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裡，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麼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後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不休。索卡爾事件發生在1996年，十年過去了，很多雜誌上還在爭論這些事情。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使得“進行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被浪費了”。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在我看，倒是建構主義者在迴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毛病，結果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本書的論述範圍和知識社會學極少重疊，這裡簡單談一點兒我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看法。
在我看來，儘管建構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了自然態度和人文態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籲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需要比呼籲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遠更艱鉅的思考。
強綱領主張，科學並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聖經》、陰陽五行、幾內亞的傳說的身份相仿，彷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了。但在我看，這樣迎戰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
科學主義提出的挑戰要嚴厲得多。把問題輕描淡寫一番無法讓我們當真擺脫困境，甚至還可能使我們更容易陷入科學主義的羅網，建構主義者時常引用科學成果來論證其社會主張就是一例。
的確，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對自由意志並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並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空洞即其中一例。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裡，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麼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後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不休。索卡爾事件發生在1996年，十年過去了，很多雜誌上還在爭論這些事情。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使得“進行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被浪費了”。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在我看，倒是建構主義者在迴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毛病，結果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本書的論述範圍和知識社會學極少重疊，這裡簡單談一點兒我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看法。
在我看來，儘管建構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了自然態度和人文態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籲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需要比呼籲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遠更艱鉅的思考。
強綱領主張，科學並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聖經》、陰陽五行、幾內亞的傳說的身份相仿，彷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了。但在我看，這樣迎戰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
科學主義提出的挑戰要嚴厲得多。把問題輕描淡寫一番無法讓我們當真擺脫困境，甚至還可能使我們更容易陷入科學主義的羅網，建構主義者時常引用科學成果來論證其社會主張就是一例。
的確，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對自由意志並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並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空洞即其中一例。
亞歷克斯·羅森堡評論說，按照科學社會學中的強綱領，若要理解達爾文進化論何以逐漸成為生物學的主導理論，彷彿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記錄，更不需要去理解變異—環境過濾的來源，彷彿我們需要的不過是瞭解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看它們會允許哪些理論出現。
應當提到，羅森堡在這裡表達的更多是一種理解而非指責，他迴護說：“科學客觀性的反對者並不在意說服別人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辯證立場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的；他們的目標是保護智力生活的領地不落入自然科學的霸權。”
的確，如果我們只把某些建構主義者的極端論斷挑出來讀，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實他們在科學學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學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個人仍然認為建構主義的“綱領”是領錯了方向。
總的說來，科學顯然不是和神話並列的一種意識形態，按照我們今天對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學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科學是真理而神話不是真理。有《聖經》研究者據《聖經》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們都認為這是錯的。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5億年到46億年。
兩個科學家對地球的準確年齡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個爭論很明顯不同於關於《聖經》的爭論，如果出錯，錯法與《聖經》的錯法也不一樣。科學體系有辦法改變自己，提供更正確的結論，而對於《聖經》來說，不存在更正確的東西。若說科學是另外一種神話，那它和本來意義上的神話大不一樣，不一樣到了把它叫作神話對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毫無補益，只會造成混亂。
也許，科學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問題。這樣的句式屬於官老爺的總結報告，嚴禁出現在哲學寫作中。我還沒學會怎樣寫哲學，但我相信已經學會了不怎樣寫。
本文來自《新思文庫·哲學·科學·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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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裡，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麼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後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不休。索卡爾事件發生在1996年，十年過去了，很多雜誌上還在爭論這些事情。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使得“進行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被浪費了”。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在我看，倒是建構主義者在迴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毛病，結果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本書的論述範圍和知識社會學極少重疊，這裡簡單談一點兒我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看法。
在我看來，儘管建構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了自然態度和人文態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籲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需要比呼籲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遠更艱鉅的思考。
強綱領主張，科學並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聖經》、陰陽五行、幾內亞的傳說的身份相仿，彷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了。但在我看，這樣迎戰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
科學主義提出的挑戰要嚴厲得多。把問題輕描淡寫一番無法讓我們當真擺脫困境，甚至還可能使我們更容易陷入科學主義的羅網，建構主義者時常引用科學成果來論證其社會主張就是一例。
的確，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對自由意志並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並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空洞即其中一例。
亞歷克斯·羅森堡評論說，按照科學社會學中的強綱領，若要理解達爾文進化論何以逐漸成為生物學的主導理論，彷彿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記錄，更不需要去理解變異—環境過濾的來源，彷彿我們需要的不過是瞭解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看它們會允許哪些理論出現。
應當提到，羅森堡在這裡表達的更多是一種理解而非指責，他迴護說：“科學客觀性的反對者並不在意說服別人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辯證立場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的；他們的目標是保護智力生活的領地不落入自然科學的霸權。”
的確，如果我們只把某些建構主義者的極端論斷挑出來讀，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實他們在科學學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學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個人仍然認為建構主義的“綱領”是領錯了方向。
總的說來，科學顯然不是和神話並列的一種意識形態，按照我們今天對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學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科學是真理而神話不是真理。有《聖經》研究者據《聖經》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們都認為這是錯的。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5億年到46億年。
兩個科學家對地球的準確年齡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個爭論很明顯不同於關於《聖經》的爭論，如果出錯，錯法與《聖經》的錯法也不一樣。科學體系有辦法改變自己，提供更正確的結論，而對於《聖經》來說，不存在更正確的東西。若說科學是另外一種神話，那它和本來意義上的神話大不一樣，不一樣到了把它叫作神話對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毫無補益，只會造成混亂。
也許，科學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問題。這樣的句式屬於官老爺的總結報告，嚴禁出現在哲學寫作中。我還沒學會怎樣寫哲學，但我相信已經學會了不怎樣寫。
本文來自《新思文庫·哲學·科學·常識》
微課推薦
△
點擊試聽專欄
《姜人生哲學到底——20位哲學家的生命策略》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裡，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麼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後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不休。索卡爾事件發生在1996年，十年過去了，很多雜誌上還在爭論這些事情。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使得“進行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被浪費了”。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在我看，倒是建構主義者在迴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毛病，結果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本書的論述範圍和知識社會學極少重疊，這裡簡單談一點兒我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看法。
在我看來，儘管建構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了自然態度和人文態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籲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需要比呼籲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遠更艱鉅的思考。
強綱領主張，科學並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聖經》、陰陽五行、幾內亞的傳說的身份相仿，彷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了。但在我看，這樣迎戰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
科學主義提出的挑戰要嚴厲得多。把問題輕描淡寫一番無法讓我們當真擺脫困境，甚至還可能使我們更容易陷入科學主義的羅網，建構主義者時常引用科學成果來論證其社會主張就是一例。
的確，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對自由意志並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並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空洞即其中一例。
亞歷克斯·羅森堡評論說，按照科學社會學中的強綱領，若要理解達爾文進化論何以逐漸成為生物學的主導理論，彷彿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記錄，更不需要去理解變異—環境過濾的來源，彷彿我們需要的不過是瞭解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看它們會允許哪些理論出現。
應當提到，羅森堡在這裡表達的更多是一種理解而非指責，他迴護說：“科學客觀性的反對者並不在意說服別人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辯證立場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的；他們的目標是保護智力生活的領地不落入自然科學的霸權。”
的確，如果我們只把某些建構主義者的極端論斷挑出來讀，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實他們在科學學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學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個人仍然認為建構主義的“綱領”是領錯了方向。
總的說來，科學顯然不是和神話並列的一種意識形態，按照我們今天對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學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科學是真理而神話不是真理。有《聖經》研究者據《聖經》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們都認為這是錯的。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5億年到46億年。
兩個科學家對地球的準確年齡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個爭論很明顯不同於關於《聖經》的爭論，如果出錯，錯法與《聖經》的錯法也不一樣。科學體系有辦法改變自己，提供更正確的結論，而對於《聖經》來說，不存在更正確的東西。若說科學是另外一種神話，那它和本來意義上的神話大不一樣，不一樣到了把它叫作神話對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毫無補益，只會造成混亂。
也許，科學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問題。這樣的句式屬於官老爺的總結報告，嚴禁出現在哲學寫作中。我還沒學會怎樣寫哲學，但我相信已經學會了不怎樣寫。
本文來自《新思文庫·哲學·科學·常識》
微課推薦
△
點擊試聽專欄
《姜人生哲學到底——20位哲學家的生命策略》
我並沒有什麼方法，只是對於一件事情很長時間很熱心地去考慮罷了。—— 牛頓
作者簡介：陳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遷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2008年1月，轉入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工作，任外國哲學學科專業負責人，特聘教授。
在近代科學濫觴之際，人們曾因科學與宗教真理相沖突而質疑科學的真理性。後來又有浪漫主義對科學世界觀提出強烈抗議。近幾十年來，則又爆發了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即所謂兩種文化之爭。
1959年，有一個科學家，C.P.斯諾，在劍橋做了一個講演，題目叫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站在科學文化一邊，對人文學者的流行態度提出質疑。
當時所謂人文主要是指文學，在當時的大學裡，文學教授很驕傲很自豪，看不起科學，覺得學科學的沒什麼文化，不懂莎士比亞，不會引用荷馬，懂點專業，怎麼算有文化呢？技術你可以到專科學校去學，而大學應該是要學文化的。
斯諾反對這種態度，他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裡，科學揭示了關於世界的很多新的真理，你們人文學者卻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科學和科學家在大學裡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後來的局面發展像斯諾所願望的那樣，應該說，超出了他的願望。今天的局面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電子學、生物學、理論物理學，這些學科在大學裡是最重要的學科，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人文知識分子反過來叫苦了，你出去說你是教哲學的或者你是教現代文學的，人們心想，瞎混混的，沒什麼真才實學。
幸虧科學家們都忙著做實驗呢，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的還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還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他們強調科學技術統治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危險，對科學的真理霸權也提出質疑。科學自稱提供客觀知識，但他們指出，科學實際上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是受社會影響的，“物理學和化學、數學和邏輯烙有它們的特定文化創造者的印記，殊不亞於人類學和歷史學”。
再進一步，似乎也可以說，科學是科學家們建構起來的。於是就有了建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
所謂建構主義，屬於解構主義的大思潮，雖然兩個名稱在字面上相反。建構主義對抗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
在歐美，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多數是比較左傾的，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把科學霸權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強建構主義或曰強綱領的建構主義（SSK）主張，科學並不是什麼客觀知識，而是科學家共同體內部談判的結果；科學理論是一種社會構造，其合法性並不取決於事實性的因素；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界僅僅充當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學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另一個神話故事；拉圖爾明稱“要消除科學和小說之間的區分”。法伊爾阿本德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和庫恩的“科學研究範式轉變”是建構主義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建構主義要走得更遠。
在很多人文學科，特別在知識社會學領域、文化研究及科學學領域，建構主義勢力強大。這種局面惹惱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物理學家——索卡爾。他認為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攻擊是不公正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不懂科學卻經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
索卡爾本人是個科學家，同時是個左派，這尤其令他對建構主義惱火，他認為左翼知識分子不應當用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位索卡爾於是寫了一篇“詐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中他介紹了不少現代科學的成果和結論，然後把這些科學結論驢脣不對馬嘴地用來支持一些左派主張，例如把數學裡的選擇公理（Axiom of hoice）和婦女墮胎自由（pro-choice）扯在一起。反正，這篇長文總的意思是說，最新科學成果表明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是對的。
他把這篇長文寄給一家最權威的“後現代”雜誌，《社會文本》。《社會文本》很有名，但從來沒有著名科學家寫來文章。不久，這篇文章登了出來，登在《社會文本》題為《科學大戰》的一個專刊上。
然而一個月後，索卡爾就在另外一個雜誌上發了另一篇文章，說明他在《社會文本》發表的是一篇“詐文”，裡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其實，“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這個題目就夠荒謬了。
好幾個月裡，美國、法國等地的建構主義知識分子目瞪口呆。他們上了索卡爾的套。怎麼辦呢？似乎只能反擊說你索卡爾這樣做是不對的，不嚴肅，缺德。後來，一邊有羅蒂、德里達這些大牌文科教授起來批評索卡爾，另一邊有很多著名科學家起來支持索卡爾，包括領軍物理學家溫伯格，鏖戰不休。索卡爾事件發生在1996年，十年過去了，很多雜誌上還在爭論這些事情。
德里達批評“可憐的索卡爾”，說他使得“進行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被浪費了”。這個批評讓人摸不著頭腦。在我看，倒是建構主義者在迴應索卡爾的時候曲為自辯，不肯檢討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毛病，結果浪費了一次嚴肅反思的機會。本書的論述範圍和知識社會學極少重疊，這裡簡單談一點兒我對社會建構主義的看法。
在我看來，儘管建構主義的很多主張在流俗議論界風行，但頗少學理上的力量，最多是體現了自然態度和人文態度對科學主義的本能反抗。我自己算個人文學者，呼籲人文精神，反對科學對真理的霸權，義不容辭，非常愉快。但是面對科學主義的挑戰，需要比呼籲人文精神這種愉快活動遠更艱鉅的思考。
強綱領主張，科學並不是客觀真理，科學的身份和希臘神話、《聖經》、陰陽五行、幾內亞的傳說的身份相仿，彷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逃脫科學主義的羅網了。但在我看，這樣迎戰科學主義未免輕率，幾乎可說放棄了思想者應有的智性責任，絲毫沒有觸及科學的本質，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對科學主義的迎戰。
科學主義提出的挑戰要嚴厲得多。把問題輕描淡寫一番無法讓我們當真擺脫困境，甚至還可能使我們更容易陷入科學主義的羅網，建構主義者時常引用科學成果來論證其社會主張就是一例。
的確，為了在科學認識的巨大壓力下挽救道德和藝術，人們有時急不擇路。人們引用測不準原理來彌合主客觀兩分，引用量子力學所依賴的波函數表達來反對牛頓—拉普拉斯的決定論，捍衛自由意志。他們一面反對科學主義，一面眼睜睜企盼科學為他們提供最終解決方案。這讓人想起有些反對西方霸權的論者，動輒引用西方權威，“你看，連西方人都說咱們東方更好”。
然而量子活動的概率性質對自由意志並未投以青眼，我們且慢自作多情。正如有識之士指明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固然取消了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無緣無故的隨機事件也並不增加道德責任的分量。科學成果能不能用來論證人生—社會主張？何處尋找論證的途徑？這恰恰也是索卡爾的詐文本應引我們從學理上深思的問題。
科學認知對我們的道德訴求和藝術理想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我們無法因此拒絕科學。科學提供了從大爆炸開始一直到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幅嚴整畫面，這樣一個畫面是神話、常識、傳統哲學完全無法提供的，與各種偽科學理論也完全不同。科學不僅提供對世界的系統的理性的解釋，而且它通過對事件的預言以及技術性生產證明其真理性。乃至科學技術的破壞力量，很多也是我們通過科學才知道的，臭氧層出現空洞即其中一例。
亞歷克斯·羅森堡評論說，按照科學社會學中的強綱領，若要理解達爾文進化論何以逐漸成為生物學的主導理論，彷彿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理解化石記錄，更不需要去理解變異—環境過濾的來源，彷彿我們需要的不過是瞭解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看它們會允許哪些理論出現。
應當提到，羅森堡在這裡表達的更多是一種理解而非指責，他迴護說：“科學客觀性的反對者並不在意說服別人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辯證立場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的；他們的目標是保護智力生活的領地不落入自然科學的霸權。”
的確，如果我們只把某些建構主義者的極端論斷挑出來讀，那真是一派荒唐。其實他們在科學學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科學史案例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個人仍然認為建構主義的“綱領”是領錯了方向。
總的說來，科學顯然不是和神話並列的一種意識形態，按照我們今天對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學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科學是真理而神話不是真理。有《聖經》研究者據《聖經》文本推算，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們都認為這是錯的。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年齡大約是45億年到46億年。
兩個科學家對地球的準確年齡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個爭論很明顯不同於關於《聖經》的爭論，如果出錯，錯法與《聖經》的錯法也不一樣。科學體系有辦法改變自己，提供更正確的結論，而對於《聖經》來說，不存在更正確的東西。若說科學是另外一種神話，那它和本來意義上的神話大不一樣，不一樣到了把它叫作神話對我們理解相關問題毫無補益，只會造成混亂。
也許，科學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問題。這樣的句式屬於官老爺的總結報告，嚴禁出現在哲學寫作中。我還沒學會怎樣寫哲學，但我相信已經學會了不怎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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