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魯迅、胡適，林語堂的知識思想遺產對我們思考中國的未來有什麼啟發？| 訪談錄'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對《林語堂傳》有個批評，認為你有點粉絲心態，太認同林語堂了。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你對林語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錢：我覺得粉絲這個詞太俗了，我不是誰的粉絲。我想我和林語堂的關係，不能用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來解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伴侶、朋友吧。像林語堂這種人，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歷史當中去找知音、找導師了。
我認為他當然有不足的地方。在敘述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說，我基本上沒怎麼寫。如果不是因為打字機的問題沒錢了，他應該有精力（寫點更好的東西）。他一直在說我要寫一個 masterpiece （傑作），你可以說《遠景》是一個圖像，但是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而不是那些小說。寫這些花費了他很多時間，主要是掙錢的因素多，要維持生計。但是，這個也無可厚非，他也得養家餬口。這是自由主義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經濟獨立。
【注：據《林語堂傳》，林語堂 1940 年代發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機”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萬個漢字。打一個字只需按三次鍵，一分鐘可以打 50 個字。他還為打字機申請獲批了美國專利，但因當時中國市場不穩定，打字機一直沒能大批量生產。他也因發明打字機債務累累——“搞這件事花了我十二萬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積蓄。”除了賠上所有積蓄，林語堂還從美國大通銀行貸了一筆款，還從他朋友盧芹齋那兒借了一筆錢，他妻子廖翠鳳把珠寶都當了，而且還賣掉了曼哈頓的公寓。雖然林語堂最終靠版稅收入把債還清了，但他一直沒擺脫財務窘境，必須靠寫作來勉強維持生計。】
Q：我記得你提到他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說，而是文。
錢：對。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個跨文化批評家。對他來講，現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識、中西都有功底的，在這個基礎上，對任何事物、事無鉅細，你要有評論。你的評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Q：他最開始是寫小評論，後來是大評論。
錢：對。《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就是一種大評論。他對世界文明這種批評，要一個“和平哲學”，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入地發揮，並不一定要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但是，他總覺得用小說的形式可以賣得好一點。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對《林語堂傳》有個批評，認為你有點粉絲心態，太認同林語堂了。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你對林語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錢：我覺得粉絲這個詞太俗了，我不是誰的粉絲。我想我和林語堂的關係，不能用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來解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伴侶、朋友吧。像林語堂這種人，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歷史當中去找知音、找導師了。
我認為他當然有不足的地方。在敘述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說，我基本上沒怎麼寫。如果不是因為打字機的問題沒錢了，他應該有精力（寫點更好的東西）。他一直在說我要寫一個 masterpiece （傑作），你可以說《遠景》是一個圖像，但是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而不是那些小說。寫這些花費了他很多時間，主要是掙錢的因素多，要維持生計。但是，這個也無可厚非，他也得養家餬口。這是自由主義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經濟獨立。
【注：據《林語堂傳》，林語堂 1940 年代發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機”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萬個漢字。打一個字只需按三次鍵，一分鐘可以打 50 個字。他還為打字機申請獲批了美國專利，但因當時中國市場不穩定，打字機一直沒能大批量生產。他也因發明打字機債務累累——“搞這件事花了我十二萬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積蓄。”除了賠上所有積蓄，林語堂還從美國大通銀行貸了一筆款，還從他朋友盧芹齋那兒借了一筆錢，他妻子廖翠鳳把珠寶都當了，而且還賣掉了曼哈頓的公寓。雖然林語堂最終靠版稅收入把債還清了，但他一直沒擺脫財務窘境，必須靠寫作來勉強維持生計。】
Q：我記得你提到他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說，而是文。
錢：對。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個跨文化批評家。對他來講，現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識、中西都有功底的，在這個基礎上，對任何事物、事無鉅細，你要有評論。你的評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Q：他最開始是寫小評論，後來是大評論。
錢：對。《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就是一種大評論。他對世界文明這種批評，要一個“和平哲學”，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入地發揮，並不一定要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但是，他總覺得用小說的形式可以賣得好一點。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對《林語堂傳》有個批評，認為你有點粉絲心態，太認同林語堂了。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你對林語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錢：我覺得粉絲這個詞太俗了，我不是誰的粉絲。我想我和林語堂的關係，不能用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來解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伴侶、朋友吧。像林語堂這種人，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歷史當中去找知音、找導師了。
我認為他當然有不足的地方。在敘述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說，我基本上沒怎麼寫。如果不是因為打字機的問題沒錢了，他應該有精力（寫點更好的東西）。他一直在說我要寫一個 masterpiece （傑作），你可以說《遠景》是一個圖像，但是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而不是那些小說。寫這些花費了他很多時間，主要是掙錢的因素多，要維持生計。但是，這個也無可厚非，他也得養家餬口。這是自由主義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經濟獨立。
【注：據《林語堂傳》，林語堂 1940 年代發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機”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萬個漢字。打一個字只需按三次鍵，一分鐘可以打 50 個字。他還為打字機申請獲批了美國專利，但因當時中國市場不穩定，打字機一直沒能大批量生產。他也因發明打字機債務累累——“搞這件事花了我十二萬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積蓄。”除了賠上所有積蓄，林語堂還從美國大通銀行貸了一筆款，還從他朋友盧芹齋那兒借了一筆錢，他妻子廖翠鳳把珠寶都當了，而且還賣掉了曼哈頓的公寓。雖然林語堂最終靠版稅收入把債還清了，但他一直沒擺脫財務窘境，必須靠寫作來勉強維持生計。】
Q：我記得你提到他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說，而是文。
錢：對。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個跨文化批評家。對他來講，現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識、中西都有功底的，在這個基礎上，對任何事物、事無鉅細，你要有評論。你的評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Q：他最開始是寫小評論，後來是大評論。
錢：對。《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就是一種大評論。他對世界文明這種批評，要一個“和平哲學”，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入地發揮，並不一定要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但是，他總覺得用小說的形式可以賣得好一點。
Q：除了《林語堂傳》，你還寫了一本《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能不能介紹下你在這本書中想討論什麼問題？《林語堂傳》後記中只是抽象地提了一句，說你試圖勾勒出“自由普世”作為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另類聲音，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批評的語境內突顯林語堂文學實踐的意義。
錢：因為《林語堂傳》是一種歷史敘述，所以我儘量沒有自己的意見發表。我的第一本專書就是一個跨文化評論，要自己站出來說好多。我從林語堂的跨文化實踐當中，勾勒出中國現代性可能走出的另一種途徑。
中國現代性有兩個階段，甲午戰爭是個分水嶺。我基本上是圍繞自由普世這個軸心，來探討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在中國現代性當中是怎麼樣的關係？從林語堂的實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普世是不是對我們有一個啟示？因為對 20 世紀來講，中國的現代性當中有兩大爭論，一個是共產主義革命性的普世派，國際共運；一個就是孫中山開創的民族主義。我認為林語堂是自由式的普世主義，但是這個自由式的普世主義和自由式的民族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它對民族主義有一個制衡，還要有世界維度，不能完全讓民族主義膨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林語堂為標杆的自由普世派代表中國現代性可能的另一途徑。
Q：在分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時，你很注意他們知識結構的不同，這也導致他們所留下的知識思想遺產的不同。那如果讓你自己分析自己的知識結構，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錢：我對自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我們就是在“鐵屋”中長大的知識結構。我們是在“文革”中上小學，從小受的教育就是“毛主席萬歲”。小學上完了以後，剛好是“文革”結束，就接著上中學，開始考大學剛好又趕上改革開放的年代，思想上確實就會有好多疑問。因為改革開放的話語和我從小接受的話語完全不一樣，所以從大環境當中也促使我去反思，到底是誰講得對？這個很重要。
1980 年代很有意思。它是很激情的，很改革開放。從歷史角度上講，等於就是在重複五四時候的情懷。而且中國歷史真是可悲， 70 年以後，等於是重複回去了。但是呢，也不晚啊！ 1980 年代以後，從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實際上是接了 1930 年代的很多東西。但是從文化思想上來講，好像等於是又回到五四以後的激情狀態，每個人都是詩人，但是很多很偏頗、激進。我個人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我讀到林語堂覺得挺有意思，好像不一樣。我和他一樣在關心，所謂中國的問題、中國文化的問題、我是誰、中國人是什麼……
Q：你研究林語堂，本質上也是希望通過挖掘他來梳理你自己的歷史，來發現你自己。那你做過二十多年的林語堂研究後，對自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嗎？
錢：我覺得林語堂對我來講就是精神上的伴侶，我在尋找“父親”，一個父輩或祖輩的導師。通過研究、掀開這段被埋沒、被遮蔽的歷史，我變得更清醒了，我能夠更坦然地處事。比如說中國 1949 年後的命運，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是美國人決定的。好多事情其實不那麼簡單。
林語堂後來無家可歸，那我們這一代人現在也可以學學他的四海為家。他對知識分子在政治、個人、個性、生活方面的態度，我覺得到現在都是很有啟示作用。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對《林語堂傳》有個批評，認為你有點粉絲心態，太認同林語堂了。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你對林語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錢：我覺得粉絲這個詞太俗了，我不是誰的粉絲。我想我和林語堂的關係，不能用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來解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伴侶、朋友吧。像林語堂這種人，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歷史當中去找知音、找導師了。
我認為他當然有不足的地方。在敘述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說，我基本上沒怎麼寫。如果不是因為打字機的問題沒錢了，他應該有精力（寫點更好的東西）。他一直在說我要寫一個 masterpiece （傑作），你可以說《遠景》是一個圖像，但是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而不是那些小說。寫這些花費了他很多時間，主要是掙錢的因素多，要維持生計。但是，這個也無可厚非，他也得養家餬口。這是自由主義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經濟獨立。
【注：據《林語堂傳》，林語堂 1940 年代發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機”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萬個漢字。打一個字只需按三次鍵，一分鐘可以打 50 個字。他還為打字機申請獲批了美國專利，但因當時中國市場不穩定，打字機一直沒能大批量生產。他也因發明打字機債務累累——“搞這件事花了我十二萬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積蓄。”除了賠上所有積蓄，林語堂還從美國大通銀行貸了一筆款，還從他朋友盧芹齋那兒借了一筆錢，他妻子廖翠鳳把珠寶都當了，而且還賣掉了曼哈頓的公寓。雖然林語堂最終靠版稅收入把債還清了，但他一直沒擺脫財務窘境，必須靠寫作來勉強維持生計。】
Q：我記得你提到他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說，而是文。
錢：對。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個跨文化批評家。對他來講，現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識、中西都有功底的，在這個基礎上，對任何事物、事無鉅細，你要有評論。你的評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Q：他最開始是寫小評論，後來是大評論。
錢：對。《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就是一種大評論。他對世界文明這種批評，要一個“和平哲學”，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入地發揮，並不一定要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但是，他總覺得用小說的形式可以賣得好一點。
Q：除了《林語堂傳》，你還寫了一本《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能不能介紹下你在這本書中想討論什麼問題？《林語堂傳》後記中只是抽象地提了一句，說你試圖勾勒出“自由普世”作為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另類聲音，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批評的語境內突顯林語堂文學實踐的意義。
錢：因為《林語堂傳》是一種歷史敘述，所以我儘量沒有自己的意見發表。我的第一本專書就是一個跨文化評論，要自己站出來說好多。我從林語堂的跨文化實踐當中，勾勒出中國現代性可能走出的另一種途徑。
中國現代性有兩個階段，甲午戰爭是個分水嶺。我基本上是圍繞自由普世這個軸心，來探討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在中國現代性當中是怎麼樣的關係？從林語堂的實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普世是不是對我們有一個啟示？因為對 20 世紀來講，中國的現代性當中有兩大爭論，一個是共產主義革命性的普世派，國際共運；一個就是孫中山開創的民族主義。我認為林語堂是自由式的普世主義，但是這個自由式的普世主義和自由式的民族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它對民族主義有一個制衡，還要有世界維度，不能完全讓民族主義膨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林語堂為標杆的自由普世派代表中國現代性可能的另一途徑。
Q：在分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時，你很注意他們知識結構的不同，這也導致他們所留下的知識思想遺產的不同。那如果讓你自己分析自己的知識結構，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錢：我對自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我們就是在“鐵屋”中長大的知識結構。我們是在“文革”中上小學，從小受的教育就是“毛主席萬歲”。小學上完了以後，剛好是“文革”結束，就接著上中學，開始考大學剛好又趕上改革開放的年代，思想上確實就會有好多疑問。因為改革開放的話語和我從小接受的話語完全不一樣，所以從大環境當中也促使我去反思，到底是誰講得對？這個很重要。
1980 年代很有意思。它是很激情的，很改革開放。從歷史角度上講，等於就是在重複五四時候的情懷。而且中國歷史真是可悲， 70 年以後，等於是重複回去了。但是呢，也不晚啊！ 1980 年代以後，從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實際上是接了 1930 年代的很多東西。但是從文化思想上來講，好像等於是又回到五四以後的激情狀態，每個人都是詩人，但是很多很偏頗、激進。我個人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我讀到林語堂覺得挺有意思，好像不一樣。我和他一樣在關心，所謂中國的問題、中國文化的問題、我是誰、中國人是什麼……
Q：你研究林語堂，本質上也是希望通過挖掘他來梳理你自己的歷史，來發現你自己。那你做過二十多年的林語堂研究後，對自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嗎？
錢：我覺得林語堂對我來講就是精神上的伴侶，我在尋找“父親”，一個父輩或祖輩的導師。通過研究、掀開這段被埋沒、被遮蔽的歷史，我變得更清醒了，我能夠更坦然地處事。比如說中國 1949 年後的命運，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是美國人決定的。好多事情其實不那麼簡單。
林語堂後來無家可歸，那我們這一代人現在也可以學學他的四海為家。他對知識分子在政治、個人、個性、生活方面的態度，我覺得到現在都是很有啟示作用。
辜鴻銘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反革命
Q：你正在做關於辜鴻銘的研究。為什麼會對辜鴻銘感興趣？
錢：不能太多透露給你（笑）。
Q：我感覺他算是中國現代保守主義的先驅吧。
錢：你說得對。我剛才說中國現代性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林語堂出生那一年（ 1895 年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進入另一個階段，中國士人的思想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從此以後，革命不可阻擋，一波一波的革命。但甲午戰爭之前，西方進來，我們怎麼迴應？所以做林語堂的研究基本上是針對後面一段，而做辜鴻銘基本上是針對前面一段。
而且我告訴你，辜鴻銘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反革命。他一輩子真的是一直反，（最開始）反康梁，他覺得康梁就是雅各賓派，國民黨辛亥革命更不用說。到晚年， 1928 年死的時候，他更反對共產主義革命。所以，你要找一個真正的反革命，那就是辜鴻銘。我覺得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案例，可以揭開早期的現代性問題，也是中國對現代性第一部分的迴應。
再說一點，辜鴻銘到 1990 年代曾經也紅過一陣，好像是有學者把他的東西翻譯成中文，但是其實遠遠不夠，資料根本不夠全。當時把辜鴻銘抬出來，是因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辜鴻銘很愛國，批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雖然他都是用英文寫的。辜鴻銘很博學，他的教育全是英式的，特別喜歡引用英國名人、文豪的名句、警句。他最喜歡的一句是塞繆爾·約翰遜的“愛國主義都是地痞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所以，這對我們今天好多現成概念和價值會有衝擊，到現在還是一樣。
"錢鎖橋從 1994 年起確定開始做林語堂研究， 25 年來，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是關於林語堂，包括兩本專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編的論文集《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評論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語堂那一代五四知識人一樣，受 1980 年代氣氛薰陶下的錢鎖橋同樣有著“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關心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現代重生、中國人是誰之類的大問題。所以，對他來說，林語堂是一顆“棋子”。他試圖通過挖掘這顆被他成長過程中的主流話語埋沒的“棋子”來梳理自己的歷史、發現自己，看看中國本來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種現代性途徑？現在和未來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活法？
錢鎖橋現在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於江蘇常州，在“文革”中長大，高考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謂改革開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學英語是最最改革開放的。那時，我們老師說北外是全國學英語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1985 年本科畢業後，他前往深圳大學外語系任教。
那時，他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著迷的是西方理論，還翻譯了研究福柯的書《福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給《福柯》的兩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羅·拉比諾（Paul Rabinow）寫信，希望能去他們所在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唸書。他們熱心幫助錢鎖橋，給該校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寫了推薦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國，先後拿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的碩士（1992）和博士學位（1996）。
在伯克利前幾年，錢鎖橋的興趣依然是西方理論。但是，“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無縫對接。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我一頭鑽進伯克利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什麼，從而給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他在《林語堂傳》的後記中寫道。
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曾評價他是“當今世界研究林語堂的第一人”，“與錢鎖橋教授聊天從來不會無聊”。這個評價看起來很高，但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林語堂都不太受重視，沒什麼特別好的研究。在中國，人們一般會把他看作中國現代文學裡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強調“幽默”、“性靈”之類的東西；在美國，很多人則會把林語堂看作華美文學作家，還常常批評他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屬於“政治不正確”，而且主要關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說。
錢鎖橋覺得，這些都太偏頗，沒有看到林語堂的全貌和價值。在他看來，林語堂、胡適、魯迅代表中國現代思想的三個座標。“他們的遺產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我有預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必將崛起為世界強勢大國，而林語堂的‘遺產’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乃至世界特別有用，更有啟發。”
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兩個座標現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羅萬象的‘科學的方法’很接近科學主義，既傲慢又危險，人類生命的意義好像只剩下實驗和證明。……胡適提倡的‘全盤西化’（後來修改為‘充分西化’）在現代中國一直受到各種懷疑和抵制。假如按後殖民式批評家的說法，魯迅對西方傳教士話語的霸權性質‘視而不見’，胡適從來就不承認有殖民主義這回事。”
“相比魯迅和胡適的知識遺產，林語堂的心路歷程在以下三個層而尤為突出，首先，和胡適、魯迅一樣，林語堂視‘批評’為現代知識分子標識。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批評家，林語堂捍衛‘德先生’最為得力、最為堅定、最為雄辯，特別是針對專制蹂躪人權，林語堂的批評最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林語堂遠沒有像胡適、魯迅那樣反傳統。林語堂雖然也批評傳統文化，但他的態度修正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激烈反傳統的論調。林語堂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最後，有別於胡適和魯迅，無論從人生經歷還是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顯其跨國性、全球性。這不僅是所謂把中國文化譯介/推向世界的問題，而是說，在此跨文化翻譯行為中，林語堂承擔了普世式批評家的角色，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是單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來評論‘宇宙文章’。”
但是，錢鎖橋覺得今天要討論林語堂及其現代知識思想史，好多地方還無法全面展開。“現在林語堂已獲認可，被視為現代中國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講他的政治主張和實踐”，他在《林語堂傳》中寫道。而在更早期，林語堂完全處於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語堂和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人曾有一張合影，但國內出版物刊登照片時會將他抹去。“從另外角度講，也證明林語堂是 21 世紀的，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完全沒有過時。”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道。
Q=Qdaily
錢=錢鎖橋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Q：在自由主義批評家這個層面，你說：“和胡適一樣，林語堂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批評家。林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其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而發展出來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來，雖同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和林語堂的自由主義有什麼區別嗎？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認為，胡適和林語堂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前者偏重“法律上的自由”，後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麼看？
錢：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強調，林語堂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講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特徵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圓滑、圓融、散漫。他說好多這些特性，關鍵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憲法保護你的言論自由。你說話說多了，得罪人了，吃虧了，大家就學會了圓滑。如果有保障，中國人會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也會去抗議、遊說，為自己利益而爭，但是沒有保障，大家說話，不光吃虧，（還可能）蹲監獄。
所以，林語堂在1930 年代特別強調（法治），比如他對儒家文化的所謂傳承，認為儒家文化在政體方面可以轉換，有民主基因，強調孔子、孟子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傳統當中，一直都有抗爭的東西，“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多厲害！儒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基因，我們把它梳理出來，他做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確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顯不夠。
林語堂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他說：“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國憲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護令狀”。中世紀的時候，貴族和王室爭權，他說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權利到法庭問，你要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了？不能隨便把人就抓起來給搞掉了。林語堂說，這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大進步。相比之下，晚明時候，你抗爭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關到監獄去了，沒有這種保障。人家就說，即使你被關進去了，起碼告訴我在哪裡，你得有理，要辯一辯的。這是人家想出來的辦法，但林語堂認為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徑，我們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憲政法律。（像）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勁的，希望要有民權憲政保護。
但同時，我覺得他和胡適的區別，林語堂晚年說，“科玄之爭”的時候，胡適基本上是英美實用主義派，講究邏輯、證據、實證這一套，（但）胡適對法國柏格森這一流派的“浩然之氣”（elan vital），這種精神上的東西完全不知。林語堂到德國留學，非常喜歡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氣質上實際上是個詩人。這和魯迅有相通點。所以，他在捋中國文化的時候，特別強調晚明時期的李贄、袁中郎、金聖嘆，所有這些名士對他來講是自由的象徵。當然，他的一個人格模板是蘇東坡。他認為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別強調精神氣質。所以，容忍的哲學、寬達、豁達，都是從精神方面來講。
憲政方面沒做夠，我們可以補。但是，同時你還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這也是寶貴財富，我們可以繼承過來。
Q：類似的，我們知道林語堂和魯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傾向，那在你看來，林語堂和魯迅有什麼相同之處嗎？
錢：我覺得魯迅和林語堂的交往實際上是一種“異性相吸”，他們本質上好像很不同。因為魯迅是一個江南沒落的紳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好多負面東西體會特別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東西。雖然他到日本留學，但是他特別欣賞西化的（東西）。他求學、求西醫，精神上很要創新。《狂人日記》當中，希望有一個新人來實現解放。
林語堂完全不一樣。他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受薰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這些東西，上的是聖約翰大學，英語上課，唸的西方（教育）。不過，他在聖約翰大學也一直關心中國文化，但是他的行為舉止、穿著方面很西化。這在當時也很稀罕。
林語堂德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北京，我覺得那時他們才有交往，“語絲派”每週末到中央公園那邊有個聚會。在魯迅看來，林語堂可能就是個光鮮的、西裝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輕好多， 14 歲。中國人也可以這樣西化！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國人也應該可以達到的境地？從林語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國文人的派頭。他們整個思想是江南的氣場，但是我剛才說了，雖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探尋中國文化知識。當然，當時林語堂的研究專業是語言學，語言學在中文系，搞文學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個特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從氣質上來講，林語堂和胡適實際上非常不一樣。胡適可以說是真正的紳士派，但林語堂有強調精神的一面，有詩人氣質的一面，批評角度有時很尖銳，所以這和魯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記，《魯迅》這篇專論文章（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語堂 1928 年用英文寫的，不是最早，也應該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們兩個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這兩個人都很有個性。像林語堂 1930 年代講的，最主要的就是個性的問題。所謂骨頭很硬，都有個性，有自由之氣。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語堂有一個信念：要爭取看到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必須警惕極左、極右兩方面的危險。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語堂既反右（準法西斯式的國民黨統治）又反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我覺得做到這點在當時好像很難，所以想問你覺得為什麼林語堂可以做到這點？
錢：我覺得並不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思維都是被“薰陶”過的，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其實當時不是這樣。你看歷史，中國自由主義是有很強大的背景，晚清時候，儒家郭嵩燾之類，出去看看英國，都覺得說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們想要民主。像共產主義、法西斯是後來升起的兩股力量。在民國的時候，我覺得自由派知識分子不是少數。共產主義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輿論界，因為衝鋒陷陣，要壓倒一切，很衝很猛，顯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數，它不是大多數。
林語堂的政治態度實際上一輩子持之以恆，對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從來沒有興趣。因為共產主義是 20 世紀很大的現象，不光影響中國，它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所以到中國來，影響非常大，很多知識分子會受到吸引，魯迅也是。魯迅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適都有點受到吸引，他去蘇聯的時候，曾經覺得這是不是我們人類的一條路？他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迴應。林語堂沒有，對蘇聯搞的那套從來沒什麼好感。這可能和他基督教、歐美留學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關係。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時候，他贊同國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適是反對的。但我們要搞清楚，國民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它是拉著共產黨一塊兒搞。北洋政府已經是共和體制，但是國民黨覺得那是軍閥，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後，國共在北伐當中內訌了……國民革命最後泡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林語堂看來，不是那麼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畢竟也是國民革命。 1930 年代，共產黨要繼續革命，想推翻國民政府。林語堂在國民黨大行其道時也絕不是隸屬於蔣系的。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並不要革現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讓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調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開始圍剿他，他（才）進行反擊，從來沒主動批判。
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你對整個時局、語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斷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語堂和胡適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兩個最主要的批評家（critic），但是，其實有一大幫人，不是少數人。
Q：你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情迷中國”，為它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來是怎麼走向激進革命的？那你覺得你現在搞清楚了嗎？
錢：林語堂晚年在臺灣的時候，有好多回憶 1930 年代中國文壇的論述，關心茅盾、老舍等現在都怎樣了？因為當時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這些文人都被整，一個一個被打倒，而且互相傾軋。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語堂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我在拙著最後一章著重引用了。他說，“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這些種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來的。對於 195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1930 年代的知識領袖是有責任的。你當時都是在號召青年往“左”，什麼不要讀古書，古書有毒，這套東西都非常激進。他說，你造成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激進。當時他們很年輕，後來都跑向延安。他們的知識結構，西方文化不夠，中國文化就更不用談，都是給拋棄了，所以剩下來只有奔向馬克思主義。
所以，中國現代性進程當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出一條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傳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學理最為異化，儒家學說沒有這種非常激進的東西。所以林語堂認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們不要說“文革”怎麼樣，“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時候。好多激進的表現，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樣。在文化上進行圍剿，哪一個人出來了，不准你說話……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識。“文革”的時候，那就變成極端了。
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貢獻非常重要，但現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學家和普世派批評家這兩個層面，我非常關注林語堂的居美歲月。你提到，在 這 30 年（1936—1966）間，林語堂和賽珍珠一起，成為美國最有影響的中國聲音，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因為你是以歷史學家的態度來寫這本傳記，所以比較少表達自己的看法。那你會如何評價林語堂為西方世界言說中國的這段經歷？覺得成功嗎？
錢：首先，我覺得他這段經歷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實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筆，很多人現在好像忽視了這一段。那時，中美民間交往實際上是最緊密的。你看他上電臺，倡議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互相寫信。這個舉動現在基本上沒有了，但在當時其實是可以有的，他能夠做得到。而且，我覺得他和賽珍珠以及她先生華爾希這段友誼也很值得大家懷念。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有這樣一種合作交往關係。現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謂成功不成功，可以說當時很成功，我覺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經有一個印度在美國的作家，他說，在抗戰的時候，中國有林語堂這樣一位作家能夠跑到美國來寫東西，那真的是金不換。日本人沒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個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在美國發言，這個景觀會很不一樣。所以，林語堂對抗戰所做的貢獻，現在我們沒有足夠重視，完全低估。但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做的發言在當時來講非常重要。你別小看他給《紐約時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寫信，那不得了。林語堂寫，它就登了。你現在看看，你去寫，誰還登你的讀者來信？
Q：在 1930 年代，林語堂反對國民黨準法西斯統治，但在後來，他其實是持親國民政府的立場。這是他和賽珍珠、華爾希後來關係疏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當時美國輿論界的分歧。林語堂那時說“國民政府的坍塌對我來講意味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蔣的失敗是我們這代人的失敗”，還想讓蔣給他賜四個字“文章報國”。這前後是不是有點矛盾？該如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
錢：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重要，我覺得一點不矛盾。首先，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言往往有一種非常天真的心態，特別是從後（現代）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覺得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不。不管任何時候、場合、情境，我只要抗議，就代表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遠超然。這個太簡單了。知識分子對權力發言、批評，一定要看語境、歷史、背景，而且中國歷史發展這麼複雜，各個階段不一樣，你要時時刻刻有不同的智慧。當然，你有自己的立場，所以這裡面就顯示你的立場。但是，不是說我是自由主義，我永遠就向權力說不。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不存在。沒有這種憑空、真空環境讓你說，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現實當中，對一個東西要有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看，林語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適的政治態度非常不一樣。胡適不要革命，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搞革命，認為中國民主就（應該）一步一步來。你說北洋政府腐敗，那也得靠規則，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語堂、魯迅他們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語堂和胡適又在一起了，他們都反對繼續革命，而魯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個時代不一樣。
1920 年代胡適和林語堂的政治傾向，我覺得起碼是見仁見智、各有千秋。胡適往往有很多對的方面，你看，革命，你倆成功了，雖然你們又內訌了，但是國民黨還是當權了。當權以後，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言論控制更加厲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倒退的。所以，林語堂在 1930 年代與國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他不要革命，這個要清楚，和左翼、魯迅的態度非常不一樣。他對國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權利，當然這往往很危險。因為當時一批判，就變成你是不是共產黨？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險都有過。
但是，到了抗戰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格局。抗戰起碼國共又都合作了，這是民族大義。所以林語堂認為，從抗戰當中，中國能夠九死一生，重新出來一個新中國。他又在期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當時蔣介石已經領導抗戰了，而且是抗戰中中國的唯一領袖。林語堂那時在國際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別是宋美齡對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來當然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在國外為抗戰發聲，回來之前已經有發聲。宋美齡說，你還是到國外去給我們宣傳。我覺得這都很明智。到後來，“文章報國”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要說明我對抗戰是有過貢獻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說他在外面，沒有在戰場、前線。這種指責很狹隘。我想在書中我已經把它講清楚了，林語堂在抗戰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為什麼蔣介石沒賜這個字，很奇怪，但是蔣介石後來給他寫了一個“壽”字，他 70 大壽的時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對《林語堂傳》有個批評，認為你有點粉絲心態，太認同林語堂了。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你對林語堂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錢：我覺得粉絲這個詞太俗了，我不是誰的粉絲。我想我和林語堂的關係，不能用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來解釋，可以說是精神上的伴侶、朋友吧。像林語堂這種人，關鍵是我們現在沒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歷史當中去找知音、找導師了。
我認為他當然有不足的地方。在敘述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說，我基本上沒怎麼寫。如果不是因為打字機的問題沒錢了，他應該有精力（寫點更好的東西）。他一直在說我要寫一個 masterpiece （傑作），你可以說《遠景》是一個圖像，但是我覺得好像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來，而不是那些小說。寫這些花費了他很多時間，主要是掙錢的因素多，要維持生計。但是，這個也無可厚非，他也得養家餬口。這是自由主義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經濟獨立。
【注：據《林語堂傳》，林語堂 1940 年代發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機”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萬個漢字。打一個字只需按三次鍵，一分鐘可以打 50 個字。他還為打字機申請獲批了美國專利，但因當時中國市場不穩定，打字機一直沒能大批量生產。他也因發明打字機債務累累——“搞這件事花了我十二萬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積蓄。”除了賠上所有積蓄，林語堂還從美國大通銀行貸了一筆款，還從他朋友盧芹齋那兒借了一筆錢，他妻子廖翠鳳把珠寶都當了，而且還賣掉了曼哈頓的公寓。雖然林語堂最終靠版稅收入把債還清了，但他一直沒擺脫財務窘境，必須靠寫作來勉強維持生計。】
Q：我記得你提到他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說，而是文。
錢：對。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個跨文化批評家。對他來講，現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識、中西都有功底的，在這個基礎上，對任何事物、事無鉅細，你要有評論。你的評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
Q：他最開始是寫小評論，後來是大評論。
錢：對。《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就是一種大評論。他對世界文明這種批評，要一個“和平哲學”，應該還可以有更深入地發揮，並不一定要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但是，他總覺得用小說的形式可以賣得好一點。
Q：除了《林語堂傳》，你還寫了一本《自由普世之困：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能不能介紹下你在這本書中想討論什麼問題？《林語堂傳》後記中只是抽象地提了一句，說你試圖勾勒出“自由普世”作為中國現代性話語的另類聲音，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批評的語境內突顯林語堂文學實踐的意義。
錢：因為《林語堂傳》是一種歷史敘述，所以我儘量沒有自己的意見發表。我的第一本專書就是一個跨文化評論，要自己站出來說好多。我從林語堂的跨文化實踐當中，勾勒出中國現代性可能走出的另一種途徑。
中國現代性有兩個階段，甲午戰爭是個分水嶺。我基本上是圍繞自由普世這個軸心，來探討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在中國現代性當中是怎麼樣的關係？從林語堂的實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普世是不是對我們有一個啟示？因為對 20 世紀來講，中國的現代性當中有兩大爭論，一個是共產主義革命性的普世派，國際共運；一個就是孫中山開創的民族主義。我認為林語堂是自由式的普世主義，但是這個自由式的普世主義和自由式的民族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它對民族主義有一個制衡，還要有世界維度，不能完全讓民族主義膨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林語堂為標杆的自由普世派代表中國現代性可能的另一途徑。
Q：在分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時，你很注意他們知識結構的不同，這也導致他們所留下的知識思想遺產的不同。那如果讓你自己分析自己的知識結構，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錢：我對自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我們就是在“鐵屋”中長大的知識結構。我們是在“文革”中上小學，從小受的教育就是“毛主席萬歲”。小學上完了以後，剛好是“文革”結束，就接著上中學，開始考大學剛好又趕上改革開放的年代，思想上確實就會有好多疑問。因為改革開放的話語和我從小接受的話語完全不一樣，所以從大環境當中也促使我去反思，到底是誰講得對？這個很重要。
1980 年代很有意思。它是很激情的，很改革開放。從歷史角度上講，等於就是在重複五四時候的情懷。而且中國歷史真是可悲， 70 年以後，等於是重複回去了。但是呢，也不晚啊！ 1980 年代以後，從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實際上是接了 1930 年代的很多東西。但是從文化思想上來講，好像等於是又回到五四以後的激情狀態，每個人都是詩人，但是很多很偏頗、激進。我個人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我讀到林語堂覺得挺有意思，好像不一樣。我和他一樣在關心，所謂中國的問題、中國文化的問題、我是誰、中國人是什麼……
Q：你研究林語堂，本質上也是希望通過挖掘他來梳理你自己的歷史，來發現你自己。那你做過二十多年的林語堂研究後，對自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嗎？
錢：我覺得林語堂對我來講就是精神上的伴侶，我在尋找“父親”，一個父輩或祖輩的導師。通過研究、掀開這段被埋沒、被遮蔽的歷史，我變得更清醒了，我能夠更坦然地處事。比如說中國 1949 年後的命運，其實很多情況下，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是美國人決定的。好多事情其實不那麼簡單。
林語堂後來無家可歸，那我們這一代人現在也可以學學他的四海為家。他對知識分子在政治、個人、個性、生活方面的態度，我覺得到現在都是很有啟示作用。
辜鴻銘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反革命
Q：你正在做關於辜鴻銘的研究。為什麼會對辜鴻銘感興趣？
錢：不能太多透露給你（笑）。
Q：我感覺他算是中國現代保守主義的先驅吧。
錢：你說得對。我剛才說中國現代性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林語堂出生那一年（ 1895 年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進入另一個階段，中國士人的思想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從此以後，革命不可阻擋，一波一波的革命。但甲午戰爭之前，西方進來，我們怎麼迴應？所以做林語堂的研究基本上是針對後面一段，而做辜鴻銘基本上是針對前面一段。
而且我告訴你，辜鴻銘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反革命。他一輩子真的是一直反，（最開始）反康梁，他覺得康梁就是雅各賓派，國民黨辛亥革命更不用說。到晚年， 1928 年死的時候，他更反對共產主義革命。所以，你要找一個真正的反革命，那就是辜鴻銘。我覺得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案例，可以揭開早期的現代性問題，也是中國對現代性第一部分的迴應。
再說一點，辜鴻銘到 1990 年代曾經也紅過一陣，好像是有學者把他的東西翻譯成中文，但是其實遠遠不夠，資料根本不夠全。當時把辜鴻銘抬出來，是因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辜鴻銘很愛國，批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雖然他都是用英文寫的。辜鴻銘很博學，他的教育全是英式的，特別喜歡引用英國名人、文豪的名句、警句。他最喜歡的一句是塞繆爾·約翰遜的“愛國主義都是地痞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所以，這對我們今天好多現成概念和價值會有衝擊，到現在還是一樣。
Q：今年是五四百年，你對反思五四百年的遺產有什麼要說的嗎？
錢：五四最主要的，就是提出兩個要立的，一個是德先生，一個是賽先生。那麼，我們看看我們現在做到了多少？我覺得林語堂在這方面一輩子的努力很有啟示作用。他對德先生的堅持，而且特別是對橫行於 20 世紀整個世界的這種專制傾向（的批判），這是有價值的。
科學更不用說了，有多少中國文人是發明家、科學家？林語堂自己動手幹，發明打字機。當時發明打字機等於後來發明電腦。他考慮的是要把中國的文字怎麼樣整理好，要能夠輸出來。這是很重要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五四還有一個破的，要打倒孔家店，對中國文化進行非常激進的批判。我覺得這貽害無窮。當時可能是有這個需要，但是你看後來一脈相承。我們小時候還有一場叫“批林批孔”的運動。林彪和孔子有什麼關係？但是這個運動就叫“批林批孔”，孔子真的是夠受罪的。但是，現在又把孔子好像抬到很高地位。
所以，我覺得五四當時很多人對中國文化有一種虛無主義態度，林語堂反而不是。他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有很多建設性（意見）。我們應該怎麼走？儒家、道家、法家，還有文學、文字，具體我們應該怎麼樣往前走？比如說簡體字、文體問題，他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更不用說從中國文化對宗教方面的這些思考。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很有啟示意義。
中國文化要重生，林語堂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說，中國要有憲政，要有憲法保護，才會有言論自由，大家才會說話。說話了，才有動力、能量。這是最基本的。他說，半部韓非治天下，要真正實現法治。西方知識分子不講這個，因為他們本來都是有的，但是對我們來講，還是未完成，在糾結的努力當中。
（感謝《林語堂傳》策劃編輯燕舞在採訪過程中的幫助）
題圖為林語堂（約）於 1969 年在陽明山故居陽臺。臺北林語堂故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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