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常州區域人文特點（下）'

5. 創新

清代常州學者張惠言曾與惲敬相約，“當事事為第一流”，“慨然為舉世不為之學，每舉一藝，輒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近代革命家、思想家瞿秋白詩云：“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亦是爭當第一流的意思。正是本著“事事為第一流”的精神，清代常州文化既脫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搖籃，又立圖革古鼎新，別開生面，求新重創，敢為人先，方才取得了各項卓越的成就。歷史上，常州人在社會實踐、學術研究中多有創新，敢為人先。齊樑蕭統編纂《文選》、蕭綱命徐陵編纂《玉臺新詠》，莊存與、劉逢祿的今文經學，洪亮吉的人口論，惲壽平的沒骨花卉，劉海粟率先用人體模特寫真，楊守玉亂針繡法，盛宣懷創辦輪船招商局，創辦北洋大學、南洋公學，都是前所未有的開創之舉、創新之論。新中國成立以後，常州人繼續以非凡的氣概，創造了許多新經驗，如生產協作“一條龍”、小企業起大作用的“小桌子上唱大戲”、“農字當頭滾雪球”、“鄉鎮企業”等，都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創新在世界各國、中國各地均所在多有，常州人的創新特點，一是量多面廣，不同時期、各行各業，包括文學藝術、工具製造、園林建造、手工技藝、名特優產品，那些名目繁多的陽湖文派、毗陵四家、常州詞派、常州畫派，都有不俗的創新內涵。二是有創新理論。趙翼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菀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所論既指出時代流轉、社會變遷的大勢，又指出凡事必須自出機杼、自我主張，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創新有兩個層次，一是自發的創新，二是自覺的創新，趙翼所論，已將創新從自發的層面提升到自覺的層面。

6. 謙慎

開創吳文化的泰伯，是為人謙慎的典型。他與仲雍奔吳以後，態度謙虛，行事謹慎，對於中原文化與所謂荊蠻文化之間巨大的差距，不是採取居高臨下的態度，不是採取激烈的對抗式的處理方式，不是採取取而代之主義，而是尊重當地文化，努力調整自己行為方式，促進文化融合，入鄉隨俗，斷髮文身，從而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他因此被孔子稱為“至德”之人。不難想象，如果泰伯以強勢文化高人一等的姿態，強令荊蠻民眾改變習俗，那麼，江南文化的品質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氣象。事實上，周秦時代中原人，對江南土著多持鄙夷態度，這也是先秦時期關於江南歷史文字記載很少的根本原因。作為泰伯的後裔，季札繼承、光大了先祖的做人行事風格，為人謙遜之極，三次讓國，名垂青史；做事謹慎周密，誠實守信，出使他國，應對謙和大度而十分得體。他的事蹟，在《春秋》《左傳》《禮記》《史記》《漢書》《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典籍中均有記載，尤以《史記》為詳。歷代常州人均以季札這位先賢為榮，在各種著述、方誌、筆記、祠堂中予以褒揚。這在常州人的歷史記憶中，形成崇尚謙慎的文化遺產。歷史上的常州人未必個個崇尚謙慎，崇尚者也未必就能做到謙慎，但季札謙慎的形象無疑會對常州人為人處世風格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常州歷史上做人低調、不與人爭、主動退讓、辭官歸隱的人頗多，梁武帝不止一次地要辭去帝位，趙翼壯年退隱，瞿秋白為人處世格外低調，吳稚暉一生拒絕為官這方面，特別典型的是莊存與家族。莊存與中進士，點翰林，當過皇子的宮廷講師，在許多省份當過學政，門生遍天下，地位很不一般，但做人做事極其低調。他有不少拒絕賄賂的故事，那是他為官謹慎的地方。他在治學方面，更是謹慎得出奇。今人都知道他是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山人物，但今人很少注意到一個細節，即他的很多著作，生前都未出版，直到去世三十多年後才由其孫輩刊刻行世。他的侄子莊述祖亦步亦趨，中了進士以後，並不熱衷於仕途，而是安心教書、治學，著述豐碩，成就很高，但其著作在他在世時多未刊刻，多不為人所知，而是在他去世以後才陸續問世的。莊述祖的外甥劉逢祿，是學界公認的今文經學大家，成就非凡，著有《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等。但是，他為人極其謙虛，從不恃才傲物。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譽揚同時代的多位學人，稱那些人的學問才能各有比他強的地方。文人相輕，自古為然，像劉逢祿這樣能夠在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時，看到他人長處，讚賞別人長處，顯示出他的博大襟懷與謙慎精神。上述各人謙慎表現，其行事背景、原因千差萬別，但綜合來看，則地方人文傳統的印記還是相當明顯的。

上述六點，崇文、務實、經世、博取、創新、謙慎，相互關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崇文是整體精神風貌，崇文的基礎是物質生活相對豐裕，精神生活相對充實，民性安順，社會穩定。務實、經世、博取、創新、謙慎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崇文特點的表現或結果。務實是經世的精神實質，經世是務實精神在治國安民方面的外現。務實義廣，經世義狹，務實為體，經世為用，但經世與社會關聯度高，蓋務實可以是個人獨立風格，與人與世無涉，但經世必然與他人、與社會發生關聯。不斷追求美好的經世，與時俱進的經世，必然是與外部世界發生廣泛聯繫的經世，必然是不斷革新的經世，因此，必然是廣泛博取、持續創新的精神。至於謙慎，則是務實精神最博大高妙的體現，是博取、創新的精神基礎，也是敬畏神明、正確理解個人與社會、理解生也有涯與知也無涯辯證關係之後的精神自覺，是為人處世高明博雅態度的集中體現。

研究區域文化，常有三難，即邊界難分、數據難全、性質難定。這是因為，區域文化在內涵上是本來就是廣義的文化，既包括觀念形態的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內容，其邊界本來就模糊，數據本來就闕如，性質本來就見仁見智，主觀成分很大，更而何況像“常州地區”這樣的研究對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範圍本不一樣。但是，如果在較長時段、從比較角度來看，還是可以進行討論與分析的。如果將上述的六個文化特點，放到較大的江南範圍（包括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南京在內），將時段限制在明清時期，從比較的角度去看，則特色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以作為崇文指標之一的文化名人而論，南京、杭州、蘇州所出政治人物遠比常州為多，而常州所出學人則比其他各府都多。換句話說，明清江南各府都很崇文，但常州在江南各府中更為突出。細考其原因，有以下四點 ：

其一，地理位置適中。明清常州不是全國或江蘇政治中心，但又距離政治不遠。這種距離政治中心不遠不近的位置，在前近代時期，在近代交通工具（輪船、火車）投入運營以前，有利於常州士人對政治保持適當的距離。明代南京是全國或江蘇省政治中心，清代兩江總督府設在南京，江蘇巡撫衙門設在蘇州，常州恰好處於南京、蘇州之間。地處全國或一省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容易被政治左右，文人容易被政治裹挾。常州距離兩地，不算很近，也不算很遠。這種地理位置，使得常州文化人對政治動態既有所瞭解，又不在漩渦中心，比較主動，進可出仕，退可歸隱。這從文化發展角度看，則比較有利。常州所出經世學者不少，所出幕僚、謀士不少，但政治大家不多，當與此有關。

其二，賦稅較輕。陸游有言，“蘇常熟，天下足”。蘇州、常州在自然條件、地理環境方面，本沒有太大差異，在宋代以前，常州與蘇州在經濟發展程度應屬同一水平。但是，在明清時代，由於國家實行特殊的賦稅政策，使得常州府的賦稅遠比蘇州府、松江府為輕。常州府的賦稅，通常只是蘇州府、松江府的三分之一。蘇、鬆等府的官紳（特別是馮桂芬）對此曾大為不平，屢次上疏朝廷要求改變，但直到同治年間經李鴻章斡旋才有所改變。這種同樣自然環境而不同賦稅、且多寡懸殊的格局，使得生活在常州府的讀書人，更易謀生，更易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也更易在文化方面有所作為。

其三，基層穩定。常州與同處江南的南京、杭州、蘇州相比，從未做過一國的首都，不曾作為中國或江南政治中心；與南京、鎮江等地相比，無論是冷兵器時代還是熱兵器時代，常州均非軍事重鎮。這一特點，使得常州沒有匯聚過全國或較大區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也沒有成為不同政治集團、軍事集團殊死爭奪的關鍵城市，既無大得，亦無大失，既無大起，亦無大落。除了在宋元之際與晚清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因兩軍交戰，這裡遭受兵燹，其他時期，包括秦漢、隋唐、明清與辛亥鼎革之際，這裡基層社會都相對平和。改朝換代之時，除了上層官府、涉事官僚連帶變動之外，常州基層社會甚少波及，或波動不大，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盪。這種社會環境，有利於文化世家的形成與發展。

其四，高門聯姻。傳統時代，任何地區娶媳嫁女，都講究門當戶對，常州亦然，名門與名門聯姻，世家與世家通好。明清常州文人婚姻史上，有很多高門聯姻現象，如錢與謝、洪與趙、瞿與莊、莊與劉、薛與馮等。洪亮吉祖母出自常州望族趙氏，洪祖父入贅趙家，故趙翼與洪亮吉有同鄉、姻親之誼。劉逢祿母親是莊存與侄女，宋翔鳳母親是莊述祖的妹妹，丁履恆是莊存與孫女婿。從優生角度看，優秀家族基因組合，則家族遺傳基因不斷優化，這對文化發展會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是出現聰明過人天才的概率會大幅增多。莊培因、黃仲則都是九歲就能作詩，一鳴驚人，趙翼十二歲就能一天寫七篇文章，若非天才不能如此。常州歷史上有許多天才、奇才，考其家族歷史，都與豪門聯姻有關。二是在學術主要在親友熟人之間傳承，有利於學術的代際傳授，形成家學優勢或地緣學派特點。

隨著波音時代、高鐵時代、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類移動速度不斷加快，活動半徑不斷加大，信息傳遞不斷提速，地球越來越呈現扁平化，較小範圍內的區域差異越來越淡薄化。但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區域人文的傳統總是或多或少、或強或弱、或明或暗地影響著本區域人群的行為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與審美情趣。正因為如此，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群體，才會顯示出其與眾不同的特有風采。上述崇文、務實、經世、博取、創新、謙慎等人文特點，正隨著時代的變化，凝聚為新的精神動力，滋潤、激勵常州人民在加快建設“強富美高”（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常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英勇奮鬥！

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熊月之

（轉載自《長三角觀察》2019年第4-6月號（總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