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謹防走入語言“死衚衕”
陳嘉映（當代著名哲學家）：當我們講到語言傳達的時候，語言是幹什麼的？我們常說它是用來傳達我們思想的，這是一個很常見、也很在理的定義。它是如何傳達我們思想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包裹比喻。我們腦子裡心裡有一個思想，如果你沒學過讀心術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我要傳達給你，一個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語言包裝，說出來，之後你就收到了一個“包裹”，就像寄本書或者寄糖果一樣。你收到的包裹之後，打開了語言的包裝，瞭解了語言的意思，也就得明白對方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也把語言說成是穿衣裳，把思想穿上語言的衣裳，這個比喻也用得非常多，甚至像一些大家都用過這一類的比喻。仔細想想，我們就覺得這個比喻有一個根本失誤之處：比如說，當我給你寄一盒月餅，月餅在這擺著，我把它包裝上了放到郵局寄到你那裡，你拆開了這個包裝，收到的月餅。但是當我有一個意思或者思想，我把它用語言包裝起來寄給你，你卻只收到了包裹皮兒。
如果我們對語言的理解滿足或者停止在這裡，我們實在是沒走多遠，而且也走不了多遠，因為我們走入了一個死衚衕。
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謹防走入語言“死衚衕”
陳嘉映（當代著名哲學家）：當我們講到語言傳達的時候，語言是幹什麼的？我們常說它是用來傳達我們思想的，這是一個很常見、也很在理的定義。它是如何傳達我們思想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包裹比喻。我們腦子裡心裡有一個思想，如果你沒學過讀心術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我要傳達給你，一個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語言包裝，說出來，之後你就收到了一個“包裹”，就像寄本書或者寄糖果一樣。你收到的包裹之後，打開了語言的包裝，瞭解了語言的意思，也就得明白對方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也把語言說成是穿衣裳，把思想穿上語言的衣裳，這個比喻也用得非常多，甚至像一些大家都用過這一類的比喻。仔細想想，我們就覺得這個比喻有一個根本失誤之處：比如說，當我給你寄一盒月餅，月餅在這擺著，我把它包裝上了放到郵局寄到你那裡，你拆開了這個包裝，收到的月餅。但是當我有一個意思或者思想，我把它用語言包裝起來寄給你，你卻只收到了包裹皮兒。
如果我們對語言的理解滿足或者停止在這裡，我們實在是沒走多遠，而且也走不了多遠，因為我們走入了一個死衚衕。
語言是一套公共交通系統
我把語言比作道路系統，不僅是指路，也包括斑馬線、紅綠燈這些東西，是一個整體交通設施，或者全套交通設施。然後把語言理解為這樣一種東西，首先我想要去一個地方，我就要去查地圖，或者向朋友打聽怎麼走，或者坐什麼車過什麼路，到了小區門口怎麼找樓道……諸如此類。等我弄清楚了這個道路系統，我就知道自己要去哪，那麼我就開始上路，過了一條有一條路，所有這些活動就是我們的“言說活動”。
我想說語言不是在你心裡，而是處於外在的，類似於公共的交通系統的東西。你如果想利用這個公共系統，就首先需要學會如何利用它。簡單來說，就是學會好好讀地圖，多走幾遍諸如此類。
路是我們走出來的，我們有想去的地方，我們要去東、要去西，我們要上山採藥，我們要下河去洗衣服……就踩出了這些路。等到人多房子多了，我們不但要踩出路，我們還要修路，還要修葺其他的設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言即是我們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個“我們”和“我”不一樣，誰也不能一個人憑空創造出一個語言系統來，而是由我們世世代代的人在生活經驗裡，根據他生產和心理需要創造出的一個公共交通系統。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對這個交通系統做一點修改、增加，或者，如果有一段路我們大家都不去走廢掉了，這也是我們對語言系統的一種改變。
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謹防走入語言“死衚衕”
陳嘉映（當代著名哲學家）：當我們講到語言傳達的時候，語言是幹什麼的？我們常說它是用來傳達我們思想的，這是一個很常見、也很在理的定義。它是如何傳達我們思想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包裹比喻。我們腦子裡心裡有一個思想，如果你沒學過讀心術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我要傳達給你，一個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語言包裝，說出來，之後你就收到了一個“包裹”，就像寄本書或者寄糖果一樣。你收到的包裹之後，打開了語言的包裝，瞭解了語言的意思，也就得明白對方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也把語言說成是穿衣裳，把思想穿上語言的衣裳，這個比喻也用得非常多，甚至像一些大家都用過這一類的比喻。仔細想想，我們就覺得這個比喻有一個根本失誤之處：比如說，當我給你寄一盒月餅，月餅在這擺著，我把它包裝上了放到郵局寄到你那裡，你拆開了這個包裝，收到的月餅。但是當我有一個意思或者思想，我把它用語言包裝起來寄給你，你卻只收到了包裹皮兒。
如果我們對語言的理解滿足或者停止在這裡，我們實在是沒走多遠，而且也走不了多遠，因為我們走入了一個死衚衕。
語言是一套公共交通系統
我把語言比作道路系統，不僅是指路，也包括斑馬線、紅綠燈這些東西，是一個整體交通設施，或者全套交通設施。然後把語言理解為這樣一種東西，首先我想要去一個地方，我就要去查地圖，或者向朋友打聽怎麼走，或者坐什麼車過什麼路，到了小區門口怎麼找樓道……諸如此類。等我弄清楚了這個道路系統，我就知道自己要去哪，那麼我就開始上路，過了一條有一條路，所有這些活動就是我們的“言說活動”。
我想說語言不是在你心裡，而是處於外在的，類似於公共的交通系統的東西。你如果想利用這個公共系統，就首先需要學會如何利用它。簡單來說，就是學會好好讀地圖，多走幾遍諸如此類。
路是我們走出來的，我們有想去的地方，我們要去東、要去西，我們要上山採藥，我們要下河去洗衣服……就踩出了這些路。等到人多房子多了，我們不但要踩出路，我們還要修路，還要修葺其他的設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言即是我們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個“我們”和“我”不一樣，誰也不能一個人憑空創造出一個語言系統來，而是由我們世世代代的人在生活經驗裡，根據他生產和心理需要創造出的一個公共交通系統。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對這個交通系統做一點修改、增加，或者，如果有一段路我們大家都不去走廢掉了，這也是我們對語言系統的一種改變。
人人都是思維者，但只有少數是思想者
語言又是如何塑造我們思想的？我們先簡單區分兩個詞：思維和思想。
思維更多是從心理活動層面而言，人人隨時都在思維。但是思想這個詞有點意思，一般來說，體現在精神客體中的那個思維才叫思想。我們人人都是思維者，但只有少數人才是思想者。我們從來都在思維，但是我們只把那種東西叫做有思想，或者是一個思想的作品。也就是說，我們的思維在我們的交流過程中以表達為它的歸宿。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比如兩歲的孩子，在還沒學語言之前，他大概會覺得大人說得那個詞都不準確，你如果問他大人說的某句話是否和他的想法一樣？他會說不一樣，因為他的思維還沒受到語言的規制。等我們開始學語言之後，我們習慣於獲得表達的能力，習慣於以語言作為我們的歸宿進行思維，乃至於當我們成年之後，我們的思維在很大的程度已經語言化了。
思維實際上可能是一種特別含混的東西，但是它有好多層面是接近於語言，跟句子都配上了，所以你不覺得思維和語言有什麼區別。就像莫扎特對樂曲的掌握一樣，他的思維從小開始就由樂譜來規範，樂譜規範著他怎麼去思考和感受這個世界的，所以，莫扎特直接把對世界感受寫成樂譜，所以大家非常吃驚他幾歲就會寫譜子，就像我們傳說中的李白從小會作詩一樣。
當然我們絕大多數人達不到李白和莫扎特那樣的標準，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對語言的掌握可以達到他們的水準，比如普通老百姓說話的時候。但當我們真正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比如說在討論哲學問題的時候，思維和語言就脫離開來了。
有沒有思維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呢？這種情況比較少。一般說來，因為日常的目標都已經是由交通系統來規定，我們想去的地方，都能找到路。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新思想，不要著急以為自己表達不出來，多半是可能因為你的思想不怎麼新，或者是你對這個道路網還不太熟，多半是這兩種原因。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形象思維，提到形象思維，有的人就覺得是說在拿形象來思維，其實不然。實際上無論什麼思維都需要用形象思維的方式，這個我不去論證。比如，我提到西施的時候，會想到美人的樣子，是不是西施我不知道。但是形象思維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們用形象在思維，而是我們思維的歸宿是形象。所以，邏輯思維也不是我們用邏輯在思維，而是我們思維最後落實在一個邏輯系統裡面。
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謹防走入語言“死衚衕”
陳嘉映（當代著名哲學家）：當我們講到語言傳達的時候，語言是幹什麼的？我們常說它是用來傳達我們思想的，這是一個很常見、也很在理的定義。它是如何傳達我們思想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包裹比喻。我們腦子裡心裡有一個思想，如果你沒學過讀心術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我要傳達給你，一個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語言包裝，說出來，之後你就收到了一個“包裹”，就像寄本書或者寄糖果一樣。你收到的包裹之後，打開了語言的包裝，瞭解了語言的意思，也就得明白對方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也把語言說成是穿衣裳，把思想穿上語言的衣裳，這個比喻也用得非常多，甚至像一些大家都用過這一類的比喻。仔細想想，我們就覺得這個比喻有一個根本失誤之處：比如說，當我給你寄一盒月餅，月餅在這擺著，我把它包裝上了放到郵局寄到你那裡，你拆開了這個包裝，收到的月餅。但是當我有一個意思或者思想，我把它用語言包裝起來寄給你，你卻只收到了包裹皮兒。
如果我們對語言的理解滿足或者停止在這裡，我們實在是沒走多遠，而且也走不了多遠，因為我們走入了一個死衚衕。
語言是一套公共交通系統
我把語言比作道路系統，不僅是指路，也包括斑馬線、紅綠燈這些東西，是一個整體交通設施，或者全套交通設施。然後把語言理解為這樣一種東西，首先我想要去一個地方，我就要去查地圖，或者向朋友打聽怎麼走，或者坐什麼車過什麼路，到了小區門口怎麼找樓道……諸如此類。等我弄清楚了這個道路系統，我就知道自己要去哪，那麼我就開始上路，過了一條有一條路，所有這些活動就是我們的“言說活動”。
我想說語言不是在你心裡，而是處於外在的，類似於公共的交通系統的東西。你如果想利用這個公共系統，就首先需要學會如何利用它。簡單來說，就是學會好好讀地圖，多走幾遍諸如此類。
路是我們走出來的，我們有想去的地方，我們要去東、要去西，我們要上山採藥，我們要下河去洗衣服……就踩出了這些路。等到人多房子多了，我們不但要踩出路，我們還要修路，還要修葺其他的設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言即是我們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個“我們”和“我”不一樣，誰也不能一個人憑空創造出一個語言系統來，而是由我們世世代代的人在生活經驗裡，根據他生產和心理需要創造出的一個公共交通系統。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對這個交通系統做一點修改、增加，或者，如果有一段路我們大家都不去走廢掉了，這也是我們對語言系統的一種改變。
人人都是思維者，但只有少數是思想者
語言又是如何塑造我們思想的？我們先簡單區分兩個詞：思維和思想。
思維更多是從心理活動層面而言，人人隨時都在思維。但是思想這個詞有點意思，一般來說，體現在精神客體中的那個思維才叫思想。我們人人都是思維者，但只有少數人才是思想者。我們從來都在思維，但是我們只把那種東西叫做有思想，或者是一個思想的作品。也就是說，我們的思維在我們的交流過程中以表達為它的歸宿。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語言作為歸宿來規範我們的思維。
比如兩歲的孩子，在還沒學語言之前，他大概會覺得大人說得那個詞都不準確，你如果問他大人說的某句話是否和他的想法一樣？他會說不一樣，因為他的思維還沒受到語言的規制。等我們開始學語言之後，我們習慣於獲得表達的能力，習慣於以語言作為我們的歸宿進行思維，乃至於當我們成年之後，我們的思維在很大的程度已經語言化了。
思維實際上可能是一種特別含混的東西，但是它有好多層面是接近於語言，跟句子都配上了，所以你不覺得思維和語言有什麼區別。就像莫扎特對樂曲的掌握一樣，他的思維從小開始就由樂譜來規範，樂譜規範著他怎麼去思考和感受這個世界的，所以，莫扎特直接把對世界感受寫成樂譜，所以大家非常吃驚他幾歲就會寫譜子，就像我們傳說中的李白從小會作詩一樣。
當然我們絕大多數人達不到李白和莫扎特那樣的標準，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對語言的掌握可以達到他們的水準，比如普通老百姓說話的時候。但當我們真正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比如說在討論哲學問題的時候，思維和語言就脫離開來了。
有沒有思維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呢？這種情況比較少。一般說來，因為日常的目標都已經是由交通系統來規定，我們想去的地方，都能找到路。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新思想，不要著急以為自己表達不出來，多半是可能因為你的思想不怎麼新，或者是你對這個道路網還不太熟，多半是這兩種原因。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形象思維，提到形象思維，有的人就覺得是說在拿形象來思維，其實不然。實際上無論什麼思維都需要用形象思維的方式，這個我不去論證。比如，我提到西施的時候，會想到美人的樣子，是不是西施我不知道。但是形象思維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們用形象在思維，而是我們思維的歸宿是形象。所以，邏輯思維也不是我們用邏輯在思維，而是我們思維最後落實在一個邏輯系統裡面。
我們所見的世界都是事件，沒有實體
最後我說一個特別簡單但又特別難的點——“指稱論”。我的意思是根本沒有一個詞指稱一個東西這回事。比如，陳嘉映這個詞也是用來說和陳嘉映有關的事的，而不是在指稱陳嘉映，天下並沒有陳嘉映這麼一個實體，沒有一個不站著也不坐著的陳嘉映，不再說話也不再沉默的陳嘉映，不是皮膚黃黃的、也不是紅紅的陳嘉映，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美國人的陳嘉映。從來沒有實體這種東西，我們見到的世界都是事件。在這個意義上，你們見到的不是陳嘉映，你見到的是一個正在講課的陳嘉映，正在坐著的陳嘉映，一個正在衰老或者一個正在生病的陳嘉映。你只能見到句子見不到名詞。
詞是做什麼用的呢？詞就是用來形成句子的一個設施，把它從這個設施整體中拆出來，它沒有意義了，它的所有的功能就是用來組成句子。那麼為了說明與陳嘉映有關的事，你用陳嘉映這個詞就比較方便。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東西來代替。
來源：騰訊思享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