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曹偉明：每當發展機會來臨，長三角人為何總能搶抓先機？祕密就藏在江南文化中'

文化我在宮裡做廚師上海經濟技術鄭和民俗長江太湖航海交通浙江省水稻考古三國黃麻朱家角鎮獨木舟農業鯉魚絲綢之路良渚文化青魚魚漁業上觀新聞 2019-09-17

【編者按】一個地區的持續繁榮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支撐。梳理一下長三角地區的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等的歷史文化基因，便可發現，每當發展機會來臨，長三角地區的人們總是能夠率先搶抓機遇，順應潮流，順勢而為，傲立於歷史發展潮流的最前端。這是為什麼？上海市文聯委員曹偉明研究員認為，這與江南文化中機智巧思、通達善變、順應潮流的水文化特質密不可分。以下是他在江南文化論壇上的演講。

長三角地區不僅地域相連、民俗相近、人緣相親，更是文脈相通、水脈相湧；水脈不斷，文脈相連。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當下，研究江南文化、傳承江南文化、弘揚江南文化，是非常必須的，將為長三角的騰飛插上翅膀，成為發展的綠色“引擎”。

一個地區的持續繁榮發展，必然有文化的巨大支撐。在我看來，江南文化吸納和繼承崇尚自然的生態文化、創新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智慧，為長三角一體化融合、轉型，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智力和動力。為此，要讓江南文化凸現出來的“機智巧思、靈活善變”的水文化特徵，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創新驅動力，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從而讓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富有鮮明的特色、深厚的底色和耀眼的亮色。

水文化如何深刻影響江南地區

綜觀長三角地區的發展歷史，無論是河姆渡、馬家浜還是崧澤、良渚古文化遺址，都可以發現水文化給江南地區帶來的眾多恩澤。

河網密佈的水環境，造就了永不停息的舟船文化，形成了江南人對水征服、與水拼搏，冷靜、機敏、富有冒險的性格。

江南地區以太湖為核心、大海為依託、運河為通道、長江為走廊，和水相依，與船相伴。舟船是江南的交通工具，從遠古時代的獨木舟到三國孫權時代的建造戰艦；從小巧玲瓏的“烏蓬船”到鄭和七下西洋的“寶船”，江南地區的先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造船、劃舟，創造了千姿百態、奮進拼搏的舟船文化。最早的上海港——青龍鎮，就承造了不同用途、不同型號的各類船隻。有防禦的青龍戰艦，有裝貨物的貨船，擺渡用的渡船等。各類船隻，諸如糧船、水驛船、小划船等一應俱全。甚至對造船的木材、桐油、黃麻、鐵釘、桅、篷、錨、繩等船上的各類用具都有專門的材質要求與工藝規定。先進的造船技術、精湛的工匠精神為海運、漕運和河運，不僅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證，而且處於當時世界造船水平的領先地位。

河網密佈的水環境，造就了江南地區富饒的水稻文明，構築了江南地區人們安居樂業的富裕之地。

江南地區的遠古先民，善於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把豐富多樣的水資源轉化為極致。從上海崧澤古文化遺址上出土的粳、秈兩種水稻穀種來看，上海先民已馴化了野稻為稻種，並運用石犁、石耘等耕耘工具，從粗放耕種到一熟增收，從稻有早晚之分到一歲再熟，都展現了上海先民開拓進取、辛勤耕耘的勞動精神，表現了他們的聰明和智慧。加上“水井”的發明、田山歌的創造等，豐富了江南稻作文化的不斷創造，不斷創新的文化基因。所有這一切，構築了運河水道上運糧船絡繹不絕、一派繁忙的景象，形成了在漕港河邊，以稻米為主集散地的水邊碼頭，讓以米興市的朱家角歷史文化名鎮應運而生，呈現了水稻文明的五彩繽紛。

河網密佈的水環境，激活了江南人的聰明智慧，人們利用自然資源來改善飲食結構，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漁文化。

無論是七千多年的浙江河姆渡遺址，還是六千多年的上海崧澤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魚骨針、石網墜等，還有青魚、鯉魚、鱠魚等魚類骨骸，這說明江南先民不僅從事捕獵、農耕、飼養家畜等勞作，還駕船出海，依靠獨木舟和水筏在水上從事漁業生產，這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

長三角地區從古到今，人們在飲食上離不開魚，在民間故事口口相傳中，更是經常涉及魚類，諸如：“金牛湖”、“放生橋”、“白魚潮”、“搖快船”和“蟹籪與八卦陣”等。江南地區的水產、水生、水植等產品的豐富多彩，讓江南人不僅解決了溫飽，更感覺到“舌尖上的享受”，增添了生活的情趣。

河網密佈的水環境，養成了江南人的開拓奮進的包容精神，促使他們養成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創造先進文化的性格。

長三角地區水文化的發達不僅表現在內河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對外貿易的港口建立上。上海青龍鎮的考古發現，早在唐宋時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的重要港口，青龍鎮與東南亞、阿拉伯地區等已有航海聯繫和貿易往來，促進了東西方文化和貨物貿易交流，積累了海外貿易的大數據，成為以後鄭和七下西洋的孵化之地。同時，發達的海運，造就了上海青龍鎮成為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巨鎮、貿易大鎮、文化重鎮、實力強鎮，更是吸納了各國的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完善和豐富了江南文化，在融合和融化中，傳播和輻射四方。長三角地區湧現了眾多的望族世家，在明清科舉考試中，江南地區狀元佔全國的三分之一還多，使上海在江南文化的滋養下，逐漸地成為了全國的經濟貿易中心和文化碼頭。

激活江南文化基因對長三角一體化有何意義

長期以來，江南文化是長三角地區發展之魂。在文化之魂的引領下，長三角地區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進步，始終走在中國的前列。經過數千年的文化積澱和揚棄，江南文化成為一個底蘊深厚而內涵豐富的文化系統，成為長三角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支撐和內在根因。

江南文化原本是一種崇尚自然的生態文化。江南地區天然的湖光水色，和諧的水鄉環境，傳遞出江南人熱愛自然和師法天地的本性。這種崇尚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追求，在江南地區改造自然、乃至今天的轉型創新、一體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江南文化中那種通達善變、順應潮流的智慧文化，讓長三角地區發展能夠揚長避短，主動把握時機，勇於面對世界風雲際會，走出社會經濟變幻的迷津，躋身於時代發展大潮流的前列，尋求新發展，創造新輝煌。

在當前長三角地區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中，如何發掘好傳統文化的精神智慧，激活江南文化基因，更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意義之一，傳承好江南農耕文化中因地制宜的生態理念，可以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長三角地區不少城市依水傍水，宜居宜業。江南地區的先民最先發展農田水利，憑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實施“五里七裡一縱浦，七裡十里一橫浦”規模化的農田治理，讓農耕文明的進步在發達的水利建設中達到巔峰。江南先民利用長三角地區的自然優勢，創造了農業生產“江南熟，天下足”的輝煌成就，使稻作文化充滿著水性和詩性，富有浪漫氣息，注重人和自然的和諧。這不僅造就了以米市聞名的江南古鎮朱家角，而且還產生了由稻作文化衍生而來的青浦田歌、崑曲、滬劇、越劇、淮劇和揚劇等文化產品。

意義之二，傳承好江南園林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工匠精神，可以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江南地區的古典園林，最早源自於魏晉時期的蘇州，在唐宋時期走向繁榮，明清時期達到極盛，不僅數量多，而且藝術水準高。諸如以建於明朝中晚期為代表的拙政園和留園，享譽著“江南園林甲天下”的美名。江南園林遵循道法自然、追求情境融合，達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形成了園外有園，景外有景，水隨山轉，山因水活，使有限的園林富有靈氣和生氣。在造園過程中，精緻高雅的工匠精神和追求卓越的江南文化，對於今天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仍然具有現實價值。

意義之三，傳承好江南民俗文化中的生態民俗基因，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民俗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意識。長三角地區同風共俗，人們具有共同的心理和心態。諸如生產習俗中對豐收的祈求；生活習俗中驅邪避災的祈望；喪葬習俗中靈魂不滅和祖先崇拜的觀念；以及在歲時習俗中，對自然、神靈的崇拜等。這些民俗基因，衍生了不少物質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既是長三角地區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又是文化共建共享文脈傳承和創新的基礎。

意義之四，傳承好江南宗教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的思想精髓，可以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江南是一個多宗教融合的地區，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傳播。無論是唐宋時期的上海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青龍鎮，還是成為全國曆史文化名鎮的澱山湖地區的朱家角、練塘和金澤古鎮等，如今依然有宗教活動和廟會舉行，諸如“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以及眾生平等、萬物和諧的生態倫理深入人心。這些多教互鑑的宗教文化，書寫了人心安定、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人合一、安身立命等哲學命題，造就了信義仁智禮的品德，規範了社會關係，可以促進和提高長三角地區的文明程度。

綜上所述，長三角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是江南文化發生和發展的根源和基礎。江南位於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素有“水鄉澤國”的美稱，有“三江五湖”之利。因此，從自然特性方面來看，江南文化便是一種靈動的“水文化”。孔子曰：“知者樂水”，就是說聰明的人，樂於水，具有聰穎詩性的智慧特性。江南文化中，靈活善變、機智敏捷便是“水文化”的充分體現。梳理一下長三角地區的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等的歷史文化基因，便可發現，每當發展機會來臨，長三角地區的人們總是能夠率先搶抓機遇，順應潮流，順勢而為，傲立於歷史發展潮流的最前端。那機智巧思、靈活善變的文化基因，在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可以這樣說，江南文化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長三角地區不斷創新、水文化持續流動的進程史。

江南文化中“敢為先下先”的創新精神，讓長三角地區成為中國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回顧歷史，在魏晉南北朝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之際，長三角地區抓住機遇，種植水稻，養殖桑蠶，開墾土地和發展種植業、絲織業，發展經濟貿易，躍升至全國的先進行列。隨著江南大運河的開通，將長三角地區與海內外的經濟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杭州、蘇州和揚州等成為重要的經濟樞紐城市。從唐代的“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到宋代的“蘇湖熟，天下足”，江南成為全國經濟繁榮的翹楚。到了明清時期，長三角地區率先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成了一批富有名聲的工商業集鎮，培育了一批富有名望的實業救國的有志人士，造就了一批審時度勢、開拓進取的實業家，創造了上海灘“冒險變通”的創業奇蹟，積澱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海派文化基因。人文薈萃的長三角地區，湧現了無數富有才情、率性而為、不拘傳統的名人才俊和世家望族，成為經濟貿易的碼頭和文化建設的高地。

挖掘江南文化的核心精神要抓住五個“力”

作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面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生態文明的推進。在這方面，江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必將為這一國家戰略發揮出積極的作用，為長三角一體化聯動和生態化轉型，提供取之不竭、可持續創新的智力支撐、動力保證和文化條件。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力”：

一是形成高度的融合力。

作為一種尊重自然、富有特性的生態文化，江南文化中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存智慧，潛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我們既要堅持對江南文化的自信，又要有對江南文化的自省，在現代化進程中，激活江南文化的智慧基因，除了繼承發展之外，還要與現代科學技術密切融合。在江南文化自覺中，造就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自強。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提高全社會生態文明的意識，激發人民群眾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同時，更新人們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的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走出一條社會進步、經濟繁榮、生態和諧、文化共享的可持續協調發展之路。

二是提高卓越的創造力。

江南文化，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生態化轉型提供創新動力。作為一種通達善變的智慧文化，江南文化中體現出來的“機智巧思、靈活善變”的特性，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創新驅動力。歷史證明，長三角地區只要有文化軟實力的支撐，便能創造出輝煌的成就：經濟上，從地廣人稀無積聚而多貧到人才輩出的富庶之地，成為國家的財稅支柱；文化上，從蠻夷之邦，轉變為文化淵藪之地。無論是江南文化勇於創先、開拓奮進的精神底色，還是“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上海城市精神，都是江南獨特的氣質顯現，這也成為聯動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發展的文化基礎。在社會、經濟、文化方面協同、協作和協調，達到共建、共有、共享一體化可持續發展的境界，讓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群屹立於世界發展之林。

三是激發強大的競爭力。

江南文化要助推長三角地區發展，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新高地。要充分發揮江南文化、生態優勢等綜合資源，形成以上海全球城市為核心的世界性產業體系，強化全球資源配置，以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為引領，加強長三角地區創新協同、發展協同，加快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的融合發展，分工協作，強化產業聯動。在江南文化的支撐下，推動長三角地區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培育形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產業集群。

四是提升非凡的應變力。

要吸納江南文化求新求變、順應潮流的文化基因，共建共享“一帶一路”的開放合作平臺，強化各類資源的功能配置，搭建高水準的經濟貿易開放平臺，推動長三角地區各類產業園的建設和產業梯度轉移，發揮好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示範帶動作用。加快培育和壯大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非凡應變力的跨國企業和創新集團，提升長三角地區的國際競爭力。

五是強化持續的創新力。

江南文化造就了長三角地區敢為人先、善於創新的優秀基因。文化引領推動長三角地區形成佈局合理、功能完善、無縫銜接、運作高效的事業發展設施和社會公共網絡。加快公共服務、文化服務的合作，創新長三角地區公共服務和均衡發展的載體，共同創造優質公共服務體系。與此同時，加強長三角生態環境的保護合作，共同改善生態環境系統，推動生態環境共建共治，建設美麗的長三角、詩意的長三角，為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的創新力。

江南文化的基因是水的基因，江南文化的生態是水的生態。江南的原住民和移民樂於親水、善於治水、巧於用水，水既是江南詩性文化的靈魂，也是江南文化生態的源泉。江南文化的文脈，貫通著生態詩意的水脈、海納百川的城脈、大氣謙和的人脈、開明睿智的文明之脈、追求卓越的創造力之脈。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實施中，我們要走一條激活江南文化基因與社會經濟聯動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與更新城市文化肌理、可持續發展的一體化共建共享的道路，讓長三角地區成為文化的高地、人才的天地、創業的園地、創新的基地、旅遊的勝地，打造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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