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京華煙雲》，你對林語堂一無所知

錢鎖橋版《林語堂傳》封面。(資料圖)

錢鎖橋版《林語堂傳》：“他是一個自由人”

本刊記者/毛翊君

發於2019.6.3總第901期《中國新聞週刊》

中國現代作家裡，林語堂是活躍於文壇大半個世紀的一位。因為最早用中文譯出“幽默”一詞，他在上世紀30年代轟動一時。至今，更多被大眾所知的是一部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小說《京華煙雲》。而在學術領域，對他的研究始終沉寂。

很長的時間裡，林語堂陷於爭議，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對幽默文學的褒貶不一。抗戰期間林語堂遠在海外，兩次回國逗留時間都有限，被質疑為脫離中國實際、不食人間煙火。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錢鎖橋用20年的研究，在新作《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中論述，林語堂是足以探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問題的“棋子”。比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他在批評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冷靜修正徹底反傳統的激烈論調，併成功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輸出國門。

錢鎖橋認為，林語堂不僅是文學家，還是哲學家、批評家，以及發明中文打字機的科學家，“魯迅和胡適其實並不能和林語堂並稱，魯迅和胡適都是20世紀中國的，林語堂不僅是20世紀的，還屬於我們21世紀，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錢鎖橋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揭開被遮蔽的

1985年的深圳被粵語充斥，跳迪斯科的人留著長髮，年輕人談詩和哲學，擺脫被灌輸在腦子裡的東西，心比天高。22歲的常州人錢鎖橋剛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畢業，到深圳大學外語系做外事祕書，周圍聚在一起的有很多詩人，大家聊黑格爾、海德格爾、薩特，感覺這樣的話題是前衛的。

偶然在書店隨意翻書時，錢鎖橋看到一個漢譯本《中國人》，原著《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作者叫林語堂，是一位中國現代作家，可他從沒聽說過。“80年代實際上還是延續五四的話語。”他感覺，書中對中國、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說法，好像對中國文化有所批評和反思，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

問題被暫時擱置，直到後來，因為機緣巧合進入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就讀，通過對中西方文化對比的研究，才慢慢理解這些。

追求新知識的80年代，譯書是頭等大事。一次，一位美國外教借了他一本《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他像發現了新世界。隨後，他把書譯成中文，譯稿拿去臺灣出版後，他給原著作者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羅·拉比諾寫信，說譯書之後受益匪淺，想去拜師讀博士，可自己是個學士，而且一分錢沒有。1990年，錢鎖橋如願以償，被推薦到了伯克利大學比較文學系。

理論課程裡，錢鎖橋選擇現代中國文學做主要研究方向，受福柯從當代角度抨擊西方知識體系的影響，他轉而關注中國的現代文化。起初，林語堂在政治方面的內容是他業餘的興趣，在圖書館找出來隨意翻讀。

做亞美研究專業助教賺生活費的時候，錢鎖橋又在本科一年級英語教材裡發現林語堂。這裡面有兩種聲音，既把林語堂稱作華裔美國文學作家先驅，又對其“不以美國為歸依”的“政治不正確”猛烈攻擊。

這激起錢鎖橋對林語堂一探究竟的興致。從圖書館的“亞洲研究”和“美國研究”兩個分類裡都能找林語堂的作品，通讀後，錢鎖橋終於意識到，林語堂在中國國內一直是被遮蔽的，他想去揭開。

“看中國現代的歷史，有知識分子各種言論，林語堂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1994年上半年，錢鎖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定下林語堂的研究方向。藉著短期擔任南師大外語系客座副教授的機會，錢鎖橋回國蒐集資料。

這時的國內，對於林語堂，開始有了些許理性的研究。最初，是在個別高校中文專業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研究魯迅的學者延伸出對林語堂的研究。林語堂的一些作品重新被翻譯、出版，“幽默文學”從戰爭年代的“墮落文學”慢慢開始被正視。錢鎖橋收集了所能找到的文章，內容並不算多。

1961年，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裡，關於林語堂的內容只有一頁。1983年，時任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講師施建偉發表對幽默文學的看法，肯定之餘，也批評過譽了“幽默”文學價值。錢鎖橋又在家鄉常州一家新華書店裡，找見一本《林語堂在海外》，趕緊買回家拜讀，結果發現基本是照抄了林語堂女兒林太乙所寫的《林語堂傳》。

錢鎖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些資料都是在意識形態下對林語堂的界定，而沒有寫出真實的林語堂。

美國語境

論文最後寫得不算滿意，錢鎖橋覺得“只是從文本到文本”。關於中國上世紀30年代的資料表明，在1925年底，林語堂參加了“首都革命”的遊行，也向警察扔了石頭。他發表批判北洋政府的言論，在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後，被政府列入第二批黑名單，而同在黑名單上的《京報》主編邵飄萍已被槍殺。國民革命後，林語堂不再熱衷革命，投入對“幽默”文學理論的研究，但也因此被批判為與民族危難的主流戰爭意識不相符。

而在美國能找到的內容，更多隻是林語堂的英文作品，文本誕生的原因和背景他不得而知。“美國對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研究，有幾本書，只是講美國人怎麼看中國，比較泛。”錢鎖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寫完博士論文，錢鎖橋到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做了博士後研究員，接著研究華裔美國文學課題，算是從林語堂研究項目中延伸出來的。曾經結識的哈佛教授維爾納·所勒斯和其門下弟子尹曉煌對他的研究頗為支持。一次，尹曉煌告訴他，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莊臺公司的檔案，還沒人去看過，或許有用。莊臺公司是由哈佛畢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華爾希創立的出版公司，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等多部作品由其出版。華爾希和他的妻子、著名作家賽珍珠也是林語堂的重要朋友。錢鎖橋隨後用兩個月的時間，天天開車從曼哈頓到普林斯頓，查出他認為是最富增量的資料——流水賬一樣的文件裡有諸多林語堂和華爾希、賽珍珠的往來信件，他一盒一盒地整理出來。

在中國長大的傳教士賽珍珠曾憑藉創作小說《大地》，先後獲得普利策小說獎和美國曆史上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小說描寫中國農民勤儉持家的生活，1931年通過莊臺公司在美國出版後，美國讀者反響激烈，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遭到批判，林語堂則在自己的《論語》雜誌上表示對賽珍珠的盛讚。之後，林語堂被朋友引薦與賽珍珠見面，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賽珍珠立馬寫信把林語堂推薦給了莊臺公司。

華爾希察覺到中國題材在美國有很好的出版市場，出版《大地》之後，準備策劃推出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這是本講中國文化和生活精髓的散文集。華爾希和賽珍珠通過寫信跟林語堂溝通編輯意見。起初，關於原稿第二章的內容——痛批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亂象，林語堂對是否刪去曾長時間猶豫不決，而華爾希非常喜歡，建議保留。在1934年7月到9月的信件裡，林語堂先表示，“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之後，他幾度考慮到政局不穩的原因，決定不發表，擔心被指責“不愛自己的國家”，並提及自己的好友也勸說不要發表。1935年3月15日，林語堂最終還是決定保留，意在“稍微刪改”挪作“結語”。

武漢的新文化陣地《國民新報》的嚴厲批評隨之而來，指責林語堂“賣國賣民”。林語堂在給華爾希的信中提到自己對此的感受，“我早就料到這種東西，自卑感強盛的中國‘愛國者’專利。”但林語堂還是怕將這部作品譯成中文，他告訴華爾希，“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書中寫的都說出來？那我還不被那般中學畢業的‘普羅作家’給碎屍萬段了？”

“因為信件不可能說假話，你就看到了他的整個生活方式、脾性，很多東西都是反映出來的。”錢鎖橋感到一下子開闊了眼界。但那個時候，錢鎖橋還沒想到要為林語堂寫一本傳記。

1999年，他去了趟臺北，到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走了一次，發現沒人管理，資料散亂。2000年後，錢鎖橋到香港城市大學執教，碰上時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龍應臺來訪問，錢鎖橋講了自己的研究，龍應臺邀請他到林語堂故居做駐館作家。

2004年，錢鎖橋在陽明山上待了一兩個月，把館裡的資料整理了一遍，挖掘出一些有用的內容。“林語堂在美國的時候，出了一本書後，他就會付錢給一家公司，那個公司專門剪輯所有報刊上相關的評論給他，館裡就有這麼一疊資料，能看出美國媒體當時是怎麼看林語堂的，這個是很重要的。”之後，他遇上臺灣民間做林語堂研究的秦賢次，對方分享了自己手頭的資源。

直到2009年，他回美國做訪問學者，終於完成了首部專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並於2011年出版。

自由的延續

首部專著完成前，錢鎖橋開始想到要寫一部林語堂的傳記，“作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的個案研究”。之前二十年所收穫的資料都成為積累。

作家東東槍在讀過錢鎖橋的《林語堂傳》後感慨，“一生愛慕自由、追尋自由、捍衛自由的作家林語堂其實從未曾自由。”而錢鎖橋覺得，林語堂有財務自由，也有學術言論自由，還能實踐跨行搞發明創作，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

要說林語堂比較可惜的地方，錢鎖橋認為是其後期在美國應該寫出更好的作品，“不該寫那些為市場而寫的小說，但他要維持生計，是情有可原的。”林語堂投入十多萬美元成本製造“明快打字機”，最後因無人投產而欠下大筆債務，甚至變賣了公寓。“他是一個自由人、自由作家，那就得先掙錢養活自己，這是基本的，而不是靠官方養活。”錢鎖橋說。

對於自由，林語堂始終認為，在中國的傳統裡有這一部分。他會舉出晚明袁宏道、李贄做例子，再追溯，還有蘇東坡。而林語堂在1947年完成的《蘇東坡傳》，被不少評論指出，將蘇東坡塑造得太過完美。錢鎖橋在寫林語堂傳記的過程中，理解林語堂的角度，“蘇東坡對他來講，是中國文化產生出來的一個最好的模板。而且這個模板，就是他寫出來的這樣的蘇東坡。在他看來，蘇東坡的精神是現代的、永存的，是在他身上得到的，就等於是延續的。這個就是自由精神。”

錢鎖橋向《中國新聞週刊》談及，林語堂創立的《論語》雜誌社的一位助手後來回憶，說起林語堂在40年代回國時到重慶，整天談的是國際外交，根本不理解身處抗戰的重慶的文人是怎麼樣的生活狀況。而錢鎖橋看來，“40年代，好多左翼包括巴金都寫得悽慘兮兮的，但是林語堂不是。可以說他的視野不在這，他關注的是國際外交，這個是決定戰爭最關鍵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講，他是在前沿。”

1940年2月，林語堂決定回國時，做過長久留下的打算。他在給華爾希的信件裡講，要“作為一個普通個人回國，在後方從事建設工作，仍然保持一個作家的自由……”他想過“在《大公報》開一個英文專欄”“用英文寫個系列，叫做‘來自重慶的幽默’”。他也做了心理準備，“我想戰時肯定管制更嚴，但我可以接受，一切為了戰爭。不管怎樣，我也會用中文寫作了……”

只是，林語堂一家在“重慶大轟炸”時到達那裡。之後，林語堂重新思考自己在戰時中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並就這個問題去信給宋美齡。三個月後，出於被動和主動的原因，他接受了“蔣介石侍衛室官員”的虛職頭銜，回到美國。

由於三十年身處海外，沒有直接處於中國的環境中，晚年歸國又是定居臺灣，林語堂的愛國情懷屢遭質疑。但錢鎖橋認為，林語堂永遠都是一個親歷者，“可以說，他在國內本身就是隔空觀察的。”出生於基督教背景的家庭，繼而在聖約翰大學受教育，經歷一個完整的西化成長環境之後，林語堂在畢業來到清華教書時意識到對傳統文化的彌補和鑽研——“所以他永遠是在兩邊世界當中。他是既生活在裡面，同時又有一定的距離。這實際上是非常獨特的視角，中國現代性最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視野。”

“敘述者永遠都是要選擇的。”就像林語堂寫《蘇東坡傳》的時候其實在寫自己，錢鎖橋對用諸多素材呈現出的林語堂，也進行了自己的選擇，“把自己的意識和東西放進去，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