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心《資治通鑑》的整理
毛主席很喜歡讀《資治通鑑》。很多回憶毛主席的文字都談到他反覆、仔細地閱讀這部著作，不少地方還提到，這部書他老人家一共讀過17遍。我們今天能讀到的最好的、最權威的《資治通鑑》讀本，事實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關心下被整理出來的。
《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一樣，版本很多，在一千年的流傳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新中國建立後，中華書局調集了當時全國最好的文史專家，系統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當時百廢待興，這項大型文史工作的展開，是在毛主席的關心下，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的。可見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傳統史學遺產的重視。於是我們有了最權威的標點本《資治通鑑》以及《二十四史》。我們今天翻看這套標點本《資治通鑑》，會發現每卷末尾署名的點校者、審閱者，都是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顧頡剛、容肇祖等等。2005年，啟功先生去世，當時那批參與整理的前輩學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
鄧小平愛看，習近平引用
新浪歷史專欄曾發過一篇關於鄧小平同志讀書的文章，其中談到小平同志也喜歡讀史書，而所有史書中他最喜歡讀的，也是《資治通鑑》。很多讀者可能會問，這部寫於一千年前的書，真的有那麼大現實意義，值得當代偉人、領袖們一讀再讀嗎？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資治通鑑》揭示的古人智慧，對今天仍有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曾於《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中引用過一句古語：“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指出幹部隊伍素質的重要性。這句話的原典就在《資治通鑑》的第七十三卷。這一卷裡記載了三國曹魏時期一次關於如何選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討論，司馬光對此評論道：“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
”熟讀《資治通鑑》，我們會發現，對於“人”的重視，將人的素質作為幹部隊伍建設乃至於整個國家政治清明的基礎，是司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司馬光同樣非常重視“法”的作用，《資治通鑑》非常強調“依法治國”。但司馬光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非常深刻地認識到“人”與“法”之間的辯證關係，既沒有在強調“法”的時候走向法令條文主義或形式主義，也沒有在強調“人”的時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設的虛無主義。而是強調一個“人”“法”並重的複雜執政體系，管理國家必須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於禁絕、懲罰本身，而在於社會和諧、民生福祉的實現。故而，以民生福祉為旨歸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見識卓越、奉身嚴謹的善人去貫徹、執行。有善人無善法，則沒有規矩方圓；有善法無善人，則法或為空文，或反而成為舞文者的手段。司馬光的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
《資治通鑑》的作者是道德踐行者
那麼，《資治通鑑》對於在數量上佔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來說有什麼閱讀價值呢？
先講一個《資治通鑑》編修團隊的故事。司馬光有位年輕助手叫劉恕。劉恕是擅長史學的年輕一代學者，也是司馬光在主持科舉時選拔出來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馬光之間也有師生關係。劉恕為《資治通鑑》的編修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司馬光派他去一位藏書家家裡看書、蒐集資料。生活在宋朝的學者，必須用自己的眼睛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為了儘量並儘快地掌握資料，劉恕工作很勤奮，焚膏繼晷，最終因看書過勤而患上眼疾，幾乎失明。
但劉恕一直很清貧。司馬光離開開封去洛陽後不久，劉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贛州地區任職。為了討論《資治通鑑》書稿，劉恕北上洛陽去找司馬光。當時天氣已經轉冷，劉恕卻只穿著單薄衣服北上了。他微薄的俸祿除用於養家之外，就沒有閒錢置辦厚實的冬衣了。當司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來找他的劉恕只穿著這樣一身衣服時，非常心疼。於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過的皮衣送給劉恕。劉恕推辭了一陣，感覺難卻恩師盛情，就把這件皮衣帶走了。司馬光本以為這件事也就到這裡結束了。誰知過了一陣，他收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居然是劉恕把這件皮衣寄了回來。後來劉恕由於健康狀況不佳，英年早逝。司馬光在紀念他的文章裡講了這件皮衣的故事，感嘆道，劉恕連跟他關係最緊密的老師的一件舊皮衣都不肯要，可見他是何等清廉。
其實司馬光立身清儉，自己也不寬裕。名望這麼重、官階這麼高的重要人物，衣箱裡也只不過兩件皮衣而已。劉恕的自我約束，用今人的眼光看，簡直是道德潔癖。但這樣的潔癖，不正是浮華、煩躁的時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嗎？除了宏觀政治局勢的變化外，對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強調，同樣是《資治通鑑》的一大主題。講劉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點，為什麼《資治通鑑》講的道理有說服力，一千年來為人們所信服？因為《資治通鑑》的作者都不是虛偽的道德說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踐行者。唯其是踐行者，他們講述的為人處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們的深思。
司馬光還有一位助手叫範祖禹。範祖禹從三十歲開始追隨司馬光編書，一直編到四十四歲那年《資治通鑑》完稿，這期間沒為自己打過任何算盤。司馬光自己呢？司馬光在官方資助下主持編修《資治通鑑》，前後共十九年（這還沒有算上之前司馬光獨自為編纂這部史書做準備工作的時間），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在洛陽共留下兩大屋子的草稿。據見過這些草稿的黃庭堅等人說，這兩屋子的稿子雖然都是草稿，但司馬光的字跡筆筆工整，沒有一個草字！這樣一個執著、認真又甘於奉獻的團隊，才能完成《資治通鑑》這樣偉大的著作。
（摘自《領導文萃》2015年12月上）
稿件來源：《今參考·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