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時此地起，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紀元已經開始，你可以說自己正處在它的起點。”這是《存在與時間》1927年初版後所獲的評價之一。作者馬丁·海德格爾之所以在後來被稱為“哲人中的哲人”，亦端賴這部代表作的擔當與成就：追問並解答兩千年西方哲學史上遺忘了的根本問題——“存在”問題。也或許正是因其“根本”，即便跨過萬里之遙，60年光陰荏苒，1987年中譯版《存在與時間》問世後，依舊一時間洛陽紙貴。
對於上世紀80年代的學界和文化圈子而言，一度可謂“開談不說海德格，讀盡詩書也枉然”。之於那位來自德國的哲學大家，以及他賴以成名《存在與時間》的研究和討論，不僅在中國高校人文社科領域蔚然成風，甚至連彼時的文學青年們也默契地認為，談戀愛約會時要是不知道那句“人，詩意的棲居”伊于胡底，都是件挺沒面子的事。
《存在與時間》書影
作為當年《存在與時間》中譯本的主要譯介者，現為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陳嘉映，早已是著名哲學家，學術貫通歐陸現象學與英美分析哲學。除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他也是“20世紀兩座哲學高峰中的另一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中文版譯介者。雙峰並峙繫於一身，絕非慣常所謂“著作等身”可比。是以真要在當世中國找出一位重新闡述《存在與時間》的學人，陳嘉映當是不二人選。
1987年《存在與時間》中譯版出版後，陳嘉映本人也一直在關注它的傳播與影響擴散。一個尷尬的現實是“學界內外，把這本書通讀下來的人少而又少。” 而“從頭到尾每個字都認識，連在一起卻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則是《存在與時間》的讀者們彼此會意，悄然流傳的一句笑談。在陳嘉映看來“這本書（譯著）一般有教養的階層都能讀才好，而現在連愛好哲學的讀者也難以終讀，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文句太麻煩。”
也正是看到了問題所在，1999年時，陳嘉映便編著了《〈存在與時間〉讀本》。他的初衷很簡單，“為一本很值得讀的書，提供一個讀者能貫通閱讀的本子”。在彼時的《讀本》序言結尾，他也寫的明白，“讀本不能代替譯本，就像譯本不能代替原著。一般讀者應能通過這個讀本大致瞭解《存在與時間》。這時再讀譯本，就比較容易讀懂。就像不十分熟悉德文的人，可以藉助中譯本來閱讀原著。”
又20年，今年6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這本《〈存在與時間〉讀本》。新版序中，陳嘉映上來便直陳，“20年來，常有讀者說起他或她在讀《存在與時間》，苦於讀不下來……”或許是年歲漸長，世事洞明，較之當年序言中遣詞造句的諄諄，而今的他半是自謙、半是豁達地譬喻道，“大思想家篳路藍縷，逢山開道遇水架橋，不能指望他們一下子就把思想之路處處建得規整，我們小學者把已經開闢的道路稍作修整，於自己，是一種學習，於讀者，也算一件功德，至少比胡亂搭建自己的體系有益些。”
6月23日，帶著這本新近再版的《〈存在與時間〉讀本》，陳嘉映亮相在北京建投書局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主辦方將當日講座的主題定為“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按照海德格爾所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被拋入”這個世界、“被拋入”他人之中的。自我與他人、與世界，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因此，自我認識和認識世界也必然相互關聯，不可分離。然而就像《存在與時間》原著本身也無意為芸芸眾生“量身訂製”如何過好這一生的法門，在一個半小時講座結束後的現場互動環節，依然有不少聽眾站起身來，在一番小心翼翼地措辭後，將問題落在了“我有一個關於認識自己的個人困惑”上。
活動當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陳嘉映笑言這委實是自己過往面對學生與讀者時常常遇到的情形——人們總是在一番“大道理”的灌輸後似有所悟，進而希望得到能解決各自切身困惑的“具體藥方”，或者乾脆讓講述者談談自己是如何開解與勘破的。“如果你真的還在意我對這類問題的看法的話，我在《何為良好生活》（《何為良好生活——行之於途而應於心》 陳嘉映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4。筆者注。）有更為小心翼翼地表述。”陳嘉映說。當日的講座，讓他略感驚奇是到場觀眾遠遠超過了網上報名的人數，不少人乾脆站著或席地而坐聽完全程，這讓他多少聯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情形，“1982年還是1981年我到北師大大禮堂（做講座），窗戶上和窗戶外全擠滿了人。當然我講得很差，但當時那個氛圍確實和現在是有點像。”
“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上世紀80年代存在主義熱潮的興起，和西方在1950年代存在主義興起時的狀況很像：二戰之前，西方曾有一個正統的、標準的理想，歐洲人一直覺得他們在向人類的理想發展，到了19世紀末簡直覺得已經差不多站到理想那兒了，結果沒想到最最殘酷、最最野蠻的事情會是自己親手做出來的。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二戰對曾經的理想造成了毀滅性的摧毀，這時人們就強烈需要一種新的觀念來安放自己。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青年人在渴求一種心靈的安放之處，存在主義就變得特別地受歡迎。”講座末了，陳嘉映感慨道。
（編者注：陳嘉映先生採訪中提及“海德格爾”，皆稱為“海德格”。遵照他的學術習慣，在對話中予以保留）
陳嘉映
【對話】
“1987版《存在與時間》，是華人世界第一次完整翻譯這部著作”
澎湃新聞：能否簡要回顧下上世紀80年代國內對於海德格爾及其著作傳播、研究的狀況？
陳嘉映：《存在與時間》譯成中文出版後，賣了總共有十萬本吧。上世紀80年代最火的時候，不少人硬是啃了下來。但就我所知，身邊很多朋友私下也說過，他們都沒有讀完。這很正常，這本書本來就難讀懂。我們這一代學者正好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陸陸續續在讀海德格，除了我之外，王煒、王慶節，孫周興、劉國英等等，基本上當時北大這批學者都在做海德格相關的研究，大家好像有點不約而同。我認為再也沒有一個外國哲學家可以在中國收穫這麼多學者的關注，當年不說半壁江山，全國起碼三分之一的哲學學者都在研究海德格的著作。
其實如果要投票的話，海德格對於當代中國學者的影響力應該是排第一的。之後當然還有很多有影響力的學者也納入研究視野，福柯、阿甘本等等，但總的來說，從學術成就和影響力上講還是不如他。某種意義上說，大家都會認為海德格是源頭。其實從一個學者成長角度來說，新一代學者如果再研究海德格的話，就會顯得一直都是前代學者的學生，他們可能不會覺得很舒服，就需要做新一代思想研究的課題。五十來歲的中國學者基本會去做德里達、福柯這批人，三四十歲的學者關注的對象也在更新。
分享會現場
澎湃新聞：能否針對1980年代決定譯介《存在與時間》前後的往事稍作回顧，比如我注意到1987年版校對是著名哲學家熊偉先生，也是你北大讀書時的老師。
陳嘉映：當時圈子裡對《存在與時間》的譯介是寄予厚望的。上世紀60年代初熊偉先生曾翻譯了《存在與時間》最關鍵的幾個章節，我從1982年開始全書翻譯工作，1985年正式脫稿。熊先生這些前輩的工作非常重要，雖然我重新翻譯了一遍，但剛開始進入《存在與時間》這本書並不是通過德文原版，就是看熊譯版本，某種意義上講他給我提供了一個範式。操作出版這事是甘陽牽頭，並把這本書作為叢書（“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重中之重，帶點宣言性質的作品。甘陽當時比較有想法，他覺得我們應該把近現代以來的哲學著作介紹到國內。那時他是一個文化領袖，在宏觀的把握上很到位，對一些人在學術史上地位的感覺和判斷，當時是無出其右的。
甘陽、趙越勝等人把當時最牛的一批老學者都請來開研討會，熊偉先生、王玖興先生、賀麟先生他們其實跟我們是隔代的，全是爺爺和孫子說話時的諄諄與殷切，這跟爹孃還不一樣，完全是爺爺隔代疼孫子的感覺，一點都不挑剔，就是喜歡，對我們的工作是百分百支持。你想當時是一介研究生做譯介，印成書出來誰都讀不懂，出版社也不好判斷這事的價值，一聽這幫老先生們集體發聲表示肯定，爭著搶著要出版。我習慣稱“海德格”，但出版界通例譯為“海德格爾”，我也不愛去爭論。
澎湃新聞：熊偉先生當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師從海德格爾，他有沒有給你們講述一些師生間的交往故事？
陳嘉映：德國的教授基本上跟學生沒什麼私人交往，這點跟美國完全不一樣。如海德格和阿倫特間的私交，可能在他本人也是特例。熊先生當年給我們講過一些過往，也都是課堂上授課、討論的情形，別的沒有。我們當年做學問基本就是埋頭幹活，對作者周邊的情況都不太瞭解，當時也沒有這個意願。對海德格我就是這樣，我拿到他的著作後就開始讀，至於他這個人的來龍去脈一開始並不關心。這跟現在我的學生做學問還真不大一樣，他們拿到作品後，第一時間就直接上網去查作者生平，作品評價等等相關信息。我們當時90%的時間都是就書論書，心思全在先把這本書讀完再說旁的。
澎湃新聞：除了內地學界，港臺同行在研究海德格爾及其著述上是怎樣的情形?
陳嘉映：港臺那邊同步也有不少學者在研究海德格。他們的特點是大多都曾在德國接受高等教育，某種意義而言，科班能力比內地要強一些，但港臺文化市場很小。我1990年代初從美國回來，剛開始要建立中國現象學學會的時候，得益於香港同仁很多。當時內地條件來講，哪怕是開個會，出個會議文集都要借重香港朋友的經費支持。當然，從學術力量來說，內地還是稍微強一些，這也跟文化市場有關係，內地文化市場畢竟比較大，再有就是內地的專家，是在一個更大的基數裡選拔和競爭出來的。所以當時港臺同行看到內地出版了《存在與時間》中譯本反響很大，沒想到我們敢翻譯這麼個大活兒。也是在1987年的時候，臺灣地區和香港也都買了版權。所以1987年版的《存在與時間》應該是華人世界第一次完整翻譯這部著作。
陳嘉映為讀者簽名
“談海德格同納粹的牽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澎湃新聞：按照海德格爾的自述，1927年的初版《存在與時間》有點“急就章”的意思。從該書誕生到他1976年去世，這麼長時間他為什麼不做一次大的修訂，或者說親自寫一個通俗易懂些的“大眾讀本”？
陳嘉映：海德格當時為了評教授是有點急就章的意思。先是寫出第一篇交上去，德國教育部說篇幅不夠，又寫了第二篇一併呈上，相較而言第二篇寫得就更有點著急了些。將心比心地說，寫完一本書之後，作者一般都會自感這樣或那樣的不滿和缺憾，總想在之後再做修訂和補充，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嘛，此一時彼一時，也可能十年後再看，那個心氣不在了，或者說又有了新課題要開掘。與其改寫過去的著作，還不如寫一些新的著述。
澎湃新聞：《存在與時間》1926年成稿後，海德格爾曾在扉頁上題寫“獻給埃德蒙特·胡塞爾，以示敬意和友誼”。在他的學術之路上有過影響或介入的人物，胡塞爾、阿倫特都是猶太人。在你看來，海德格爾在猶太人問題上究竟持什麼態度？
陳嘉映：我建議大家可以上網搜一下，有三、四位中國學者都寫過他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靳希平之前寫過一本《海德格爾早期思想研究》。談海德格同納粹以及在對待猶太人的態度，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其實他在納粹統治期間也幫助過猶太學生，但從他1931年至1975年寫於黑色筆記本中的思想札記看，也就是《黑皮書》中也不乏反猶的言論，比如他在1941年寫到，“各地的猶太人是不可理解的，他們在展現其影響力時不需要捲入軍事行動，而我們則要犧牲我們精英的鮮血。”
我1987年寫《海德格爾哲學概論》的時候，就讀了一些關於納粹牽連的材料，作了一些思考，後來也寫過一篇文章，《糾纏與疏朗:海德格爾的阿倫特牽連和納粹牽連》。現在我依然認為要理解這件事情，應該更多地依賴於對歷史和人性的透視，而非依賴更多的原始資料。
阿倫特後來也說過，“席捲著海德格整個思想活動的風暴不是發源於我們這個世紀（20世紀），它來自於非常非常古老悠久的年代。”
盟軍佔領德國之後，就把海德格的納粹牽連當成一件大事來處理，當時就蒐集了很多有關材料。後來，海德格在世界範圍內名聲越來越響，學界把海德格的納粹牽連作成了一項公案，抨擊海德格的自然要蒐集於他不利的證據，為他辯護的則要細細梳理這些證據，同時蒐集對他有利的證據。海德格當庭自辯時也提過，比如他雖然沒有參加胡塞爾的葬禮，但“彼時他已經被胡塞爾革出師門了。”納粹統治期間，《存在與時間》一書去掉了給胡塞爾的獻詞，但海德格也自辯稱，“自己依舊在書中明確保留了胡塞爾相關的註釋。”
澎湃新聞：我也注意到《存在與時間》（中文修訂第二版 商務印書館）也是選擇了該書1957年第七版時海德格爾的序言收錄，是否也考慮到了這層原因？二戰後海德格爾被當局禁止授課，直至1951年才恢復教席。
陳嘉映：是的，《存在與時間》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也出了好幾版。納粹雖然搞過柏林焚書，但主要針對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學書籍和著述，《存在與時間》本身沒有什麼政治導向，所以也沒有被波及。當然，納粹也沒有借重國家機器去推廣過這本書。其實公然焚書那一年，1933年，海德格當選為弗萊堡大學校長，次年他就辭去了校長的位置。他的著作在當時並沒有那麼顯眼，《存在與時間》的價值是日後逐漸體現出來的。
澎湃新聞：海德格爾本人在海外尤其是歐陸學術界是否存在相當的爭議？這是否也影響到他的學術地位？
陳嘉映：其實哪都一樣，老有人愛搞20世紀最重要的學者名單或者書單之類的活動。我注意到歐洲曾搞過一次“20世紀100名哲學家”的名單，海德格竟然都沒有入選。所以你可以看出國外學術機構還是比較忌諱他曾經的立場問題的。但海德格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引起中國人很大的民族情緒，在我們的歷史上，可能會對日偽滿洲國這段歷史印象更深刻一些。其實中國學者包括他的愛好者很早也有討論海德格爾和納粹間的關係，但情緒沒有那麼激烈，基本上也沒有影響對他學術地位的判定。
澎湃新聞：關於海德格的評傳，你認可的是哪一本？
陳嘉映：德國學者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寫的《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是公認海德格最好的傳記，中譯本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