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龔自珍認為，做事和治學都應具有“四不畏” 的勇氣：“大言不畏，細言不畏， 浮言不畏， 挾言不畏。”他倡導個性解放， 並專門撰文論述個人利益的合法性， 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清朝文字獄案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詠史
龔自珍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近三百餘年來，浙江一省人文薈萃，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先後貢獻出為數不少的俊秀之士，黃宗羲、 章學誠、 龔自珍、 章炳麟、 魯迅、 蔡元培， 是其中尤為英偉卓越者。 龔自珍處在承先啟 後的地位， 他是近代史開端時期開創風氣的人物。 他標誌著傳統文化的終結， 同時 代表著近代文化的發軔。
龔自珍的思想是這樣敏銳，反映著時代的脈搏，以至於到了 １９世紀末２０ 世紀初，乃至今天，人們讀他的著作仍然感到思想的火花在閃耀，具有強烈的震撼力量。“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他自豪地把自己的詩文視作電光四射的利劍。
龔自珍（1792—1841年）
龔自珍主要活動於１９ 世紀前半期嘉慶、道光年間。他是著名樸學家段玉裁的外孫， 父龔麗正在註釋整理古籍上也有成績， 所撰 《國語補註》， 被章炳麟評價為清儒有價值的著作之一。這種學術淵源， 使龔自珍從小在古文字學、文獻學上有很好基礎， 但他沒有走上考據學的道路。 他一生努力把當時的學風從脫離實際、 煩瑣考據轉變到關心現實、 挽救危機上來。
兩千年來，人們把封建帝制視為天經地義，專制君主頂禮膜拜，尤其在清代， 士人更念念不忘 “列祖列宗， 深仁厚澤”，只求俯首服從、 肝腦塗地， 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更不能有半點非議。龔自珍則深深地揭露了專制君主仇視、摧殘天下之士的實質。
他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對眾人 “震盪摧鋤”以建立其淫威， “其力強， 其志武， 其聰明上， 其財多， 未嘗不仇天下之士， 去人之廉， 以快號令， 去人之恥， 以嵩高其身， 一人為剛， 萬夫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強武”。他繼承和發揚了清初黃宗羲反封建的民主意識， 把它推向新的高度， 因而揭起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序幕。
黃宗羲（1610—1695年），著有《明夷待訪錄》，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
龔自珍從倫理道德範疇分析專制主義為害的酷烈，扼殺人的創造力，泯滅人的個性。 《明良論四》 指出 “庖丁之解牛， 伯牙之操琴， 羿之發羽， 僚之弄丸”， 此四者是古代的 “神技”。 可是如果不準庖丁多割一刀， 也不準少割一刀， 否則施加鞭笞； 或者限制伯牙今日操琴， 只准志於山而不準思於水； 或者規定羿和僚向東看不能西顧， 向西看不能東顧： 那麼， 這四種“神技” 將無可適從。
專制主義是依靠官僚機器來維持其統治的。龔自珍的真知灼見來自長期觀察，耳聞目睹。 其祖父龔禔身、 父龔麗正曾先後任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 禮部主事， 他本人從小隨家居住京城， 嗣後也任職內閣、 禮部。 雖然三代都是 “冷署閒曹”， 卻有利於他對官場冷眼觀察。
段玉裁（1735—1815年），龔自珍外公。江蘇金壇人，清代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徽派樸學大師中傑出的學者。
龔自珍概述官僚集團的心理特徵是獻媚營私、喪失廉恥：
“官益久， 則氣愈偷；望愈崇， 則諂愈固； 地益近， 則媚亦益工。 至身為三公， 為六卿， 非不崇高也， 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 匪但目未睹， 耳未聞， 夢寐亦未之及。 臣節之盛， 掃地盡矣”。
身為大臣卻處事卑鄙， 把探聽人主喜怒作為保官求榮的訣竅：
“堂陛之言， 探喜怒以為之節， 蒙色笑， 獲燕閒之賞， 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 妻子。 小不霽， 則頭搶地而出， 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
營利謀利是他們的唯一目的，國家大事完全置之不顧，“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以退縮為老成， 國事我家何知焉！”一旦國家有事， 他們便像鳩燕一樣飛得無影無蹤。 因此龔自珍斥責這班官僚是 “求寄食焉之寓公， 旅進而旅豢焉之僕從， 伺主人喜怒之狎客”， 已經墮落為完全對國家社會喪失了責任感的寄生階層。
章炳麟（1869—1936年），浙江餘杭人。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
龔自珍進而歷數官吏選舉制度的積弊。他指出， 清朝實行的“停年之格”， 即官吏升遷完全限於年數、 資歷的制度， “累日以為勞， 計歲以為階”， 造成人才的被壓抑， 碌碌無為者身居高位，“賢智者終不得越， 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
熬到最後當上宰輔、 一品大臣的官員， “其齒髮固已老矣， 精神固已憊矣， ……然而因閱歷而審顧， ……傫然終日， 不肯自請去”。這種用人制度的嚴重惡果， 必然是進取精神的被窒息，畏葸退縮、 冀圖僥倖、 萎靡不振的風氣蔓延氾濫， 整個社會失去活力。
正如龔自珍所痛切分析的：
“其資淺者曰： 我積俸以俟時， 安靜以守格， 雖有遲疾， 苟過中壽， 亦冀終得尚書、 侍郎。 奈何資格未至， 嘵嘵然以自喪其官為？ 其資深者曰： 我既積俸以俟之， 安靜以守之， 久久而危致乎是。 奈何忘其積累之苦， 而嘵嘵然以自負其歲月為？ ……此士大夫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也。”
晚清罕見老照片:官員官小派頭足
由於龔自珍深切地感受到社會危機四伏、弊病叢生， 他召喚時代的 “風雷” 來打破這 “萬馬齊喑” 的局面， 即， 希望以果敢的行動改革腐朽制度。 他就當時認識所及， 曾一再針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提出革新主張。
在《對策》 中， 他向道光帝提出施政、 用人、 治水、 治邊等建議。 在 《西域置行省議》 中， 他分析了在新疆改置行省的必要性。 這些建議大多切實可行。 例如新疆設置行省至光緒十年 （１８８４） 果然由清朝政府正式實行， 他的預言得到了證實。
比起這些具體改革主張居於更高層次的，是龔自珍以勇敢地向舊傳統挑戰的姿態，倡導變革是歷史的必然，發出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這有力地衝擊了舊的價值觀念，對近代中國人的認識確實起到首開風氣的作用。
西方人筆下的清朝官員宴飲圖
針對千百年來封建階級所恪守的“天不變， 道亦不變”， “祖宗之法不可變” 的陳舊教條， 龔自珍鮮明地論證不變革就是自取敗亡：
“自古及今， 法無不改， 勢無不積， 事例無不變遷， 風氣無不移易”， “一祖之法無不敝， 千夫之議無不靡， 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 孰若自改革？ 抑思我祖所以興， 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 又非革前代之敗耶？ ……奮之， 奮之！ 將敗則豫師來姓， 又將敗則豫師來姓”。
正因為龔自珍把變革提高到歷史必然規律， 提到民族盛衰存亡的高度來論述， 他的主張才成為近代維新派言論的先河。
針對千百年來禁錮人們頭腦的“克己復禮”“存天理， 滅人慾” 的儒家教條， 龔自珍倡導個性解放， 並專門撰文論述個人利益的合法性， 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病梅館記》一文，龔自珍以隱喻的手法，對專制統治者摧殘人性發出沉痛的控訴！他發誓要 “療之， 縱之， 順之”“解其棕縛”“必復之全之”。 在與專制黑暗勢力和卑汙社會心理的頑強鬥爭中， 他提出一種閃射出近代思想光芒的嶄新價值觀， 呼籲保存和恢復人性， 追求個性的解放。
龔自珍還公開地為個人利益合法性辯護。《論私》 一文用醒目的標題亮出自己的旗幟， 毫不掩飾， 批判鋒芒直指滿口 “仁義道德” “至公無私” 的偽道學。
龔自珍從自然界、 生物界和社會現象， 多方面地說明 “私” 的存在天經地義。 並進一步認為， 如果按照那班假道學所標榜的去做， 只能與禽獸無異。 因為， “禽之相交， 徑直何私？孰疏孰親， 一視無差。 尚不知父子， 何有朋友？ 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 因有過從宴遊， 相援相引， 款曲燕私之事矣。” 這些言論， 是繼承了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觀點而加以發展。
李贄（1527—1602年），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泉州人。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還評價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最後被誣下獄，自刎死於獄中。
恩格斯說： “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 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恩格斯的話有助於我們理解，龔自珍在封建末世論述個人利益的合法性的確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乾嘉學術充斥著脫離實際的煩瑣考據，與當時玄虛迂腐、口是心非的理學空談和追逐利祿的科舉文章，形成了萬馬齊喑、委瑣惡濁的文化風氣。龔自珍在倡導新價值觀和探索時代哲學的同時，以自己的主張和實踐呼喊著學術風氣的轉變：由粉飾太平轉變為揭露黑暗，由埋頭考據轉變為關注現實，由 “避世”轉變為 “經世”。
在參加進士朝考時，直言不諱，在寫給皇帝親覽的《對策》 上， 他敢於直斥八股考試造成天下士人 “疲精神耗日力於無用之學”。他指出士人們為之耗盡心血的八股文章，其實質全屬夢囈：“剽掠脫誤， 摹擬顛倒， 如醉如寐以言， 言畢矣， 不知我為何等言。” 是重複多年的陳詞濫調：“萬喙相因， 詞可獵而取， 貌可擬而肖。”
因而大聲疾呼廢除這種禁錮和毒害士人心靈的考試製度， “以收真才”！他是近代文化史上第一個公開主張必須予以廢棄的人。
科舉考試博物館
與科舉制度形成的“萬喙相因” 風氣相對照的是， 龔自珍提倡大膽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不得志， 因不隨俗俯仰而被譏為 “狂生” “呆子”， 但他毫不反悔， 相反地， 用 “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 則探吾之是非， 而昌昌大言之” 作為座右銘， 砥礪自己即使身處逆境， 也要勇於探求真理， 旗幟鮮明地講出真話。
在任內閣中書五年中，他獨立思考， 憂國憤事， 用自己的原則評判周圍事物。 他認為， 做事和治學都應具有 “四不畏” 的勇氣：“大言不畏， 細言不畏， 浮言不畏， 挾言不畏。”面對種種壓力，也決不放棄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 這正符合於近代文化所提倡的根本原則———理性精神。
對於龔自珍言論的這種 “超前性” 特點，處在兩個世紀之交的進步人物，是有深刻的感受的。維新鉅子梁啟超的評論最有代表性。他曾多次講述過自己的切身體會：
“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庵（龔自珍）。 吾見並世諸賢， 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 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當其始讀定庵集， 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 《定庵文集》， 若受電然。”
葉德輝（1864—1927年），湖南湘潭人，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書家及出版家。但半個多世紀以來，鮮有人提及，因為其政治立場很保守，在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他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被農民協會當做“土豪劣紳”給處決了。
饒有興味的是，甚至清末頑固派營壘人物，也以痛切的心情，把戊戌維新、 辛亥革命、 清朝滅亡的歷史變局， 歸因於龔自珍所倡導的新思潮， 葉德輝即是一個突出代表。
梁啟超從進步派的角度 “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導”， 葉德輝從頑固派的角度 “追原禍始”， 兩人的看法竟有共通之處， 這個事實是龔自珍導發了近代文化潮流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作者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先生。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