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存在很長時間了。
從黑格爾到德里達，不少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傳統只重視現實經驗世界，並不喜歡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東西，是一個強調實用主義的民族。比如德里達在2001年訪問中國時與王元化就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我們在就餐時，他（指德里達）說了一句： ‘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馬上作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含有褒貶，而哲學和思想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他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話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存在很長時間了。
從黑格爾到德里達，不少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傳統只重視現實經驗世界，並不喜歡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東西，是一個強調實用主義的民族。比如德里達在2001年訪問中國時與王元化就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我們在就餐時，他（指德里達）說了一句： ‘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馬上作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含有褒貶，而哲學和思想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他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話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
他的解釋是：西方的哲學是一個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產物，它的源頭是希臘。其實在他以前，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也曾經說過中國沒有哲學，孔子的《論語》只是道德箴言，因為其中沒有思辨思維，甚至也沒有嚴密的邏輯系統。”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並無哲學這一學科之名，中國古代與西方哲學大體相應的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道學、清之義理之學等。現今所用的哲學一詞是借用了日本學者西周對西方哲學的翻譯。所以從學科建制上來說，哲學確實是產生於近代。
但從義理層面上來看，中國確實沒有哲學嗎？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存在很長時間了。
從黑格爾到德里達，不少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傳統只重視現實經驗世界，並不喜歡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東西，是一個強調實用主義的民族。比如德里達在2001年訪問中國時與王元化就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我們在就餐時，他（指德里達）說了一句： ‘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馬上作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含有褒貶，而哲學和思想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他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話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
他的解釋是：西方的哲學是一個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產物，它的源頭是希臘。其實在他以前，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也曾經說過中國沒有哲學，孔子的《論語》只是道德箴言，因為其中沒有思辨思維，甚至也沒有嚴密的邏輯系統。”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並無哲學這一學科之名，中國古代與西方哲學大體相應的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道學、清之義理之學等。現今所用的哲學一詞是借用了日本學者西周對西方哲學的翻譯。所以從學科建制上來說，哲學確實是產生於近代。
但從義理層面上來看，中國確實沒有哲學嗎？
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問題其實是由金嶽霖先生提出的，即“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歷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這就是著名的“金嶽霖問題”，即中國哲學史作為獨立性的學科是否具有合法性。
“中國哲學的歷史”與“在中國的哲學史”兩種說法有不同的含義。前者肯定了中國是有哲學的，有一種特別的哲學傳統即中國哲學，其哲學史研究要以中國哲學內在邏輯的展開為線索依據，但後者則是以一種普遍的哲學如西方哲學為藍本，看中國是否有相應的內容。
中國古代文獻多有“傳”、“記”、“說”、“解”、“注”、“箋”、“疏”等形式，皆是依古經典為主的詮釋。古代沒有學者願意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學派，即使有新思想也是以修補老學派的面孔出現的，認為自己不同俗常的思想的要點不在於“新”，而是因為真正回到古代的“原本”。
如果以經學為主，則更多是歷史，甚至多是哲學史，本不能算是哲學，只有以自己觀點為主導了才能是哲學。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存在很長時間了。
從黑格爾到德里達，不少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傳統只重視現實經驗世界，並不喜歡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東西，是一個強調實用主義的民族。比如德里達在2001年訪問中國時與王元化就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我們在就餐時，他（指德里達）說了一句： ‘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馬上作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含有褒貶，而哲學和思想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他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話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
他的解釋是：西方的哲學是一個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產物，它的源頭是希臘。其實在他以前，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也曾經說過中國沒有哲學，孔子的《論語》只是道德箴言，因為其中沒有思辨思維，甚至也沒有嚴密的邏輯系統。”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並無哲學這一學科之名，中國古代與西方哲學大體相應的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道學、清之義理之學等。現今所用的哲學一詞是借用了日本學者西周對西方哲學的翻譯。所以從學科建制上來說，哲學確實是產生於近代。
但從義理層面上來看，中國確實沒有哲學嗎？
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問題其實是由金嶽霖先生提出的，即“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歷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這就是著名的“金嶽霖問題”，即中國哲學史作為獨立性的學科是否具有合法性。
“中國哲學的歷史”與“在中國的哲學史”兩種說法有不同的含義。前者肯定了中國是有哲學的，有一種特別的哲學傳統即中國哲學，其哲學史研究要以中國哲學內在邏輯的展開為線索依據，但後者則是以一種普遍的哲學如西方哲學為藍本，看中國是否有相應的內容。
中國古代文獻多有“傳”、“記”、“說”、“解”、“注”、“箋”、“疏”等形式，皆是依古經典為主的詮釋。古代沒有學者願意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學派，即使有新思想也是以修補老學派的面孔出現的，認為自己不同俗常的思想的要點不在於“新”，而是因為真正回到古代的“原本”。
如果以經學為主，則更多是歷史，甚至多是哲學史，本不能算是哲學，只有以自己觀點為主導了才能是哲學。
馮友蘭先生相應於其“照著講”、“接著講”、“自己講”學問三階段，認為哲學要從信古到疑古再到釋古。馮友蘭先生哲學史的工作特點在於，“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來而敘述之”。他實際上是用西方新實在論的視角為框架來看中國哲學。
這正是求“哲學在中國”路子的問題所在，無論是胡適以西方知識論的眼光整理先秦哲學還是馮友蘭以新實在論整理中國哲學，他們找到的哲學都不是中國的哲學。
所以勞思光先生就指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不是‘哲學史’，只是一部‘諸子雜考’一類的考證著作”。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問題，存在很長時間了。
從黑格爾到德里達，不少西方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傳統只重視現實經驗世界，並不喜歡思考形而上的超越性的東西，是一個強調實用主義的民族。比如德里達在2001年訪問中國時與王元化就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進行了對話。
“我們在就餐時，他（指德里達）說了一句： ‘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句話一說完，在座的人不禁愕然。他馬上作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含有褒貶，而哲學和思想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他說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這話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
他的解釋是：西方的哲學是一個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產物，它的源頭是希臘。其實在他以前，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也曾經說過中國沒有哲學，孔子的《論語》只是道德箴言，因為其中沒有思辨思維，甚至也沒有嚴密的邏輯系統。”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並無哲學這一學科之名，中國古代與西方哲學大體相應的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道學、清之義理之學等。現今所用的哲學一詞是借用了日本學者西周對西方哲學的翻譯。所以從學科建制上來說，哲學確實是產生於近代。
但從義理層面上來看，中國確實沒有哲學嗎？
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問題其實是由金嶽霖先生提出的，即“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歷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這就是著名的“金嶽霖問題”，即中國哲學史作為獨立性的學科是否具有合法性。
“中國哲學的歷史”與“在中國的哲學史”兩種說法有不同的含義。前者肯定了中國是有哲學的，有一種特別的哲學傳統即中國哲學，其哲學史研究要以中國哲學內在邏輯的展開為線索依據，但後者則是以一種普遍的哲學如西方哲學為藍本，看中國是否有相應的內容。
中國古代文獻多有“傳”、“記”、“說”、“解”、“注”、“箋”、“疏”等形式，皆是依古經典為主的詮釋。古代沒有學者願意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學派，即使有新思想也是以修補老學派的面孔出現的，認為自己不同俗常的思想的要點不在於“新”，而是因為真正回到古代的“原本”。
如果以經學為主，則更多是歷史，甚至多是哲學史，本不能算是哲學，只有以自己觀點為主導了才能是哲學。
馮友蘭先生相應於其“照著講”、“接著講”、“自己講”學問三階段，認為哲學要從信古到疑古再到釋古。馮友蘭先生哲學史的工作特點在於，“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來而敘述之”。他實際上是用西方新實在論的視角為框架來看中國哲學。
這正是求“哲學在中國”路子的問題所在，無論是胡適以西方知識論的眼光整理先秦哲學還是馮友蘭以新實在論整理中國哲學，他們找到的哲學都不是中國的哲學。
所以勞思光先生就指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不是‘哲學史’，只是一部‘諸子雜考’一類的考證著作”。
但不管如何，諸文化最終是相通的，是不矛盾的，因為無論哪個民族，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宇宙，此正是“東聖西聖，心同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