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文學傳媒盛典
年度
傑出作家
李洱
李洱，19 6 6年生於河南濟源，1987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後為河南省專業作家，現任職於中國現代文學館。著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物兄》等。《花腔》2 0 0 3年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授獎辭」
李洱面對的是此身、此時、此地。生活浩蕩，個體渺小；空談遍地，實聲低沉。一群知識人深居院牆，卻不懼窘迫要為時代立心；明明沮喪、無能，還要裝扮得花團錦簇。出版於二〇一八年度的長篇小說《應物兄》，就這樣觀物、觀世、觀我。觀物類情，觀我通世。精細、豐盛、龐雜、移步換景的敘事景觀中，莊嚴與戲謔混雜，風骨與媚世共存。空間來回摺疊，語義不斷增殖，精神燦爛出之紙上，又不斷消散於嘴上闊論；但哪怕思想生活都成了笑談和雜碎，有些氣若游絲的精神遺存仍然迎風站立。
「獲獎感言」
從事寫作已經三十年了，但我還是個新手。
一個形容詞，就能把我給難住。詩人帕斯在紀念博爾赫斯的文章說，博爾赫斯死了，再也不會為一個形容詞而猶豫不決了。看到這句話，我的眼淚都要下來了，我同時也得到了安慰。一個新手從一個巨匠那裡得到的安慰，總是顯得彌足珍貴。現在，我又從評委這裡得到了安慰，謝謝主辦方和各位評委。
寫作就是在詞與物之間建立起聯繫，並且不斷地調整這個關係。我從博爾赫斯那裡受益良多，曾經多到產生了副作用的地方。這當然不是博爾赫斯的錯。我的意思是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日漸意識到，我們面對的現實與博爾赫斯面對的現實幾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我們只能努力尋找與我們的現實相對應的那個詞，用它來形容我們紛紜變化的現實，用它來描述我們的警覺，我們的希望。
對中國發生的偉大變革，我們每個人都置身其中。我知道，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對此作出迴應。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傑出作家投身於此。在一個共同的語境裡，他們的創作實踐對我也是極大的鼓勵。這不是客套。我傾向於把這個時代的寫作，看成是一種義務勞動，看成是在為一種更成熟的寫作鋪路。我雖然不是語言上的本質主義者，但我確實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能都是在為一種更成熟的語言而努力。
2005年春天，當我著手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雖然我事先做了詳細的案頭工作，但我仍然沒有料到寫作過程會如此艱難。我一次次地感受到自己還是個新手，一次次地感受到寫作的困難，也一次次地想過是否放棄。如果不是因為朋友們的鼓勁和催促，如果不是意識到它也需要見到它的讀者，它可真的無法完成。
這部小說出版之後，得到了一些讚譽，當然也收到了一些責罵。我尊重那些善意的批評，我把它看成是文學對話的一部分。熟知我的作品的讀者，或許可以從我的作品中讀出來，我是多麼尊重對話。在我看來，對話既是文學生態的應有之義，也是現代小說文本的基本要求。
謝謝你們對一個寫作新手的寬容和鼓勵。
南都：首先祝賀你獲得第十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傑出作家”，先讓我們把目光推遠一些，還記得你是如何走上寫作道路的？
李洱：謝謝！確實很意外，謝謝評委們的鼓勵。八十年代的大學校院裡，寫詩、寫小說、寫話劇的，多如過江之鯽。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員。稀裡糊塗的，就這樣走過來了。生活中，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比較糊塗的人。
南都：從2001年到2004年，你相繼交出了《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兩部長篇，2005年開始動筆寫《應物兄》，卻在十多年後才問世，為什麼？
李洱：人到中年，生活和心境都難免會有些變化，但這是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事，不說也罷。我的寫作習慣，對寫作速度可能會有些影響。正常情況下，每天能寫三千字就不錯了。第二天，我會習慣性地把前面的文字再看一下，再改一下。這一看不要緊，前面的文字可能就作廢了。進一步，退兩步，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南都：為什麼選擇儒學研究者作為寫作對象？
李洱：儒學入世，儒學研究者研究的自然也就是入世的學問，讓他當主人公是比較妥當的。
南都：寫作週期一旦變長，作家不僅要面對外部世界的瞬息萬變，還要處理經驗回憶和當下的發酵更迭，過程中你如何把握週期如此之長的寫作節奏？這樣的寫作給你帶來什麼樣的體驗和心得？
李洱：寫長篇小說，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你對這個世界要有一個總體性、穩定性的態度，同時小說要儘可能地具有對話性，要能夠打開一個個對話空間。“對話性”這三個字，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格外重要，我甚至把它看成現代小說的重要標誌。當下發生的事情，如果對你有刺激，對你的情感和價值觀有刺激，你不妨就讓它加入對話。
南都：的確，從你的寫作中可以看出，話語生活是知識分子生活的重要形態，你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話語生活”及其命運，這是否和你的學院經歷有關？也有不少讀者指認出了小說人物的現實原型。
李洱：學院經歷，對我應該有影響。我注意到有些讀者朋友列出了一些所謂的原型，但是坦率地說，有些所謂的原型，我在寫作過程中從來沒有想到過。小說處理的是經驗問題，小說並不直接對現實發言，小說不是非虛構。
南都：但你在小說中確實塑造了各色知識分子，堪稱活靈活現，通過文字鋪陳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到了下半部分更逐漸溢出學院之外。這些知識分子人物中，有的如魚得水，混得風生水起；有的道貌岸然……小說似乎道出了當下知識分子的一個困境，即知識分子職業化、中產化之後，在權錢圍剿下的坍塌和貶值，以及知識分子“知與行”的矛盾，你如何看待今天知識分子的處境？
李洱：有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有不同專業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認知方式、處世方式，都有差異。小說確實寫到了“知”與“行”的矛盾關係，但“知”的問題同樣複雜。只有認識到認識的可靠性，其實是來自感性與理性、實踐與理論的循環、疊加和發現，才能明白康德為何要用純粹理性批判來提醒人們認識不能脫離經驗，也才能知道馬克思的認識論為什麼格外強調實踐的意義。相關話題，在小說中都有涉及。
南都：小說旁徵博引，涉及的知識面堪稱浩瀚，為什麼會想寫一本這樣的“知識之書”？
李洱：所有小說都要處理知識。寫鄉村的小說，也要處理很多關於鄉村知識。清明前後，點瓜種豆，就是知識。寫知識分子的小說，當然更需要處理知識。知識也是存在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說，這是小說的題中之義。當然，這跟我對小說的認識也有些關係。當代小說，與十九世紀小說相比，如果有什麼重大變化，那就是敘事話語有些變化，它日益成為一種綜合性的話語。一種沒有知識的話語，你能想象嗎？
南都：據說你原來曾寫到了200萬字，後來刪到80多萬字，在修改過程中你如何理清結構和思路？
李洱：要把刪減的內容說出來，估計得用幾萬字，理清結構和思路，對我不構成太大問題。它就在那兒，它幾乎可以自動地向前滾動。
南都：最後呈現出來80多萬字的《應物兄》，並不是一本“讀者友好型”的小說，你在寫作時內心是否考慮過讀者？存在你為之寫作的理想讀者嗎？
李洱：沒有一個作家，不考慮讀者的閱讀感受。喬伊斯也會考慮的。當我說，小說應該有對話性的時候，我說的不僅是作品中人物與人物的對話，也包含著作家與不同人物的對話，以及作家與讀者的對話。把能夠參與有效對話的讀者，看成理想讀者。何為有效？面對一個文本，經驗的契合和摩擦同時生效，一些晦暗不明的空間將被打開，而反省精神遊蕩於其間。其實，作家總是在尋找自己的讀者，讀者也在尋找自己的作家。他們通過文字相遇，心有慼慼，但又相忘於江湖。
南都：據說《應物兄》的英文本你建議的書名是“局外人”？“應物兄”和“默爾索”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
李洱：我很喜歡閱讀加繆，但應物兄與默爾索是不同的人。默爾索是做什麼工作的，一千個讀者當中有九百個人不知道。但應物兄是做什麼的，讀過的人都知道，因為他是局內人。
南都：從《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到《應物兄》，你覺得自己的寫作、你對世界的關注點經歷了哪些轉變？
李洱：時代對寫作的要求越來越高了，寫作的難度越來越大了，作家的訓練和自我訓練越來越重要了。同時，我也越來越認識到傳統的重要性，意識到小說要解決的問題，是儘量填平傳統與現代、有限與無限、身與心、詞與物的鴻溝。這當然需要你在寫作中付出極大努力。
南都：你最近在讀什麼書？
李洱：我最近正在細讀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卡薩諾瓦的《文學的世界共和國》。我的食性比較雜，在同一時間段，我會閱讀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作家的書，然後再按圖索驥，儘量去讀一些相關的研究性作品。
南都：除了文學，你還有什麼愛好？
李洱：帶著兒子種菜。
採寫：南都記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