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北京飯店前臺
近半個世紀以來，北京飯店是中外知名的一個帶餐廳的旅館，多少中外旅客在這裡寄居過，多少有歷史意義的集會和宴會在這裡舉行過。解放以後在西邊又添建了新樓和大廳，使得舊北京飯店更形擴大和華貴了，幾乎每個來北京觀光的國際友人都和它結過緣。
我從1900年開始，至1948年7月，四十八個年頭在北京飯店“服務”。在舊社會裡，說不上服務，不過是為了養家餬口。那年正是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攻到北京，在東城各處駐紮了兵營，於是酒店飯館妓院也就應“運”而生。
這年冬天，在崇文門大街蘇州衚衕以南路東有三間門面的鋪房，由兩個法國人開起酒館來，一個名叫傍扎（Banza），另一個名叫白來地（Peiladi），那時京漢鐵路在長辛店，已有了總站存車處，不久，白來地就退股到長辛店開酒飯鋪去了。
於是這邊又加入一個意大利人貝郎特（Beurande），與傍扎合作。1901年，小店生意興隆，便遷到東單菜市西隔壁，才正式掛上了北京飯店的招牌。
我原籍天津，讀過私塾，在鞋店和錢莊學過徒，在補習學校讀過點法文。經我在北京作事的哥哥介紹，就進了蘇州衚衕以南沒有掛牌的“北京飯店”。那時我才14歲，為了生計，學著伺侯洋兵，賣的是一毛兩毛一杯的紅白葡萄酒，下酒菜不過是煎豬排或煎雞蛋，並不難作。到了東單，我管酒櫃。
因為利潤優厚，這兩個洋店東就爭吵不休，結果法國人傍扎也撤股到長辛店酒館去了，這邊意大利人貝郎特又找了他一個本國人盧蘇（Rosso）來合夥。盧蘇是個獨眼龍，原在奧國人開的公義行管帳，經理擦手槍走火，傷了他一隻眼睛，賠了他一筆錢，他就拿這筆錢入了“北京飯店”的股。後來貝郎特患瘋症死了，飯店主人就成為盧蘇一人了。
從1901到1903年，北京飯店就設在現時東單郵局西邊的地方（解放後北京日報社曾設在那裡）。西邊有個三星飯店，是西班牙人開的。如今東單郵局的地方原是“小白樓”，是美國女人開的洋妓院。旁邊是德國人開的寶珠飯店。
這時候的北京飯店，是中國舊式的院落。前院是三合房，東廂房是酒櫃，西廂房是客廳，北上房是大餐廳，後院有20多間客房，佈置得半中半西，開北京的新紀元。那時還沒有電燈，點的是石油燈，也沒有專人管理燃熄。大門口有一口食用的井，記得洋兵們喝醉了有失足落井的事。
賣酒的利潤最大，整桶的紅白葡萄酒隨了兵船而來，根本不上稅。本錢不過70多元，一桶可灌作500瓶，最低價一瓶1.60元，500瓶就是800元，是本錢的10倍。更何況洋掌櫃的叫把一桶酒灌3種瓶子，價錢不一，1.60元的一種以外，有2.25元的、3.25元的，貼上不同的標籤，欺矇酒客。
那時飯店門前為旅客組織了洋車，有班頭管理，車上都有號碼片，為的是客人遺落東西，便於查找。所謂人力東洋車，拉外國人去萬壽山，來回是15元現大洋車價。後來有了膠皮輪，定價1.50元一個鐘頭，再往後才有了四輪馬車。
洋人勢力越來越大，離東交民巷近的街道必須拆除，因此東單頭條就拆了。北京飯店天天客滿，單人房間3元一天，雙人房間5元。早餐7角，午餐1.50元，晚餐1.75元。住房吃飯每天結算。
北京飯店的營業日益發達，於是在1903年遷往東長安街鐵路局以西隔壁那座紅磚樓房內，計房48間。生意由小到大。我由一個小徒弟變成了夥計，得到了洋掌櫃的信任，替他們訓練新夥計。他們多是一些十三、四歲的青年，為了伺候洋人，在業餘時間學些英語法語。
分工也細緻起來，有派在廚房的；有穿白短衣服打掃的，只管桌子以下的事，如擦地、打掃廁所；有穿長白褂子的，管桌面以上的雜事；還有管鍋爐的、管水泵的。早年的北京飯店是自己有水塔的。
到了1907年，盧蘇把飯店全部賣給中法實業銀行，改為有限公司，法國董事長名羅非（Raphille），法國經理名麥義（Maille）。我擔任出納，管理洋文帳目。改組以後營業比較公道，帳房裡是法文簿記，一天一結算。有一個長時期，每天要賺2600元。帳單則用英文開出，也由我經辦。
1917年，北京飯店再度擴充，向西發展，蓋了五層大樓，每層21間，計105間，連前48間，共計153間了。這時已裝用電燈，用東交民巷德國電燈房的電。另安設電話機中繼線。又安了暖氣管以及鍋爐，並有二十匹馬力電滾子，兩個水井，附設兩個水箱，一冷一熱，直達屋頂。電梯也直達屋頂花園。屋頂花園有舞場、花廳、餐廳，週末有舞會，能容1000多人。
這時飯店規定客房價單人每天15元，雙人22人，帶客廳的每天35元，東樓的48間較便宜。以上價格是連飯在內，每天三餐，下午4點茶點，吃不吃照樣作價。住包月價錢有250元的，有300元的，有450元的。
飯店有大汽車兩輛，能坐20多人，往來車站接送客人。還有自己的腳行，穿飯店衣服，編列號碼，中外國籍均有。外國老闆自然是不把中國勞動人民看在眼裡的，時常對中國夥計和腳行打罵交加，嫌他們幹活兒還不夠出力。我有時和他們頂幾句，他們是欺軟怕硬的。
飯店最興盛的時期，是在民國時代。那時各派上臺下臺，壽命不過一年多、兩年多。當政局變化或兵變的時候，中國闊老權貴們往往來住飯店，方能保險。房間住滿以後，就是一塊小走廊，也能租住。因為依照條約，外國人營業，民國政府不能干涉，就是警察和偵緝隊也不能到北京飯店來捕人。飯店還有規章，身穿制服的中國軍人不能進入，大軍閥的馬弁也不能穿了制服跟隨進入。
英國的通濟隆旅行社也在北京飯店租有房間，為旅客辦理各國的客運貨運，代辦火車票輪船票，也能開流通英鎊的旅行支票，還代辦所要去的那個國家的食宿遊覽等事項。各國客人來到北京，他們就當嚮導，介紹遊逛北京名勝，如萬壽山、香山、檀柘寺、十三陵等處。
法國書鋪、古玩鋪也在北京飯店內附設。也有花邊地毯等貨攤。還有一個名叫柏東（Button）的美國女人，起先只在飯店進門處租了一塊放一個桌子的地方，每月15元租金。她在小桌子上擺個攤子，賣些手提包，是她自己利用清朝蟒袍補褂的前後刺繡片子做成的，是些五光十色的仙鶴孔雀虎豹鳥兒等飛禽走獸。
她還用袍服腰帶上的玉器別子零件作成手提環，配搭得十分華貴美麗。她的貨品按美金定價，非常昂貴。她善作招徠，見到外國婦女，就宣揚自己的貨品珍貴，然後送貨到各房間兜售。後來她賺了很多錢，就租三樓上301號房間開起店來，大賣其清朝貴族夫人服裝以及戲裝玉器等。她做的是不要本錢的生意，是代攤販們賣的，照標價出售，不扣佣金。實際上她賺的比佣金多得多，因為她是照同樣定價的美金出售的。
這個美國女人柏東還進一步發展她的“事業”。她招攬了幾個中國街坊的姑娘，才十、三四歲，幫她工作，她教他們學點英語。有時知道有大幫洋人要從香港或上海來時，她便帶了中國姑娘們去天津接船，自稱是駱駝鈴鐺公司的，公司設在北京飯店，歡迎去北京遊覽。到了北京飯店，她又大事接待，最後是推銷她的貨品。
她後來居然請了一位會計，買了兩輛汽車，由一個窮女人變成了一個富商。在日偽管理北京飯店時，柏東就衣錦還鄉了。在日本接收北京飯店股權時，英國通濟隆旅行社也停業回國。
1940年中法實業銀行把北京飯店的股票按美金出售，美國日僑來到北京紛紛購買，於是62％的股票到了日本人手裡，由法文股票改為日文股票。董事長換了日本人猶橋渡，副董事長石井。1941年日人將北京飯店改為日本俱樂部。北京飯店合計從1907到1940年，在法國人手裡一共度過33年。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的北平市長熊斌接收了北京飯店的日本股權。日本方面狡猾地聲稱股票所有人是美國國籍，蔣政權答應調查。一面派來了行政院會計，監視帳房簿記和一切財產，委我為臨時經理，法國經理則照管法文簿記，人事上沒怎麼變動。
後來國民黨的戰地服務團招待美軍住在北京飯店，秩序最壞。美軍往往竊走床毯和被單，其他零星物件也偷了不少。有的美軍並未住宿，還會偷走廁所裡的玻璃磚鏡子。有時告訴美國陸軍憲兵隊，追到車站才把東西要回來。多是人贓兩不獲。美國兵喝酒高興時唱歌跳舞，喝多了摔酒杯砸櫃檯，鬧得不亦樂乎，他們的憲兵隊也管不了。
後來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京設立時，北京飯店成了第二招待所，一共有18個招待所，均歸戰地服務團區部指揮。我被委為第二招待所副主任，憑空來了個上校級軍銜，乾的仍然是招待業務。從這時候起，北京飯店的職工才算接觸到中國共產黨。
葉劍英參謀長和代表團團員，對我們職工太好了，我們從沒有碰到過這麼尊重我們的旅客。他們有禮貌，愛護公家財產。每天葉劍英參謀長請客完畢，一定到廚房和炊事人員一一握手道謝。共產黨方面代表平時吃飯6人一桌，一定要等齊了人才開動。國民黨方面就迥然不同，有時候為了一個菜吃得不對胃口還會摔盤子大發脾氣。
和談破裂，軍調部結束。北京市由何思源和劉瑤章先後充任市長，北京飯店也不斷地轉手辦交代。主管人往往在飯店裡花天酒地，慷公家之慨。1948年7月何思源下臺時，命令我辦交代。以後因為已六十開外，就遞了辭呈。
作北京飯店的中國經理是有職無權的，法國經理是三年一任，有連任的，也有不到三年離職回國的。有兩個經理死在北京，一個是麥義，一個是最後的一個名羅斯覺，1947年才死的，他在飯店是幹腳行出身。
北京飯店職工的封建關係很濃重，很多是祖孫三輩全在北京飯店供洋人們使喚。外國經理認為這樣可以籠絡人心，好支配中國職工。而中國職工屈辱求全，不外是為了時局動亂，吃北京飯店這口洋飯還比較保險，其實平日受的洋氣洋拳也不少。
如今的北京飯店內不少人是我的師兄弟，他們在解放後才在黨的教育下提高了覺悟和地位。我這76歲的人只有羨慕他們，因此才想起把北京飯店的舊史重提，以慶祝這個曾經標誌著國家恥辱的洋飯店終於回到了人民手裡。沒有八國聯軍侵華就不會有它，沒有中國共產黨，北京飯店及其職工也永遠翻不了身。我雖老耄，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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