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成功，一部分來自國際專家到良渚遺址進行的現場評估，現場確認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以及保護的有效性。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依照：申遺文本。
如何贏得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英文名ICOMOS，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委託）專家的心，如何讓老外理解中華五千年文明？這是一件有難度的事。
2012年，良渚申遺正式啟動，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良管委）委託了一位老朋友——中國建築設計院有限公司建築歷史研究所負責，名譽所長陳同濱主持，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共同編制良渚申遺文本，歷時5年，總頁數5330頁。
從“文明”到“複雜社會”
陳同濱是杭州人，也是2000年《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主持人。8年前，西湖申遺本文正是她和團隊打造的。
如何定義良渚，陳同濱曾經有過糾結。
除了“早期國家”，申遺文本中關於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要素，還有一個關鍵詞：複雜社會。
對陳同濱來說，良渚申遺文本的突破口，也跟這個詞有關。
2017年，國際古蹟遺址保護理事會ICOMOS的三位考古專家——Douglas Comer（D.考莫爾）教授、Michael Pearson（M.皮爾森）教授和 Rima Hooja（莉瑪·胡賈）博士，正在北京參加紅山文化遺址申遺的研討會。良渚管委會邀請三位專家，來杭州良渚遺址看看。
三位專家給陳同濱提了一個建議：不要簡單使用“文明”這個詞來描述良渚。他們的建議是用“複雜社會”這個詞。
按照西方物質文明指徵，文明有三個標誌：城市、金屬、文字。這套已經沿用多年，在中國也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然而，中國的早期文明未必適用於這種標準。劉斌說，這也是國際學術界對中華文明存在的三個誤區。“第一個誤區是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而忽視了中華文明形成之前還存在著多個區域文明。第二個誤區是將中原文明作為中國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為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標誌。第三個誤區是以青銅器、文字作為判斷文明的絕對標準，而將未發現青銅器、未破譯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教授認為，除了文字和青銅器，良渚文化在各個方面均已到達文明國家的要求。“良渚文明”成為了個例，它挑戰了過去對於國家文明三要素的固有觀念。文明的標準，不應成為判斷一個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生硬公式。
其實，估計考古學界早已開始反思，開始摒棄這些早年歸納出來的標準，比如提出了“複雜社會”的概念。這是中國第一個使用“複雜社會”這個概念與國際對話的。
在國際語境下講良渚故事
“我們必須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去解讀我們的文化，你要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侷限性。”
“申報世界遺產，講遺產的價值，核心價值，一定是在國際語境下講，而不是用中國自己的傳統表述方式。”
什麼是國際語境？就是“必須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去解讀我們的文化，你要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侷限性。”
“要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需要具備一個足夠高的視野，藉此才能提出一個對全世界都具有突出普遍意義的價值。假如一座中國宮殿，你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這是中國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難入選，因為這隻對中國有意義，對其他國家、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都沒有任何意義。”
打動評委的，一定是對世界、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有重要意義的價值。
申遺文本中，有這麼一句重要的定論：“良渚古城遺址”可填補《世界遺產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國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具有世界突出普遍價值”。
良渚王國的底氣很足。
普遍價值的關鍵點，是5000年。
我們已經確證，5000年前，中華文明就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
人類社會發展有同步性，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都在5000年前進入國家社會。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隨葬玉器大墓的發現，才開始探索文明起源。良渚遺址的發現，證明中國在5000年前左右也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形態。
這就改變了以往國際考古學界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認知。
如今，人們知道良渚文明出現的時期,也正是古埃及、蘇美爾、哈拉帕文明開始出現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這一重要時期。
良渚古城遺址憑藉大量的遺址遺蹟，包括高大宮殿臺基、完整的城牆遺址、古老而龐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數以千計象徵權力與信仰的精美玉器，就足以讓人相信，5000年前，良渚王國社會發展程度，已完全可與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
這便是良渚對世界文明和人類發展的普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