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去上陳嘉映老師的哲學課。之前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細讀了《存在與時間》和《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可開學了，頭幾節課還真是讓我有點找不著北。陳嘉映的授課方式迥異於我遇到過的所有哲學老師，他從不照本宣科，不從大詞到大詞，最討厭引經據典、用各種“主義”來為哲學分類，而喜歡對日常的概念做最細緻入微的辨析。作為《存在與時間》和《哲學研究》的譯者，陳嘉映曾經在課上專題討論過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這兩位20世紀的大哲，但更多時候，他喜歡把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帶到課堂上，比如“大”與“小”的分別、“事實”與“事情”的異同。2018年春天我請陳老師到人大講課，他仍在做類似的區分，比如“經驗”與“經受”，“觀察”與“體驗”。
哲學家海德格爾（左）與維特根斯坦（右）
陳嘉映的哲學討論現場有一種奇異而迷人的效果。他講的哲學不晦澀、很帶感，讓人覺得有跡可循，雖然有些彎彎繞繞，但是你能明確意識到，他在一點一點地引領著你，在草蛇灰線中進行思想偵探。我以為這才是哲學課堂應有的效果，它不會讓你產生醍醐灌頂、洞徹人生的感覺，而是似有所得又若有所失。
陳嘉映曾說：“我最希望讀到的，是通俗的語言表達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歡的，是用高深的語言表達淺俗的想法。”這句話不僅代表了他對專業哲學寫作一貫的拒斥態度，而且還潛伏著他的基本哲學信念：“自然理解才是本然的因此也是最深厚的理解”。不要小看這個說法，由此出發，可以引申出對一切以科學理論為模板所建立的近現代哲學理論的反對。
為什麼今天的哲學不應該按照自然科學的方式提問和回答？簡而言之，陳嘉映認為，古代哲學希望找到世界的本質結構，這個衝動最終藉由數學語言重新定義各種基本概念得以實現。在陳嘉映看來，這將導致兩個影響深遠的後果：一方面，數學作為真正通用的語言可以為人類建構普適理論，另一方面，數學的普遍性來自量的外在性，這雖然可以確保長程推理的有效性，但卻以喪失直觀和感性為代價。從此科學世界與常識世界便漸行漸遠。陳嘉映相信，事到如今，“以經驗反省為核心建立整體解釋理論”的雄心已經由科學繼承下來，哲學則必須放棄理論化的衝動，安心從事古代哲學遺留的另一項任務——“以概念考察為核心的經驗反省”。
你也許會問，這樣的哲學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陳嘉映會說，由於自然語言凝結著自然理解，因此是與週遭事物打成一片的“領會”和“感悟”，其中包含著心領神會的洞察、依託於常識常情的同情，以及來自歷史深處的移情，盤桓於此地的哲學考察既不是“讓一切如其所是”，也不是為了“增加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而是“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並最終“加深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陳嘉映的運思風格非常的維特根斯坦，但他的問題意識卻很海德格爾，因為後者曾經斷言“科學不思想”——這絕不是在否定科學的重要性，而只是在告訴世人，“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已得到解答，人生問題也還完全未被觸及。”對了，後一句是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說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冒險地認為，在思想的最深處，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是相通的，而陳嘉映與他們也是相通的。
最近十年陳嘉映開始涉足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但是萬法歸宗，在我看來，他對於當代道德哲學核心論題的討論都與此前的討論直接相關。比方說，陳嘉映認為，道德說理與科學論證不同，它是一種“多方面的印證”，它依託於歧義叢生但意蘊豐厚的自然語言，駐留在我們的日常理解和周邊環境，其目的不是為了“強迫我們即使不理解也必須接受之，而就是要讓我們理解”。
陳嘉映在《哲學、科學、常識》開頭第一句就說：“我有很多困惑，很多問題”。首當其衝的是，“思想對生活有什麼意義？”對此，我願意做一個大膽的判斷，對他來說，最顯白的問題是，在科學一往無前取得全面勝利的今天，哲學何為？他最隱祕的焦慮，則是那個古老的“蘇格拉底問題”——“人應該如何生活？”注意，此處的主語不是“抽象的人”或者“普遍的人”，而就是一個個揹負不同的傳統資源或羈絆、植根在特定語境和脈絡中的“具體的人”。由此，一個很自然的推論就是“蘇格拉底問題”沒有答案！倘若世間真有答案，我相信在陳嘉映那裡也不會駐留，他更願意採納“基於各種特殊經驗的、深深淺淺的理解”；借用《何為良好生活》的副標題，就是“行之於途而應於心”。我曾跟陳嘉映半開玩笑地說，只有正義是可能的，良好生活才是可能的。當然，這個判斷是從常人視角出發的，對於心性卓越之士，縱然周遭一片狼藉，他依舊能憑藉一己之力悠遊於時代之上。
我特別鍾愛《從感覺開始》中的一句話：“我們的確要從感覺開始。要是對所探討的沒有感覺，說來說去不都成了耳旁風？”正因為有感而發，正因為始終盤桓在自然理解這一“本然的同時也是最深厚的理解”，所以陳嘉映的哲學言說註定不會風流雲散，而是在這個時代落地生根。
周濂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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