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看大千世界,尋歷史真相。聽眾朋友,歡迎收聽,老王閒話。這期節目我將談下“天津教案”是怎麼回事?

第二鴉片戰爭後,根據中法簽訂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傳教士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且中國各地政府要予以保護。由於中國政府的開放政策,各種傳教組織迅速發展起來,據《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1870年,中國有250名天王教神甫,而到1900年,即達到886名。新教即基督教傳教士在1864年有189名,1905年則達到3445名。中國的教民到1900年,有70萬天主教徒,其中本地牧師500名,基督教徒則達到近10萬。

傳教士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讓他們成為基督的信徒。他們採取慈善的方式去感化人們的心靈,主要方式是:宣傳佈道、救濟災民、設立孤兒院、興辦教會學校、提供戒菸所、建立教會醫院,以吸引人們信仰基督,所以說西方的傳教士不但是思想的傳播者,更是理念的行動者。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倫敦聖保羅教堂

1868年,就在蒲安臣使團出訪西方時,國內的教會及傳教士與中國人的矛盾衝突卻日益加劇起來,最終在1870年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最後雖然平息,但傳教士和中國人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最後還引發了義和團運動,導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成為壓垮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談下中西方的宗教問題。

其一,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雖然後來從國外引入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宗教,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卻沒有產生什麼宗教。中國的道教和孔孟之道,很難說是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基本上就是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老百姓如何自我修養,當官的如何治理國家。正因為沒有宗教,所以來個天人合一,皇帝就是天子,這個觀念後果很嚴重,皇帝就不是人了,實際上就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神,那就擁有絕對的權力,掌握著對所有人的生殺大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的宗教就是官本位,當了官就有權力、地位、金錢、女人,就能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就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當然官是越大越好,最好是能當皇帝,可見官是中國人的宗教,似乎也有點道理。

其二,中國是個含蓄內斂的民族,強調是自我約束、自我修養、不張揚。反映在宗教上,即使在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基本上也是遠離人世,在深山和人員稀少的地方,採取自我封閉的狀態,自我修煉,宗教寺廟根本不主動與民眾溝通,更不干涉國家政治,對待信徒也是單向,你愛來不來,一副衙門作風,更不會去民間傳播信仰和發展信徒。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杭州靈隱寺

其三,中國儘管有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等特殊的,擁有大量信徒的少數民族地區,但大多數漢人信徒除了對佛教的因果報應,求來世的幸福,對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以及真、善、美的認同外,普通人求神拜佛,基本上是報著功利的態度,如求生子、平安、升官、發財、祛病消災等,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很難說有什麼真正的信仰和太多的價值認同。

而西方宗教對社會的影響極大,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基礎。

其一,上帝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普天之下都是上帝的兒女,萬事萬物都是上帝這個造物主創造的,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包括人與人、男與女、父母與兒女、皇帝與臣民之間都是平等的,皇帝是人不是神,上帝才是神。西方是政教分離的社會,人們的精神世界,道德觀和價值觀是由宗教來決定的,宗教領袖是人們的精神領袖。而世俗社會才是由皇帝領導的政府來管理,皇帝僅僅是行政長官,根本無權干涉宗教活動,而皇權則要受宗教的制約。

長期的政教分離,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需要監督和約束,形成了今天的三權分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帶來今天的民主政治。由於生命是上帝創造,並且歸於上帝,所以人的生命和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形成了人權的觀念。上帝將規律和秩序放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我們用上帝給我們的智慧將這些規律和秩序找出來加以總結,這些規則人們只能遵循而無法改變,這就是科學的觀念。而宗教提倡的上帝是誠信、公義、慈愛、善良成為人們在經濟、法律、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準則。

其二,傳教士們不僅在教堂內傳教,還走向社會和民間,主動傳播宗教思想並且積極發展教民,傳教士們能夠不遠萬里、不辭辛勞、不求回報、把上帝的福音帶全世界受苦受難的民眾,他們身上有著冒險和獻身精神,他有理想、有觀念、有主義,現代的政黨身上也有他們的影子。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馬賴神甫

晚清時期進入中國的外國人主要有三種:商人、外交人員和傳教士。其中商人和外交人員的態度是強勢的,目的是明確的,就是為了賺錢。而傳教士們的態度是溫和的,但目的是不明確的,他們的活動是隱祕的,而且他們深入民眾之間,他們的行為無法掌控。在當時清朝人看來,這幫人不為名、不為利,自掏腰包,還倒貼錢給民眾,天底下那有這種好事,看來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個陰謀論就來了。

在官員們看來,隨著中國教徒越來越多,傳教士在民眾中的號召力越來越強,而且還分化朝廷在民眾心目的權威,都信上帝去了,誰還信皇上?看來外國人是要鼓動民眾造反。那個洪秀全不是搞了土洋結合的“拜上帝會”,才搞定,這正宗的上帝是不是又要來鬧事?

在鄉村的士紳們看來,聖人孔子基本上就是傳教士心中的耶穌,儘管孔子和上帝沒有一點關係,傳說就是一個私生子。而孔子和耶穌的思想根本就是排斥對立的,如孔子說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那是不可逾越的等級社會,耶穌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孔子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耶穌說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大逆不道。

在底層老百姓看來,一是對西方的文化是陌生的,同時又充滿恐懼和排斥。比如西方的醫學是建立在人體解剖學基礎上的,解剖屍體做成標本,供醫生研究。治病時,外科醫生開膛剖肚,滿身是血,這就是傳說中的妖怪。二是中國的百姓和中國教徒之間的矛盾衝突日益加劇,而西方的教會在衝突中往往庇護教民,中國地方政府又不敢惹教會。同時,教民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其中不良分子自恃教會的庇護,犯罪不服官府判決,逃避賦稅和勞役,引起百姓的不滿。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天津教案

1870年,天津民眾與法國傳教士之間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衝突,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時天津境內,時常發生幼童失蹤的事件,而當地教堂從慈善的角度出發,經常收留棄嬰和孤兒,當地民眾一聯想,認為教會拐騙嬰兒。於是謠言滿天飛,認為修女們收養兒童,是為了害死他們,並挖出幼兒的眼睛和心臟製作迷魂藥和其他怪藥。恰好在當年的6月,一種傳染病導致教會育嬰堂三四十名嬰兒死亡,當嬰兒的屍體被當地民眾發現後,教會拐騙並殘害兒童的說法得到了表面的印證。民眾的怒火被點燃,一場大規模的衝突爆發了。

6月21日,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隨從3人,打死傳教士17人,燒燬了法國領事館和兩處法國教堂,四處美英教堂。教案發生後,法國向中國沿海增派軍艦,戰爭一觸即發。朝廷命直隸總督曾國藩處理,曾國藩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法方要求得不到滿足,中外可能重新開戰;如果天津民眾的意願得不到滿足,“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搞不定又來一場太平天國暴亂。無奈只有硬著頭皮上,曾國藩經過多方調查,仔細瞭解了事件的經過,認定洋人挖眼剖心之說是誣告,於是張貼告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嚴禁滋事,並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曾國藩

曾國藩的處置決定,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朝中士大夫口誅筆伐,大罵他“媚外賣國”,朝廷無奈,撤了曾國藩的職,改由李鴻章處理。李鴻章經過調查後,仍維持曾國藩的結論,這件事在今天看來,嬰兒眼睛和心臟怎麼能製作藥品,但在當時老百姓的態度是,信不信由你,反正俺信了,所以說群眾運動往往有著愚昧、盲從和非理性。最後,“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是: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流放黑龍江。18名殺死洋人的中國人被處斬,另外25個參與者充軍;賠償外方損失費46萬兩白銀;並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國,專程致歉。

這個判決今天看來還是基本正確。當時,全國除天津外,揚州、臺灣、南京等地教案時有發生,民眾的排外情緒如同乾柴,極易被點燃。“天津教案”的處理,使全國的局勢得以控制,避免了更大規模的類似“義和團運動”盲目排外事件的發生。

其實,客觀地說,傳教士們大量進入中國,對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還是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1900年之前,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教會醫院和診所,僅美國教會就開辦了30多所,英國開辦20多所。北京的協和醫院,我們南京人熟悉的馬林醫院即今天的鼓樓醫院,也是教會所辦。西方的醫藥、醫學教育、西醫制度在中國得以推廣,促進了人民的醫療健康水平。

傳教士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什麼?

北京協和醫院

從1843年至1860年,傳教士岀版西方書籍434種,其中宗教書籍329種。1887年至1900年,僅廣學會出版176種,益智會出版98種。

到1900年,全國教會學校達2000所,在校學生達到4萬人,其中大部分為小學。一些中等專科學校逐步發展為著名的大學,如燕京大學,後併入北京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後併入復旦大學。南京人熟悉的匯文女中,金陵女子大學、金陵大學,後併入南京大學。東吳大學,後併入蘇州大學。四川華西協和大學,後併入華西醫科大學等,成為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礎。

好,這期的節目就談這裡,後面我還要繼續談洋務運動,歡迎收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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