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在4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出現了日益頻繁的資金、信息、人員以及物品的流動，城鎮化率逐步攀升。與此同時，城市急劇擴張帶來了住房、交通、環境等問題，以及農村人口的減少而導致的鄉村空心化。因此，流動的人口面臨著雙重難題，一邊是無法落腳的城市，另一邊是回不去的家鄉。
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如何科學看待城市的發展規模？在城市化進程面臨重重挑戰的當下，赫橋財經攜手六位學者出品紀錄片《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為城鄉均等化發展提供建議參考。
鄉村空心化是城市化必經階段 人口自由流動有積極意義
在訪談中，幾乎每位高校學者都表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空心化以及村落的減少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表示，德國的城市化在世界範圍內是最成功的，然而直到今天，小的村莊和鎮依然在不斷消失。而在當今的中國，以現有的技術水平，農村已經不再需要大量人口來從事農業生產。
萬廣華提出，一個地區人口的聚集體現的是一種經濟學規律。創新、生產力、收入水平和人口聚集互相作用形成良性循環，才促成了人口的流動。城市的良性循環促進了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鄉村的空心化自然就會隨之出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認為，如果因為擔心鄉村空心化和農村衰敗而人為投入和上馬各種產業，反而是行不通的。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並進，只有少部分村莊會根據城市的需求而變得非常活躍。日本的鄉村就是一個例子，並非所有的村莊都需要產業或者旅遊業來支撐。
劉守英表示，忽視人口流動的規律而人為讓進城務工人員回到農村，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公共政策問題。一方面，下一輪的城市化失去了這批重要的參與者，另一方面，違反規律的人口迴流會將鄉村的發展空間堵死。
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學規律的體現，而實際上，它在客觀上對整個社會也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強調，人口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
"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在4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出現了日益頻繁的資金、信息、人員以及物品的流動，城鎮化率逐步攀升。與此同時，城市急劇擴張帶來了住房、交通、環境等問題，以及農村人口的減少而導致的鄉村空心化。因此，流動的人口面臨著雙重難題，一邊是無法落腳的城市，另一邊是回不去的家鄉。
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如何科學看待城市的發展規模？在城市化進程面臨重重挑戰的當下，赫橋財經攜手六位學者出品紀錄片《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為城鄉均等化發展提供建議參考。
鄉村空心化是城市化必經階段 人口自由流動有積極意義
在訪談中，幾乎每位高校學者都表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空心化以及村落的減少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表示，德國的城市化在世界範圍內是最成功的，然而直到今天，小的村莊和鎮依然在不斷消失。而在當今的中國，以現有的技術水平，農村已經不再需要大量人口來從事農業生產。
萬廣華提出，一個地區人口的聚集體現的是一種經濟學規律。創新、生產力、收入水平和人口聚集互相作用形成良性循環，才促成了人口的流動。城市的良性循環促進了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鄉村的空心化自然就會隨之出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認為，如果因為擔心鄉村空心化和農村衰敗而人為投入和上馬各種產業，反而是行不通的。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並進，只有少部分村莊會根據城市的需求而變得非常活躍。日本的鄉村就是一個例子，並非所有的村莊都需要產業或者旅遊業來支撐。
劉守英表示，忽視人口流動的規律而人為讓進城務工人員回到農村，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公共政策問題。一方面，下一輪的城市化失去了這批重要的參與者，另一方面，違反規律的人口迴流會將鄉村的發展空間堵死。
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學規律的體現，而實際上，它在客觀上對整個社會也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強調，人口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
2017年5月30日，廣西桂林龍勝金坑大寨，隨著社會的變遷發展，這裡的青壯男性勞動力陸續外出打工，留在山裡的基本是老幼婦孺。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中國下一步發展不得不面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問題，應對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陸銘舉例，如果單人在農村地區和小城市創造的價值要小於在城市地區和大城市所創造的價值，那麼人口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使個體創造的價值最大化，從而延長中國的人口紅利。
而且，人口自由流動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減輕欠發達地區財政支持的壓力。陸銘認為，在中國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一個欠發達地區的人口不能充分流動，其經濟發展機會又受制於自身的地理條件，那麼如果想要為這些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需要財政的大量投入。地方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或者自己借債，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和債務的增長。
留住進城的人：針對性政策緩解農民融入城市困難問題
時至今日，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早已與城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城市為他們提供了更高的收入，而他們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農村人口的城市融入在40年後的今天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在4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出現了日益頻繁的資金、信息、人員以及物品的流動，城鎮化率逐步攀升。與此同時，城市急劇擴張帶來了住房、交通、環境等問題，以及農村人口的減少而導致的鄉村空心化。因此，流動的人口面臨著雙重難題，一邊是無法落腳的城市，另一邊是回不去的家鄉。
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如何科學看待城市的發展規模？在城市化進程面臨重重挑戰的當下，赫橋財經攜手六位學者出品紀錄片《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為城鄉均等化發展提供建議參考。
鄉村空心化是城市化必經階段 人口自由流動有積極意義
在訪談中，幾乎每位高校學者都表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空心化以及村落的減少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表示，德國的城市化在世界範圍內是最成功的，然而直到今天，小的村莊和鎮依然在不斷消失。而在當今的中國，以現有的技術水平，農村已經不再需要大量人口來從事農業生產。
萬廣華提出，一個地區人口的聚集體現的是一種經濟學規律。創新、生產力、收入水平和人口聚集互相作用形成良性循環，才促成了人口的流動。城市的良性循環促進了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鄉村的空心化自然就會隨之出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認為，如果因為擔心鄉村空心化和農村衰敗而人為投入和上馬各種產業，反而是行不通的。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並進，只有少部分村莊會根據城市的需求而變得非常活躍。日本的鄉村就是一個例子，並非所有的村莊都需要產業或者旅遊業來支撐。
劉守英表示，忽視人口流動的規律而人為讓進城務工人員回到農村，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公共政策問題。一方面，下一輪的城市化失去了這批重要的參與者，另一方面，違反規律的人口迴流會將鄉村的發展空間堵死。
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學規律的體現，而實際上，它在客觀上對整個社會也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強調，人口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
2017年5月30日，廣西桂林龍勝金坑大寨，隨著社會的變遷發展，這裡的青壯男性勞動力陸續外出打工，留在山裡的基本是老幼婦孺。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中國下一步發展不得不面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問題，應對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陸銘舉例，如果單人在農村地區和小城市創造的價值要小於在城市地區和大城市所創造的價值，那麼人口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使個體創造的價值最大化，從而延長中國的人口紅利。
而且，人口自由流動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減輕欠發達地區財政支持的壓力。陸銘認為，在中國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一個欠發達地區的人口不能充分流動，其經濟發展機會又受制於自身的地理條件，那麼如果想要為這些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需要財政的大量投入。地方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或者自己借債，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和債務的增長。
留住進城的人：針對性政策緩解農民融入城市困難問題
時至今日，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早已與城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城市為他們提供了更高的收入，而他們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農村人口的城市融入在40年後的今天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0年1月12日，貴州省貴陽市，打工的農民工。視覺中國 資料圖
城市並非容納不下農民工。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認為，融入難的核心在於財政層面社會福利的分配，尤其是面向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務。已有的社會福利是分配給既定的戶籍人口的，當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時，福利的分配就出現了兩難。
從城市的角度看，其已有的財政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有限，現在卻需要分攤到更多人頭上，人均能夠享受到的福利就會變少。從農民工的角度看，勞動力進城，子女與老人的安置也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因此，李鐵表示，農民的城市融入並非是城市容量的問題，而是幾十年戶籍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造成了城鄉間利益分割不均等。
對此，李鐵認為逐步分期化解進城務工人員身份上的矛盾是可取的。以香港為例，在港有七年工作經驗的人員可以獲得長期居留證，這個時間限度證明了人員的工作資質和留港發展的意向。反觀內地，城市中大概有20%的進城務工人員已經在城市生活了幾十年，有的甚至已經在城裡買房安家卻依然沒有城市戶口，李鐵認為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先解決這批人口在城市的戶籍身份問題。
李鐵表示，針對在城市內常住人口的群體特點，出臺針對性政策，加速區域間配套，就可以一點一點緩解農村人口進城的安排問題。
補貼留鄉的人：要素市場改革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如上所述，農民工城市紮根難在短期內難以一次性解決，可為何依然有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工作？這是因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接近3倍，進城意味著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發展機遇。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收入差距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些是城市有能力自我改善的，還有一些則需要國家層面的深化改革，其中的關鍵還在於要素市場的改革。
以土地要素市場為例，目前中國的土地徵用制度是按農業用地的辦法給農民補償，當農業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後，大量轉化後的增值收益被政府、開發商和城市的企業居民共享，農民拿到的收入很少。左學金表示，如果想要把土地徵用後帶來的主要收益轉給農民、土地的所有者所屬的集體和集體的成員，就需要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對利益分成進行改革。
其次，土地的利用制度也需要改革。左學金認為，浙江農民的收入較高一部分是得益於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利用減少了限制。比如建樓房，允許建造高於兩層的樓房，農戶就有可能開發農家樂盈利。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出臺規範對樓房的樓層數量提出限制，就會導致宅基地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無法有效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服務城鄉：科學的土地流轉平衡城鄉間利益分佈
與要素市場的改革類似，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也能為農村增加收入，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現階段，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經營是我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小農戶數量佔到農業經營主體的98%以上，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70%。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於2019年3月發佈會上的闡釋，我國有2.3億農戶，其中經營耕地面積在10畝以下的農戶有2.1億，是“小規模甚至超小規模的經營格局”。對於這一宏觀背景，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農民工進城不僅沒有過分增加城市的負擔，同時在客觀層面還有利於耕地流轉，讓偏遠落後地區的農村人口脫貧致富。
農民工進城能獲得更多的收入，也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業從業人員的人數，從而使得耕地流轉成為可能，能夠實現擴大戶均土地面積、提高農業生產規模的效果，務農人口的收入也會隨之增加。
"中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在4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之間出現了日益頻繁的資金、信息、人員以及物品的流動，城鎮化率逐步攀升。與此同時，城市急劇擴張帶來了住房、交通、環境等問題，以及農村人口的減少而導致的鄉村空心化。因此，流動的人口面臨著雙重難題，一邊是無法落腳的城市，另一邊是回不去的家鄉。
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如何科學看待城市的發展規模？在城市化進程面臨重重挑戰的當下，赫橋財經攜手六位學者出品紀錄片《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為城鄉均等化發展提供建議參考。
鄉村空心化是城市化必經階段 人口自由流動有積極意義
在訪談中，幾乎每位高校學者都表示，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空心化以及村落的減少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表示，德國的城市化在世界範圍內是最成功的，然而直到今天，小的村莊和鎮依然在不斷消失。而在當今的中國，以現有的技術水平，農村已經不再需要大量人口來從事農業生產。
萬廣華提出，一個地區人口的聚集體現的是一種經濟學規律。創新、生產力、收入水平和人口聚集互相作用形成良性循環，才促成了人口的流動。城市的良性循環促進了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鄉村的空心化自然就會隨之出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認為，如果因為擔心鄉村空心化和農村衰敗而人為投入和上馬各種產業，反而是行不通的。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並進，只有少部分村莊會根據城市的需求而變得非常活躍。日本的鄉村就是一個例子，並非所有的村莊都需要產業或者旅遊業來支撐。
劉守英表示，忽視人口流動的規律而人為讓進城務工人員回到農村，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公共政策問題。一方面，下一輪的城市化失去了這批重要的參與者，另一方面，違反規律的人口迴流會將鄉村的發展空間堵死。
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學規律的體現，而實際上，它在客觀上對整個社會也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強調，人口自由流動可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
2017年5月30日，廣西桂林龍勝金坑大寨，隨著社會的變遷發展，這裡的青壯男性勞動力陸續外出打工，留在山裡的基本是老幼婦孺。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中國下一步發展不得不面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問題，應對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陸銘舉例，如果單人在農村地區和小城市創造的價值要小於在城市地區和大城市所創造的價值，那麼人口的自由流動就可以使個體創造的價值最大化，從而延長中國的人口紅利。
而且，人口自由流動促使勞動生產力趨同，減輕欠發達地區財政支持的壓力。陸銘認為，在中國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一個欠發達地區的人口不能充分流動，其經濟發展機會又受制於自身的地理條件，那麼如果想要為這些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需要財政的大量投入。地方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或者自己借債，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和債務的增長。
留住進城的人：針對性政策緩解農民融入城市困難問題
時至今日，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早已與城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城市為他們提供了更高的收入，而他們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農村人口的城市融入在40年後的今天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010年1月12日，貴州省貴陽市，打工的農民工。視覺中國 資料圖
城市並非容納不下農民工。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認為，融入難的核心在於財政層面社會福利的分配，尤其是面向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務。已有的社會福利是分配給既定的戶籍人口的，當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時，福利的分配就出現了兩難。
從城市的角度看，其已有的財政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有限，現在卻需要分攤到更多人頭上，人均能夠享受到的福利就會變少。從農民工的角度看，勞動力進城，子女與老人的安置也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因此，李鐵表示，農民的城市融入並非是城市容量的問題，而是幾十年戶籍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造成了城鄉間利益分割不均等。
對此，李鐵認為逐步分期化解進城務工人員身份上的矛盾是可取的。以香港為例，在港有七年工作經驗的人員可以獲得長期居留證，這個時間限度證明了人員的工作資質和留港發展的意向。反觀內地，城市中大概有20%的進城務工人員已經在城市生活了幾十年，有的甚至已經在城裡買房安家卻依然沒有城市戶口，李鐵認為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先解決這批人口在城市的戶籍身份問題。
李鐵表示，針對在城市內常住人口的群體特點，出臺針對性政策，加速區域間配套，就可以一點一點緩解農村人口進城的安排問題。
補貼留鄉的人：要素市場改革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如上所述，農民工城市紮根難在短期內難以一次性解決，可為何依然有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工作？這是因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接近3倍，進城意味著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發展機遇。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收入差距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些是城市有能力自我改善的，還有一些則需要國家層面的深化改革，其中的關鍵還在於要素市場的改革。
以土地要素市場為例，目前中國的土地徵用制度是按農業用地的辦法給農民補償，當農業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後，大量轉化後的增值收益被政府、開發商和城市的企業居民共享，農民拿到的收入很少。左學金表示，如果想要把土地徵用後帶來的主要收益轉給農民、土地的所有者所屬的集體和集體的成員，就需要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對利益分成進行改革。
其次，土地的利用制度也需要改革。左學金認為，浙江農民的收入較高一部分是得益於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利用減少了限制。比如建樓房，允許建造高於兩層的樓房，農戶就有可能開發農家樂盈利。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出臺規範對樓房的樓層數量提出限制，就會導致宅基地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無法有效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服務城鄉：科學的土地流轉平衡城鄉間利益分佈
與要素市場的改革類似，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也能為農村增加收入，緩解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現階段，以小農戶為主的家庭經營是我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小農戶數量佔到農業經營主體的98%以上，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70%。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於2019年3月發佈會上的闡釋，我國有2.3億農戶，其中經營耕地面積在10畝以下的農戶有2.1億，是“小規模甚至超小規模的經營格局”。對於這一宏觀背景，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農民工進城不僅沒有過分增加城市的負擔，同時在客觀層面還有利於耕地流轉，讓偏遠落後地區的農村人口脫貧致富。
農民工進城能獲得更多的收入，也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業從業人員的人數，從而使得耕地流轉成為可能，能夠實現擴大戶均土地面積、提高農業生產規模的效果，務農人口的收入也會隨之增加。
2016年5月21日，湖北宜昌農村。
除了耕地流轉，宅基地流轉也能緩解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問題。隨著進城務工人口的增加，城鎮常住人口數量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數量。蔡繼明談到，目前中國的城鎮建設用地只有九萬平方公里，甚至不足農村建設用地的二分之一，體現了中國建設用地配置的不合理。農村建設用地中有70%是宅基地，沒有太多建設利用的價值。如果可以將其復墾為耕地，然後將城市周邊的耕地更改為建設用地，那麼城市建設用地的面積就能增加50%。
宅基地流轉這一方式有助於促進房價下降，解決城市租房、買房成本高的問題，可是在推進的過程中還面臨著不少困難。蔡繼明提出，首先，土地流轉在根本上是使用權的流轉而非土地所有權的流轉，所以如果本著保護公有制的決心來遏制土地流轉是毫無根據的。其次，目前的宅基地流轉為保護農民的利益只允許在村集體內部進行，可是每戶均有宅基地，市場需求並不明顯，如果能夠允許外來人口購買宅基地，就能提高宅基地售價，切實增加農民的收入。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直接靠農業謀生的人是黏著在土地上的。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然而，隨著城市化的加速發展，費孝通所描述的這種“黏著在土地上”的人越來越少。鄉村空心化是城市在發展歷程中必經的陣痛，更多的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尋求更高的收入，卻因為缺乏保障而始終無法割捨家鄉的土地。在城市化從未停止的今天，為了讓進城的人安心留下，也為了讓農村能夠實現利潤更高的規模化經營，中國下一步的政策改革能做些什麼，依然需要社會各界持續的思考和參與。
（本文整理自由赫橋財經出品的紀錄片《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觀看紀錄片請點擊：鄉愁何處-鉅變中的中國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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