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和時代籲求 奮力去除沉痾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以後政局動盪，軍閥爭鬥，使中國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亂局之中。“起共和而終帝制”的現實，使許多仁人志士陷入了深深的絕望和彷徨之中，中國的出路究竟是在哪裡？
民初共和政治的挫敗與世界格局的鉅變，加之社會主義世界新潮流的影響，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選擇了最激進的變革之路。對此，不同的社會階層都有共同的感知，陳獨秀曾說：“我們為什麼要革命？是因為現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佈新才是目的。”辛亥元老林伯渠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的從痛苦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裡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一封信中也這樣認為：“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近代中國整合了尋求民族復興之路與追尋“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標，為中國革命指明瞭前進的方向，“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成長之時，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困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困於軍閥官僚”的世事多艱之際。他們雖然因生長環境、個人際遇、教育背景不同，對於時局的感受也因人而異，但其總的思想動力，多源於國人普遍痛覺的危亡意識；而且陳、李等人也是富有新知，學有專精，集學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多重角色於一身，是具有強烈的文化社會革新意識的新知識分子的代表，是當時“最先進的一股革命力量”，他們感時憂國、敏於時艱，有著相近的現實關懷和共同的政治趨向，成為沉沉黑夜中喚醒世人、力除沉痾、首播“火種”的先驅。
尋覓思想武器 確定理想信仰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清末的思想潛流，到20世紀初發展成為一種思潮顯流，因應著知識群英思想演變的“革命化”。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曆次抗爭的失敗，都是因為沒有一個先進的思想理論作為指導。因此在20初年探索救國之道之際，先進知識分子們意識到，現在“至急”的需要，就是要“建立一個比較最適合於救濟現社會弊病的主義來努力改造社會”。陳獨秀說：“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毛澤東亦認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成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誕生於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所具有的鮮明的科學性、階級性、實踐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徵，為探索中的中國人民提供瞭解難釋疑的思想武器，使得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成為這一時代的標誌。李大釗聲明：“我總覺得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他指出：“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陳獨秀亦持此議：中國的生產勞動者受那麼大的壓迫，著實有“輸入馬格斯社會主義底需要。”陳望道也說：“我們幾個人都是搞文化的，認識到要徹底改革舊文化，根本改革社會制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而此際作為馬克思主義實踐成果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適時提供了一個將社會主義由理論轉化為實踐、由理想轉為現實的可操作的“範式”，促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這一“轉向”對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的生產方法不可。”
1920年11月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昭顯：“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通過各種途徑瞭解俄國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經過辨析、省思，最終確立了自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並以此相互砥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成為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推動者和踐行者。
成立新型政黨 實行社會革命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逐漸突破“君子群而不黨”的傳統觀念，廣泛建立社團和學會，成為新知階層政黨實踐的前奏。但民國初年政黨紛爭的亂象，使人們迷茫鬱悶，深惡痛絕，李大釗說：“近二三年來，人們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雖然，究竟也要另有種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陳獨秀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中明確指出：“凡是直接擔負政治責任之團體，才算是政黨。”“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政治改造底希望。”“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而出，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良心的無政見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狗黨。”陳獨秀、李大釗等知識分子深感時勢的亟迫，亟須在組織化的基礎上尋找一個以主義相結合、以政綱相號召的新型政治團，以動員民眾，解決困厄，“從醉心於西方的民主，轉註意力於中國的實際問題，其主要關鍵即在民初試行西方民主制度之失敗。”內外交困、危機交織的社會政治環境催生出一個全新的無產階級新型政黨。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全面危機，使得運用政治力量進行信仰重塑和國家建設成為時代主題和首要需求。“新的共產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證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啊。”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等人通過自身閱歷和思考，認識到“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都不是救國的正途，“救國不單純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陳望道語），“幹社會革命”（李達語），俞秀鬆也認為：“我雖主張人生是快樂，不過因為大多數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獨享這種快樂，暫時不能不犧牲我底快樂，去救這班大多數受苦痛的人，因此，我決意想去做社會的革命者。”陳獨秀則明確直言在五四風潮後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原因：“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一般的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於“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秉承中國知識階層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苦心求索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在20世紀初年中華民族“歷史性危機”的時刻，毅然擔負起創建新型政黨、克服歷史危機、拯救民族國家的重任，彰顯了為災難深重的民族謀復興、為水深火熱的民眾謀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以群體的力量完成了“開天闢地”的偉大勳業，並最終贏得了民族與國家的光明未來！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IC photo 圖片編輯：蘇唯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