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酒杯,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這個佈告還挺有用,不少中國人都跑來歡迎他們。
你看,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國家民族的概念,覺得甲午戰爭只是日本的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和他們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前,關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分為兩派: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省上建立純漢人中國,邊疆領土任其去留。某些親日的革命派甚至提出,將東北、蒙古等土地送給日本,中國在長城內建國。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這個佈告還挺有用,不少中國人都跑來歡迎他們。
你看,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國家民族的概念,覺得甲午戰爭只是日本的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和他們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前,關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分為兩派: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省上建立純漢人中國,邊疆領土任其去留。某些親日的革命派甚至提出,將東北、蒙古等土地送給日本,中國在長城內建國。
另外以楊度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完整地繼承滿清的疆域領土,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說法,革命後,東北馬上會被日本佔領,蒙古和新疆被俄國搶走,西藏被英國拿走,其他沒瓜分到土地的列強會一擁而上,瓜分漢族地區。
這樣,中國就徹底完了。
革命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絕不能等同於中原,中華民族也不等於漢族。必須以清朝的政治框架為基礎,重新定義中國和中國人民,建立一個包含漢、滿、蒙、回、藏的新的國家。
所以,武昌起義後,革命者在南京組建了臨時參議院,制定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這個佈告還挺有用,不少中國人都跑來歡迎他們。
你看,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國家民族的概念,覺得甲午戰爭只是日本的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和他們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前,關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分為兩派: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省上建立純漢人中國,邊疆領土任其去留。某些親日的革命派甚至提出,將東北、蒙古等土地送給日本,中國在長城內建國。
另外以楊度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完整地繼承滿清的疆域領土,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說法,革命後,東北馬上會被日本佔領,蒙古和新疆被俄國搶走,西藏被英國拿走,其他沒瓜分到土地的列強會一擁而上,瓜分漢族地區。
這樣,中國就徹底完了。
革命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絕不能等同於中原,中華民族也不等於漢族。必須以清朝的政治框架為基礎,重新定義中國和中國人民,建立一個包含漢、滿、蒙、回、藏的新的國家。
所以,武昌起義後,革命者在南京組建了臨時參議院,制定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內容註明,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在22行省之列)。憲法裡特別註釋了,國民全體包括了漢、滿、蒙、回、藏的所有人。
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說法的來歷。
滿、蒙、回、藏的人其實並沒有代表參加憲法的修訂,他們不認《臨時約法》怎麼辦?
這時候,滿清的《清帝退位詔書》就為中華民國提供了又一個法統的正當性。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這個佈告還挺有用,不少中國人都跑來歡迎他們。
你看,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國家民族的概念,覺得甲午戰爭只是日本的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和他們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前,關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分為兩派: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省上建立純漢人中國,邊疆領土任其去留。某些親日的革命派甚至提出,將東北、蒙古等土地送給日本,中國在長城內建國。
另外以楊度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完整地繼承滿清的疆域領土,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說法,革命後,東北馬上會被日本佔領,蒙古和新疆被俄國搶走,西藏被英國拿走,其他沒瓜分到土地的列強會一擁而上,瓜分漢族地區。
這樣,中國就徹底完了。
革命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絕不能等同於中原,中華民族也不等於漢族。必須以清朝的政治框架為基礎,重新定義中國和中國人民,建立一個包含漢、滿、蒙、回、藏的新的國家。
所以,武昌起義後,革命者在南京組建了臨時參議院,制定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內容註明,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在22行省之列)。憲法裡特別註釋了,國民全體包括了漢、滿、蒙、回、藏的所有人。
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說法的來歷。
滿、蒙、回、藏的人其實並沒有代表參加憲法的修訂,他們不認《臨時約法》怎麼辦?
這時候,滿清的《清帝退位詔書》就為中華民國提供了又一個法統的正當性。
滿、蒙、回、藏如果堅持認為自己效忠大清,那麼就要勢必服從皇帝的詔書。因此,有了《清帝退位詔書》,滿、蒙、回、藏即便不認南京政府的賬,也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民族意識逐漸在社會中覺醒,在抗戰時期到達了最高峰。
達文有話說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站在更高的格局,以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為基礎,團結了我們中華大地上的所有民族。
1963年8月,陝西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的一場大雨,將一戶陳姓人家的屋後的土崖,衝出個大土包。陳家人擔心這個土包會掉下來砸傷人,就搭起梯子,想用钁頭把它挖掉。
不料,沒挖幾下,土包就順著土崖滾落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大土包破碎後竟從裡邊露出一件青銅尊。
在古代,“尊”原本是裝酒的容器,上面的大肚子用來裝酒。當然,古人還沒有奢侈到用如此大的青銅尊來喝酒的地步。
在古時候,這種大型青銅尊是祭祀活動用的。
古代的生產水平十分有限,製作這種大型青銅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青銅的熔漿在灌入模具時會迅速地冷卻。如果青銅器太大的話,後面的還沒灌完,前面的已經冷卻了。
冷卻不均會導致青銅器出現裂紋、甚至斷裂。
商周時代的工匠,到底是使用什麼技術製造出如此大型精緻的青銅器,至今還沒有破解。
陳姓農民發現了這件青銅尊,沒有在意,清理乾淨泥土後,順手就把它放在屋裡裝糧食用了。
後來,陳家因為手頭緊,便將這個青銅器當做破銅爛鐵,賣給了廢品回收站。
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發現
1965年9月的一天,一位寶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說廢品收購站收了件古代青銅器,就前去查看,到了回收站後,認出了這青銅器是件周代青銅尊,就將其收購。
十年後,在這尊銅器要被日本借去展覽之際,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裝箱檢查時,發現了這青銅尊底部有122個字的銘文。
讀了這122字銘文後,馬承源激動的說道:“這是一件鎮國之寶啊!”
這事兒可大了,這青銅尊不能出國了。
怎麼回事呢?
這篇銘文講的是周代建造王城的事,記載了一個叫“何”的人,後來這個尊就被命名為“何尊”。
何尊成為國寶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銘文中有四個震動史學界的字:“宅茲中國”,這刷新了關於“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可以說,何尊的銘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現代人,對於“中國”一詞非常熟悉,她代表我們的國家,是我們“中國人”身份的歸屬;但是,對於古人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可就不大好說清了。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被反覆爭論的概念。
最早的“中國“
何尊用銘文刻的“宅茲中國”,意思就是住在中國。
與我們現代人對“中國”這個詞的理解不同,在古代,“中國”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並非地理意義上的中央,而是文明的中央。
那麼,文明與野蠻又是怎麼劃分的呢?答:周禮。
周代以前,古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天。人們敬畏天,祭拜天,挖空心思想知道老天對天下蒼生是如何想的,就是所謂的天命。
到了周代,有智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天命觀:
天命常變,因為紂王殘暴,所以殷商被天所棄。周文王愛護百姓,所以上天助武王伐紂。
這是,天的意志首次跟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周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周禮。
周禮就是一套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規矩,晚輩見到尊長要行禮,臣子見到君王要叩拜,逢年過節祭天祭祖等。
如果以我們當代人的觀點看,這一套禮制太形式主義,可在古代這套制度可十分先進。
禮制的本質,是通過道德的手段,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秩序。它比天命更被人們接受,也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統治手段。
周人對於文明的理解,就是是否遵從周禮。而且周人認為,天下人都應該行周禮。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就應該是文明的中心。
所以,最早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文明。
一個封閉的人是意識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與外界接觸時,才會產生和強化“自我”的意識,國家和文明也是一樣。
近千年,在危機中的反思,不斷塑造新的“中國”
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刻意談論“中國”這個詞的具體含義。但是,在人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感到焦慮時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大辯論。這三次大辯論,都發生在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的非常時期。
外部的壓力使人們對國家命運產生焦慮,進而引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自我反思,正是這三次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反思迭代,塑造了我們對今日“中國”的認知。
宋代的“華夷之辯”
趙宋王朝雖然身居中原,但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漢唐不同,周圍可謂是強敵林立,遼、金、西夏、蒙古都先後對其虎視眈眈。
這種外部的威脅,不只是體現在軍事上,文化上的競爭,更令宋人擔憂。
橫跨長城南北的遼和金,都奉行了漢唐文化,自詡為正統王朝。這就引發了宋代士人們對“中國”這個詞的思考。
北宋時期,石介的《中國論》和歐陽修的《正統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石介在《中國論》中就“華夷之辯”的主題進行論述,正如他說,文明的中國應該是奉行禮樂的,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人和夷狄混雜而居,文化上也將混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必須將中國和夷狄分開,最急迫的是抵制外來的佛教,因為佛陀本是夷人。
歐陽修的《正統論》主要論述歷代王朝誰是正統,誰是異端,政治目的很明顯,就是證明大宋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石介就是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啊。但是,回到歷史中,他其實代表著宋朝上下的普遍社會情緒。
宋朝與身前的漢唐王朝不同,漢唐王朝都是世界帝國,東亞大陸其他族群都認可漢唐王朝的地位,而宋朝卻始終面臨北方少數民族的壓力,不但被金人趕到了長江以南,最後連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給滅了。
在這種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下,民族意識能不覺醒嗎?
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爭論,在南宋滅亡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說法甚為流行。
明末清初:初次認識世界的中國
今天的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世界有七大洲,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
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只有一個“天下”。
所謂“天下”,就是中國和四周的夷狄。
對於世界的認識,古人們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認知,只有從商人和旅行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口耳相傳的片段。
比如《山海經》就是用這些片段信息,再加上一些主觀想象,整理出來的一套神話故事。
還有明代有個《三才圖會》,裡面混雜了小人國、長人國這樣的傳說。
由此可見,古人對世界的瞭解,主要還是通過想象。
直到明末,一個意大利傳教士的到來,改變了這一點。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的一部反映世界地理格局的《山海輿地全圖》,在中國士人中引起了巨大轟動。
《山海輿地全圖》描述的地理格局和今天的地圖類似,對當時明朝人的世界觀的衝擊,可謂是天崩地裂。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知識,傳承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觀開始逐漸瓦解。
人們開始知道,世界並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而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
明朝推翻了蒙元,人們重拾了從“崖山之戰”中丟失的民族信心。
但是,隨著“天下”的認識體系瓦解,以及滿清的崛起,“誰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的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這次爭奪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是日本和朝鮮。
明朝時期,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使者來華會記錄筆記,叫通常叫《朝天錄》,就是朝拜天子的意思。
但是,清朝時期,朝鮮使節的筆記改為了《燕行錄》,已經沒有朝拜天子之意了。
朝鮮人對自己仍然身著大明的衣冠十分自豪,他們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不是華夏了,華夏文化在朝鮮保存的才是最純粹的。因此,朝鮮在文化上要高於滿清。
再看日本,日本人的衣冠也是保留了漢唐文化傳統,看到剃髮易服的中國人,自然會有文化優越感。
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也將很快上升到了政治上。
近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的覺醒
近現代史上,日本針對中國的研究,可謂比我們自己人還積極。
清末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東北時,到處張貼一個佈告,叫《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主要內容是說清朝的統治很殘暴,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漢人反清復明的,所以不要反抗,跟隨我們一起推翻清朝吧。
這個佈告還挺有用,不少中國人都跑來歡迎他們。
你看,當時的中國人毫無國家民族的概念,覺得甲午戰爭只是日本的清政府之間的戰爭,和他們毫無關係。
辛亥革命前,關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分為兩派: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省上建立純漢人中國,邊疆領土任其去留。某些親日的革命派甚至提出,將東北、蒙古等土地送給日本,中國在長城內建國。
另外以楊度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該完整地繼承滿清的疆域領土,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說法,革命後,東北馬上會被日本佔領,蒙古和新疆被俄國搶走,西藏被英國拿走,其他沒瓜分到土地的列強會一擁而上,瓜分漢族地區。
這樣,中國就徹底完了。
革命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絕不能等同於中原,中華民族也不等於漢族。必須以清朝的政治框架為基礎,重新定義中國和中國人民,建立一個包含漢、滿、蒙、回、藏的新的國家。
所以,武昌起義後,革命者在南京組建了臨時參議院,制定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內容註明,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在22行省之列)。憲法裡特別註釋了,國民全體包括了漢、滿、蒙、回、藏的所有人。
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說法的來歷。
滿、蒙、回、藏的人其實並沒有代表參加憲法的修訂,他們不認《臨時約法》怎麼辦?
這時候,滿清的《清帝退位詔書》就為中華民國提供了又一個法統的正當性。
滿、蒙、回、藏如果堅持認為自己效忠大清,那麼就要勢必服從皇帝的詔書。因此,有了《清帝退位詔書》,滿、蒙、回、藏即便不認南京政府的賬,也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民族意識逐漸在社會中覺醒,在抗戰時期到達了最高峰。
達文有話說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站在更高的格局,以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為基礎,團結了我們中華大地上的所有民族。
這就是我們現代人口中的“中國”,是一個包含56個民族的大家庭。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在於他將民族主義的構建屬性挑明:人的第一層身份是階級身份,其他身份是從屬性質的。這樣既承認了民族間的差異性,又在階級政治上確保了他們的統一性。
這一刻的“中華民族”,開創了具有包容性的普世民族主義,相比於狹義的民族主義,是站在更高層次的視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