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導，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終身講席教授，著有《帛書周易研究》《道、理、禪與中國書畫》等，近年提出並從事數理人文學、數理美術史等研究。 （Elizabeth E. Kirk/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6月27日《南方週末》）
思想是有侷限的，而思想的侷限，往往來自閱讀。所以，收到編輯的命題作業——談談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三五本書時，心中不免有誤人之虞。
但從猶豫的瞬間起，對讀書的回憶，卻如刀斷水、如水赴壑，不能自已——想起了改革開放之初，狂熱的讀者把新華書店的營業員，擠得不得不站到櫃檯上售書；想起了自己連日翻閱《文史知識》，以及一套憶不起書名的學者論學的叢書，尋覓大師的蹤影與讀書的門徑；想起了自己整本抄寫北京學者、工人合編的《唐詩選注》上冊，一遍遍翻看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等等，心中一次次湧起動筆的衝動。是的，讀書可能導致偏見，但也正是讀書，可以幫助我們破除成見與思想的侷限。找到撰稿理由，確定書目，卻又左右為難。論對自己的影響，古人的經典、老師的大著，無疑是反覆繹讀、影響巨大的。然而，這些影響，早已公之於眾——圖書館、知網、讀秀一查，從瑕疵滿目的“少作”，到“失聯”已久的舊稿，印跡清晰可見，何須贅記？
倒是不曾公開的個人讀書體驗，似乎更有意義，即便所讀之書或屬宋儒所譏“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端”之類。
費新我先生《怎樣畫鉛筆畫》，是我少年時代朝夕耽玩的寶書。應該說，此書對我的影響，並非畫法示範，而是有關虛實、曲直、疏密、呼應等觀念的開示。
幾年後，當我從外文書店“內部資料”處意外獲得盜版的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鉛筆畫中的虛實相生、化繁為簡，中國畫中的“以虛無見氣韻”等，一一得到了“老莊精神”“山水精神”“中國藝術精神”的解釋，不僅使我從鉛筆畫“一超直入如來地”，領悟出中國書畫的要義，而且使我長期沉迷於“與天為徒”“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我滿足與忘乎所以之中。我一直以為，《中國藝術精神》是有兩大特點的奇書：一是從孔子、莊子思想切入藝術，開拓了藝術的精神史；二是拈出中國山水畫史，使披覽整個中國畫史如凌萬頃而小眾山。
讓我“一覽眾山小”的，還有張舜徽先生的《漢書藝文志通釋》。
學習美術史之初，尋根溯源的癖性，讓我在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流連忘返。應該是冥冥中的安排，在此，我對張光直、李學勤先生之學，一見傾心。於是，我擁有了第一本正版的英文原著——友人輾轉託人從美國捎來的張先生《古代中國考古學》第四版。
當然，那時無論如何也不會夢見，幾年後我的博士論文，基本上完全是在大洋彼岸、張先生身邊完成的。如《萬法本具足，一部學術史》（刊載於《南方週末》6月6日C24版）所述，我首次拜訪李學勤先生聯繫考博，尚未坐穩即遭當頭棒喝；或許是聊以安撫，李先生棒喝之後，又開列了一串書單，第一本就是顧實的《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的《講疏》，對我影響至今，現在也要求自己的博士生細讀。當時讀完《講疏》之後，在圖書館遍覽群書，又一氣讀完張舜徽先生的《漢書藝文志通釋》，頓覺豁然開朗。王鳴盛有云：“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張舜徽先生以《漢書·藝文志》為“治學之綱領，群書之要刪”，明確以“精熟”此書為治學根基，要求學子“反覆溫尋”。正是《漢書藝文志通釋》的淵博融通、厚積薄發，使我得以登高望遠，明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義，深悔讀之太晚。
當然，為學各有所長，《漢書·藝文志》研究成果甚夥，顧實《講疏》、王先謙《補註》等，意義、影響均有過於《通釋》之處，在此只是分享對個人有所觸動的意外體驗。
不談老師的大著，是撰此小文的原則，否則，怎麼也繞不過《周易經傳溯源》——沒有此書，就沒有我的博士論文；繞不過《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此書應是《中國學術史》的榜樣。儘管如此，我仍想列舉少人提及的《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
那是第11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的1990年，北京大小博物館均須展出館藏精品，包括長期關閉的法海寺，也將開放國寶壁畫。機會難得，我來到北京。長安街上，在一家很不起眼的簡陋小店，淘得這本《李學勤集》——封底貼著黑膠布，封面勒口被隨意割去，留有明顯的殘邊。
是書收文45篇，用李先生的話說，“雜而不純”、“充滿古字僻字”，從文明起源論至漢初，包括陶器、玉器、銅器、甲骨、簡帛、金石等。書的影響，對我則是終身的：一方面，書中多收李先生的代表作——先生之學，博大精深，文集所收，覆蓋甚廣，許多文章經細心閱讀，成為當時私淑李先生最為重要的門徑；另一方面，此書《自序》，足以視為李先生的學術自傳，當時先生已經年過半百，他把“若干年來反覆探討的問題”，歸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商周之際的文化傳流、晚周秦漢之間的文化傳流、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四個方面，寥寥數筆，勾勒出一部恢弘的學術史大綱，體大思精。當年反覆拜讀，深為震撼；如今展卷重溫，猶然使命在肩，心中怦然。
熟悉李先生的都知道，先生早年考入清華，志在學習數理邏輯。因緣具足，我擬談的第五本書，是查爾斯·霍華德·辛頓（Charles Howard Hinton）的《思想的新紀元》（A New Era of Thought）——辛頓，就是數理邏輯的奠基人喬治·布爾（George Boole）的女婿。
關注《思想的新紀元》，源於探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Salvador Dalí）的名作Crucifixion（Corpus Hypercubus），即《耶穌受難》。在此圖中，耶穌不是被釘在常見的十字架上，而是在超正方體於四維空間展開的模擬體上。這個模擬體，辛頓稱之tessaract（或tesseract），見於《思想的新紀元》。此書受柏拉圖《理想國》“洞穴之喻”的啟示而作，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四維的哲學、數學與宗教學討論，第二部分則嘗試採用有色管子製作模型，藉以表述對四維的感知。辛頓幾年後出版名著《第四維》（The Fourth Dimension），其中的四維超正方體，即基於《思想的新紀元》第二部分。
辛頓的“四維”，不是長、寬、高加時間的四維，而是空間的四維。對於三維的人類而言，辛書不但無法理喻，並且使人“惑於異端”。辛頓之書於我的影響，也許不在四維本身，而在於四維的思維。於是，我在三維之間，看見並表現了分維書法；我從數理維度，悟會了人文之學與中西方藝術歷史。於是，中國分形書法、分形國畫應運而生，數理人文學、數理美術史讓我不能自拔……正是辛頓的系列著述，把我引入分維與高維的奇妙空間——從曼德博（Benoit B. Mandelbrot）《大自然的分形幾何》（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到丘成桐（Shing-Tung Yau）《內在空間的形狀》（The Shape of Inner Space： String Theory and the Geometry of the Universe’s Hidden Dimensions）以及《生命的形狀》（The Shape of a Life： One Mathematician’s Search for the Universe’s Hidden Geometry），不論是豪斯多夫（Hausdorff）分維無限細化的變幻美，還是“卡拉比—丘”（Calabi-Yau）六維蜷縮緊縮的超對稱，無不改變著我心中的數學、藝術、人文，改變著我的思想。
思想如果有侷限，辛頓的“異端”之學與科幻，或可以打破。辛頓的曾孫杰弗裡·辛頓（Geoffrey Everest Hinton），榮獲2018年“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圖靈獎，想來並不奇怪，因為，他的思想讓計算機軟件從“人類控制”中解放出來，改變的不只是計算機科學，而且是整個人類世界，箇中恐怕不無曾祖父的影響。徐揚生院士說：人生的寬度，取決於思想的寬度；心胸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思想的新紀元”，意味著思想的新寬度、新格局，意味著人類的無窮可能。
邢文的書單
◎費新我：《怎樣畫鉛筆畫》，上海美術出版社，1962年。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李學勤：《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Charles Howard Hinton （查爾斯·霍華德·辛頓）， A New Era of Thought （思想的新紀元）， London （倫敦）： Swan Sonnenschein & Co。， 1888年。
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