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曄旻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文｜郭曄旻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陶簋，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殘長 171.8 釐米。上部殘損長度為8.2釐米，復原長度為180釐米。漆杆被漆成黑綠相間的色段，加以粉紅色帶分隔。考古專家研究推測，漆杆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中的圭尺，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論語》記載，帝堯當時禪位給舜的時候叮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時期對圭尺的稱謂。圭尺以其測晷影制定曆法以及天文大地測量功能，被作為王權象徵的權杖，故而掌握權柄稱之為“允執其中”。
根據天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共同組隊實地測量，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所測當地夏至影長39.9 釐米，約合1.6尺，這恰是《周髀算經》“夏至影長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標準。陶寺古城選址定在“地中”，與考古資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邑性質恰相契合。顯然，這把圭尺就是古人用來標示“地中”觀念的“建木”的變種，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種聖樹，傳說是溝通天地人神的橋樑。“在所謂的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確切說則應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王者獨佔地中，實質上就是絕他人與天地通的權利，壟斷與上帝溝通的宗教特權，從而達到‘獨授天命’‘君權神授’合法化和正統化的政治目的。”
文｜郭曄旻
2015年6月18日，中國社科院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陶簋，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殘長 171.8 釐米。上部殘損長度為8.2釐米，復原長度為180釐米。漆杆被漆成黑綠相間的色段，加以粉紅色帶分隔。考古專家研究推測，漆杆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中的圭尺，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論語》記載，帝堯當時禪位給舜的時候叮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時期對圭尺的稱謂。圭尺以其測晷影制定曆法以及天文大地測量功能，被作為王權象徵的權杖，故而掌握權柄稱之為“允執其中”。
根據天文學家和考古學家共同組隊實地測量，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所測當地夏至影長39.9 釐米，約合1.6尺，這恰是《周髀算經》“夏至影長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標準。陶寺古城選址定在“地中”，與考古資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邑性質恰相契合。顯然，這把圭尺就是古人用來標示“地中”觀念的“建木”的變種，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種聖樹，傳說是溝通天地人神的橋樑。“在所謂的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確切說則應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王者獨佔地中，實質上就是絕他人與天地通的權利，壟斷與上帝溝通的宗教特權，從而達到‘獨授天命’‘君權神授’合法化和正統化的政治目的。”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璧（瑗）及銅齒輪器，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在這裡，文獻記載與考古證據又一次達成了一致，將陶寺文化的統治者指向了“帝堯”。經過數十年的研究，考古學者論斷，陶寺遺址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比被視為夏代遺存的二里頭遺址早了好幾百年。作為實證5000多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和基石，陶寺遺址成為“堯都平陽”的不二之選，而向來歸諸傳說的“帝堯”時代，也向著“信史”邁出了堅實一步。另一個驚人論斷同樣因此呼之欲出：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遺憾的是，從考古發現得知，陶寺文化到了晚期，不但已由都城淪為普通村邑，而且其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其城垣被廢棄，宮殿和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築被毀壞，陶寺中期城內的貴族墓葬在陶寺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搗毀和揚屍，在一晚期灰溝出土有30餘個人頭骨，分佈雜亂，上面多有砍斫痕。這些死者以青壯年男性居多，而青壯年男性被殺戮往往意味著背後發生了血雨腥風的事件。有學者認為這是一次發生於陶寺內部的“下克上”，大約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起義”；但也有學者注意到，“陶寺中晚期之間的變故伴隨著來自晉陝高原中北部的各種肥足鬲和單把鬲為主的器物群上，以及牛羊畜牧的增長”；並以此推斷，陶寺及其周邊遺址在晚期發生的政治動盪，可能源於黃土高原的政治勢力對晉南盆地的侵襲與征服——人們不會不注意到，兩種政治勢力在農業帝國與遊牧帝國的交界地帶的衝突，將在“陶寺文化”之後的3000多年內反覆上演。無論如何，陶寺遺址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會因為陶寺文化最終的消亡而受到動搖。相反，隨著未來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陶寺遺址的出土文物，依然可能幫助改寫今天人們認知中的上古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