝”，唐朝女人把眉毛剔除，眉毛上和臉頰上塗幾道濃厚的豔粉或者粉暈。
啼面妝
啼面妝 洛陽古墓博物館出土壁畫
盧舍那大佛如今看起來沒有眉毛的造型，似乎就是當年的“血暈妝”，把微笑烘托得更加迷人。她的微笑，與犍陀羅佛像和龍門早期北魏佛像相比，多了一份包容和寬厚，而少了幾分來自宗教的神祕和超凡脫俗。
雕刻工匠還適當地誇大了大佛的頭部、上身的比例尺度，彌補了人們視覺上的誤差，還吸收了印度傳來的“希臘鼻”（又叫“通天鼻”）的技巧，大佛的鼻樑與前額相平，不至於產生鼻樑塌陷的錯覺。為了表現眼神，大佛的眼睛被雕刻得呈半球形凸起，瞳仁則保持接近眼球的高度。
這是希臘雕刻手法，使大佛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但盧舍那大佛的眼睛刻畫，不限於吸收希臘藝術經驗，它還有所創新，工匠把一個黑色玻璃罩鑲嵌到眼睛裡去，以表現瞳仁。這種對新材料的結合使用，產生了更為傳神的藝術效果。
盧舍那大佛的營造，與武則天關係緊密。一千文錢為一貫，兩萬貫的捐資，放到如今，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武則天之前曾在感業寺為尼，在走向權力寶座的幾十年宮廷鬥爭中，佛教是她的精神依託。
武則天在支持佛事活動和修建寺院方面都很熱心。盧舍那大，本意光明遍照，盧舍那大佛，就是光明遍照大佛，它是武則天本人形象和政治理想的現實化身。
中國古代塑像的對象，不外乎三個：
“一、畜生；二、鬼神；三、卑下之人。”（學者摩羅的話）為尊者雕像，不光是一種空缺，而且是一種嚴格的禁忌。
奉先寺
盧舍那大佛，從與皇權結合的角度講，打破了為尊者塑像的禁忌。這也就是為什麼坊間盛傳，廬舍那大佛就是武則天的原因。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盛唐時期的許多菩薩像，都被雕刻得婀娜多姿，敦煌莫高窟裡不少這樣的形象。《唐高僧傳》的作者道宣曾經有感於盛唐菩薩像的世俗造型，發出感慨，說，菩薩居然如妓女，風姿太妖嬈。
奉先寺菩薩
但我們看到，相對於盧舍那大佛的氣韻生動，大佛的左右脅菩薩像，雖然都身著盛裝豔服，表情卻都被雕刻得顯出一些呆滯，體型也缺少動態變化，沒有道宣所說的風姿妖嬈。
這裡面，大概也包含了雕刻者的政治正確，用盧舍那大佛身旁的其他雕像，來突出盧舍那大佛的生動。
唐玄宗天寶二年，日本聖武天皇仰慕奉先寺大盧舍那佛形象，也在國都奈良東大寺鑄金銅盧舍那大佛，重五百噸，高五丈（摺合15.5米），投入勞力二百多萬人次，歷時十年才最後完成。可見盧舍那大佛的影響和工程之浩大。
從北魏到隋唐，龍門石窟佛像的雕刻手法逐漸以中國畫式的線形替代了犍陀羅式（希臘式）立體凹凸的表現手法，佛身軀體漸圓，佛身漸胖，衣帶在線條的帶動下，漸有飄逸感，衣紋律動，已經明顯區別於希臘、犍陀羅式雕塑。
宗白華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裡寫到：
埃及、希臘的建築、雕刻是一種團塊……中國古代藝術打破團塊，使它有虛有實，使它疏通。中國古代的傳統畫是一個線條的組織。
龍門以盧舍那大佛為代表的唐代佛像，都體現了這種畫意，這種從凹凸團塊兒到線條的轉變，基本消除了希臘、印度雕塑對肉感的刻畫。
佛像自希臘傳來的古風微笑，到了盧舍那大佛那裡，已經不再那麼嚴峻。
龍門唐代造像，宗教神祕氣氛已經被人間情調代替，人物刻畫更加註重神態與情感，佛像身軀肥碩，刀法豪壯。
奉先寺力士
奉先寺力士
佛像衣褶流暢自然，菩薩端莊溫柔，天王力士雄武有力。盧舍那多肌肉，豐腴，具有曲線美。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在隋唐時期，高不可攀的佛教雕塑神祕的面紗已被揭去，佛和菩薩的形象變成了普通的凡人，這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一大特點。
龍門石窟造像，不少都刻有紀年，可知它們開鑿的絕對年代，這些有紀年的造像依次編年排列，就是一部偉大的石窟寺造像藝術史，確切地說，是從北魏遷都洛陽一直到中唐——將近三百年的編年史。
佛教雕塑的造型和表現內容，必然受到誕生年代品格和特色的浸染，留下時代的標記，為我們後人瞭解時代變遷，留下註解。龍門石窟的雕塑，是中國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見證。
參考文獻：
宮大中：《龍門石窟藝術》【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12
夏琳瑜：《盧舍那佛形態研究》【D】，鄭州：鄭州大學，2017.5
張乃翥：《龍門佛教造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