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公號：文史開講了
▲ 袁世凱之孫袁家誠，袁克堅之子
袁世凱以圖騰式的存在，影響著袁家近百年來歷程。吃著總統遺產長大的後輩，藉助祖父聲望逢凶化吉比較容易，但要如何揹負其罪名卻很難。外面的世界因此可怕，他們中有人為自己築起一面牆。
圖騰式的存在
1990年，54歲的袁家誠想去美國探親，那將是他第一次出國。簽證官懷疑他有移民傾向而拒籤。幾天後，他帶去一沓照片放到簽證官面前：這是我祖父袁世凱，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我們是一個有名望的家族，”袁家誠說，“我不會去做你們的二等公民。”於是順利通過。
在離世後的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祖父一直以一種圖騰式的存在影響著袁家後人，在早年這種影響往往是一種庇護作用，讓他們逢凶化吉。1937年，也就是袁家誠出生前一年，日本佔領天津城。他二伯家的表哥袁家楫看著家裡人把祖父的大照片搬到門口，街上的日本兵便不再入戶檢查。
實際上他們都從未見過祖父。在他們出生前多年，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在舉國謾罵中憂憤而死。“如果他早死一年，那就是功德圓滿。”袁家誠說，祖父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徹底毀了他一世英名。
言下之意，袁家本不該是現在這般模樣。袁世凱留下10房32個子女，他們生活無憂，吃了一輩子家產。袁家誠父親是十子袁克堅，他21歲從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歸國，除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當過一陣子英文祕書，一輩子就沒工作過。袁家楫之父——二子袁克文更是一代文人雅士，妻妾成群，生活放蕩不羈，被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
袁家楫生母於佩文同樣是位不羈的女子。在生下袁家楫後不久她便離家出走，消隱於江湖。袁家楫長到三歲，父親去世。他變成了一個無父母照料的可憐孩子。
養母是正房太太劉梅真，待他不好。連下人也瞧不起他，欺負他。出門五六天不著家也無人問津。大哥大嫂抽鴉片，一大早就差他去買。耽誤了上學，他就上戲館看京戲。老闆好奇：你這小孩怎麼不上學？哦，你是袁家的，那進來吧。以後常過來，不用買票。
袁家誠老實，袁家楫調皮。同為家字輩的堂兄弟，他們相識卻是多年以後。在天津道13號，在各自的深宅大院裡他們深居簡出，默默消磨著他們的童年。那些錦衣玉食的時光在記憶裡已經變得模糊，事實上，貴族生活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榮耀，反倒是歷史課上關於袁世凱的章節，尷尬糾纏著所有袁家子弟的學生生涯。從小學到高中，每次上到這一課，袁家誠都如坐鍼氈。他不敢抬頭，怕碰到同學異樣的目光。
袁家楫不愛學習，卻最喜歡上故事會般的歷史課。偏偏到了“野心家袁某人”這節，也感到萬分難堪。碰巧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和曹錕的孫子都與他同班。兩人小心地朝交頭接耳的同學擺擺手，意思是不要再議論了。
軍閥後代們的友誼持續了終身，他們是一輩子的好哥們。但他們的話題從未談及祖輩間的恩怨。
見日本人就打
袁家誠周遊列國，卻不入日本。他不用日貨，說三月的那場地震是“上天對他們的懲罰”。跟祖父一樣，他認為日本是中國的禍害。當初日本以開戰逼迫中國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袁世凱以一套中國式太極應對，並致使該條約最終淪為雷聲大雨點小的境地。事後袁對眾人說：經此大難，大家務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著臥薪嚐膽的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不然十年之後，非但不能與日本一較高下，亡國之危險將更甚今日！
亡國之危果然在他死後二十年降臨。日本人打進來，所有的學校都要開日語課。母親給袁家誠請來家庭教師，這樣就不用去學校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在教會學校上學的袁家楫則沒那麼幸運。他討厭日文課。跟所有頑皮的孩子一樣，他的樂趣全在捉弄日語老師上。課堂上他哇哇大叫，把板擦放在門框上，老師推門，砸一身粉筆灰。又在講臺上設計小把戲，害老師摔個大馬哈。
一些反日的同學開始失蹤。教堂裡的神父找到袁家楫姐姐，讓袁家楫趕緊離開天津，他已經上了日本憲兵隊的抓捕名單。
那時他15歲。學看來是上不成了，不過本來他興趣也不大。他去山東威海，考上汪偽海軍第七期，入了水兵科。分到劉公島海軍司令部當門衛，後來又被派到龍口。天一暖和，他就想回家。有天，一個翻譯官的自行車鏈條掉了，他自告奮勇替他去修。於是騎車溜出了龍口。
他聽見身後追兵的槍聲，一個叫王護剛的人把他藏在海邊沙灘上。第二天，王讓他跟著一幫生意人，自行車騎了一禮拜，繞著偽軍關卡的小路走。從黃縣出來，到葉縣，到招遠，到平度，到南村。南村有火車，便就地把自行車賣給生意人，洗澡換了身農民的衣服，趁夜色跳上開往天津的火車。
姐姐讓他繼續回學校唸書。但他在部隊待野了，坐在課堂裡已然心猿意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那天，他跟姐夫侄子段大全跑到日租界，見日本人就打。
▲ 袁克堅長子袁家禧，1964年自殺
外面的世界
日本投降了，憲兵隊的大黑狗卻捨不得走，趴在袁家誠家門口啪啪掉眼淚。八年光景，它跟這裡已經處出感情來了。八年抗戰下來，這場景袁家誠記得最清楚。
他可以入學了，插班考進四年級。從小學到高中，功課門門優秀。現在，所有的成績單都在他那裡保存完好。外人來做客，跟他聊起往事，他便高興地拿出那些半世紀前泛黃的、字跡雋秀的成績單和學費減免證明。
他總是感傷地說：“如果我碰上好機會，我也許也會像家騮表哥那樣優秀，像他那樣讀個博士，可惜。”
袁家騮算是“家”字輩里名聲最大的人物。1973年周恩來接見他時說：你們袁家，你祖父袁世凱是政治家，你父親袁克文是文學家，你是物理學家。
袁家誠有個哥哥袁家禧，中學時便跟地下黨人廝混。有天回家，袁家禧把家裡的《三國志》、《紅樓夢》、《西廂記》一把火燒掉。袁家誠看著心疼極了，那是他寫作文的法寶。
袁家禧燒完書，跪到父親袁克堅面前：“爸爸，你出來工作吧！你英文那麼好，出去教教書多好！”
站在一旁的袁家誠被哥哥感動了，跟著說：“爸爸你也該覺悟了吧？不能再堅持你那一套了。”
袁克堅默然。他“那一套”，就是不工作。工作就得開會，開會就要對他那“竊國大盜”的父親表態。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要跟眾人一起罵他父親是賣國賊麼？袁克堅絕對辦不到。他依然在家彈琴，與詩友唱和，繼續當他的雅士。
袁克堅1960年病逝，時年56歲。袁家誠很久後才明白，父親比他的孩子們更害怕外面的世界。
袁家禧很快成為家族裡最紅的人。他中學畢業就被介紹到軍校學習，後正式參軍入伍。朝鮮戰爭爆發，他給袁家誠寫了封信：小弟我愛你，但我更愛朝鮮的小弟弟們，我們要為他們保衛祖國。
因為胃病，袁家禧沒去成朝鮮。他被分配到天津電線廠工作。在那裡他延續了軍隊的雷厲風行，在一次抗洪搶險中他表現出色，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1956年，袁家禧被推薦到北京礦業學院帶薪上學。
又紅又專的袁家禧在大學裡遭遇了困惑。體育課上，老師和學生合夥作弊。他看不慣，向學校舉報。班上有人想整他，拿他出身說事，說他是“右傾”。袁家禧害怕了，一天晚上他帶上一瓶汽油跑到黨委辦公室，他點著了左臂，表明自己對黨絕無二心。
但那晚辦公室無人值班。他嚴重燒傷，在精神病的質疑中被迫退學。回到天津，沒有工廠願意收留他。仗著另一隻胳膊，他四處找零工。他依舊賣力工作，替人燒鍋爐，給街道當小工，幫文史館抄資料。但他總覺得周圍的人們對他戳戳點點，最後他幻聽了，在哪裡都聽到有人在罵他。
1964年，不堪重負的袁家禧在絕望中跳入海河。時年34歲，終身未婚。
袁家誠繼續在班上當第一名。1957年高考前夕，填寫報考檔案。在家庭出身一欄，他有些猶豫：父親從未工作過，總不能寫無業吧？那就寫祖父好了。
他端端正正寫下“北洋軍閥”四個字。家庭海外關係裡，他把去臺灣的、美國的親戚列了個遍。“我覺得應該對黨無限忠誠。”他自信滿滿，準備過完這最後一關，好好上大學，然後按部就班出國留學，和家騮表哥一樣。
高考後，他收到了一張“未被錄取通知書”。那上面說：希望你在勞動中加強鍛鍊，貢獻自己的力量。
他不服氣，又一口氣連考了五年。功課已經被他背得滾瓜爛熟，他看著那些他輔導的同學一個個都上了大學，他卻收來五張形狀各異的“未被錄取通知書”。一個在他就讀高中教書的表哥說，你壞就壞在那張履歷表上。誰敢錄取有那麼多海外關係、北洋軍閥的後代？
他腸子都悔青了。不願再跟誤了前途的家族有關係，給自己起了個新名字——袁傑。
“袁家到我們這一代是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處我們一點沒沾上，袁世凱之孫的罪名卻讓我們背了大半輩子。”他說。
▲ 袁世凱之孫袁家楫，袁克文之子
曾經的舞林高手
自從兩年前檢查出脊椎骨出了點毛病，袁家楫就很少出門了。他有一套進口的立體音響，和一間與之匹配的大客廳。閒得發悶時他打開音響，聽聽爵士樂。有時放到IN THE MOOD，和著讓人心旌搖盪的旋律，84歲的袁家楫也忍不住要抖抖腿，“聽著就腿癢癢。”
60年前，他是天津衛赫赫有名的舞林高手。
國民政府在抗戰後接管天津，包括袁家楫在內的曾在劉公島受訓的學員被收編到中央海軍訓練團。他被分到美珍號登陸艇。在那裡，袁家楫跟著美國大兵們學會了恰恰、倫巴，還有各種爵士舞。
美珍號在南京和臺北間擔負著國民黨撤退大陸的運輸任務。1949年9月，袁家楫被調往中勝艦。副艦長黃某是他二哥袁家彰的朋友，將他升為少尉。
見到臺灣的第一眼，他就不願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島度過餘生。在基隆港，他看見惶恐的隨軍家屬就住在碼頭上。有人家在房簷底下搭個鋪，天黑了就睡地上。都到這地步，蔣介石看來是沒希望了，他想。
他跟幾個走私貨品的人打了一架。對方有點軍方背景，找到中勝艦，要艦長交人。黃某把他藏在錨艙裡，因此逃過一劫。不久，中勝艦接到新任務去海南島，把那裡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送往馬祖島。中途他們經過香港，要順便採購一些物品帶回臺灣。
他當即請求參加此次任務。艦長考慮了一下，便答應了。
在香港一上岸，他藉口買菸，四下張望。一輛路邊的電車緩緩啟動，他毫不猶豫地跳了上去。他自由了。
十一叔袁克安住在銅鑼灣華泰公寓，在臺灣時他就從一個堂姐那裡打聽清楚了。不巧，沒過幾天袁克安就跟著陳納德去美國工作了。他去投靠舅舅，在那裡吃飯。但舅媽給他白眼看，一見他去，也不做什麼好吃的。總不能老這麼挨著白眼，他得找個工作。
同父異母的哥哥袁家騮來信了，他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告訴袁家楫可以來美國工作，但袁家楫認為自己跟美國大兵學的那幾句罵人話，在美國恐怕混不下去。不久十一叔也來信，答應介紹他去國泰航空公司當一個打字員。
但十一叔久久不回，打字的工作就難以落實。他又想回天津了，但又擔心自己的身份會有麻煩。那時的香港魚龍混雜，國民黨中統特務和中共地下黨都在此地打情報戰和輿論戰。共產黨貼完標語，前腳走，國民黨人後腳就跟過來把他們的標語貼在上面。
半年過去了，他的工作還沒有著落。他去碼頭打聽消息，遇上一艘從天津開來的“湖北輪”。船上的人說，天津現在好得很，你們袁家人什麼事也沒有，一樣找工作。見袁家楫還有些猶豫，那船員便說：“你要是在天津不願意待，還可以再回香港嘛。”他動心了。幾天後，他帶上行李登上“湖北輪”。
1950年5月25日，船到天津。那船員先下船與碼頭的公安耳語了幾句。公安給袁家楫的行李都用粉筆寫上一個免字，意思是不用檢查了。沒想到這位也是地下黨啊，袁家楫想，敢情自己糊里糊塗地就被統戰了。
那船員領他到市公安局一處二科做筆錄。從威海汪偽海軍，到中勝艦，再到香港半年，一連交待了好幾天。最後發給他一張表格，抬頭是“天津市公安人員工作登記表”，他尋思道，哦，折騰半天原來是要讓我當警察啊。填完表交上三張照片，對方讓他回家等消息。
等待遙遙無期，老朋友們找上門來，讓他教他們跳那些好看的洋舞。在一次跳舞比賽中，他竟拿了第一名。他出名了，成了天津歡場裡響噹噹的一號人物。在英租界馬場道有名的維克多力，只要袁家楫一進門，鋼琴手就會改換曲目彈起IN THE MOOD，所有在場的人都知道，袁家楫來了。
有次朋友結婚，他包下維克多力給他們辦了個舞會PARTY，眾人攛掇他與新娘共舞。一曲舞罷，圍觀的洋人也熱烈鼓掌。袁家楫得意洋洋給崇拜者簽名。從二樓下來一個陌生人，帶著兩個女人。這人來到他面前稍稍欠身道：袁先生，我給您介紹兩位朋友，她們很欣賞您。
“大家都是朋友，”還沒等對方說完話，袁家楫便隨口應和道，“都一塊坐吧，一塊玩！”他其實心裡想的是，我那麼多女朋友，哪顧得上你是誰。
那次聚會後，三個陌生人再未露面。一個朋友告誡他說：“家楫，你要小心啊。別再這麼玩了，你太出風頭啦！”
朋友們偶爾也問他：家楫，你工作到底定在哪啊？他就會說：在公安局表都填過了，就等通知上班了！
1951年4月，在從香港回津快一年的時候，全國鎮壓和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袁家楫被拘押審查。他被宣佈了三項罪名：反革命、冒充公安人員、造謠。判刑三年。
▲ 袁家誠六七歲時和姐姐袁家文合影
勞動群眾的一分子
當“家”字輩長大成人，袁家的祖產已經被上輩吃得所剩無幾。
他們的父輩心安理得享受總統遺產之時，並非完全不為兒孫考慮。每個門戶手上都有幾十間房，憑收租金也能過活。袁家誠記得，母親曾經勸父親帶他們全家去美國，但父親捨不得走。在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前半截，他們經歷了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日本人，生活卻鮮受影響。對他們而言，政權的更迭無非只是城頭變幻的旗幟，生活還得繼續。
1949年到來，他們壓根沒想過要南遷。“我們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穩穩過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誠說。
到1955年左右，家誠發現家裡的境況已經很糟糕了。家裡擺著的各種古董、黃馬褂都一件件地沒了。祖上分家時分到的40間房，已經只剩16間。
上世紀六十年代四清運動時，政府找袁家誠談話，問他：你有16間房，算不算剝削階級？袁家誠一想，都問到頭上來了，那就交公吧。對方說你想放棄是吧？可以，還得寫個申請書，宣佈自願放棄所有權。後來到“文革”，袁家誠就萬分慶幸這決定：留著這些破房，不被打成資本家才怪。
各種運動接踵而至。袁家誠和袁家楫都從貴族公子哥，變成勞動群眾的一分子。袁家誠大學夢破滅後，到天津礦山機械廠上班，邊勞動邊到工人夜校當教員。後調到天津中心婦產科醫院做後勤。他報了兩個夜大，一個學外語，一個學醫學。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內蒙古一所公社醫院，在那裡他呆了八年。醫院要抽派一個人進修X光技術，當地人怕學這個影響生育，於是成全了袁家誠，他成了專家。
袁家後人境遇的改善，多少與袁家騮1973年回國有點關係。袁家騮回國前，周恩來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會，用三天時間突擊為在天津的袁世凱後裔落實各項政策。
袁家誠1978年回到天津，發現醫院的副院長，正是他當年輔導考上大學的同學。副院長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給你留著呢。
袁家誠今年七十三歲，仍習慣一個人開車。他愛開快車，“我就是個爭強好勝的人，”他說，“我不喜歡落在人家後面，所有的事都是這樣。”
他把自己的遺憾化為教育子女的嚴厲——他為兒子專設了一個本子，每天請老師簽下放學時間。他要求兒子15分鐘必須到家，不許在路上跟別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來，響動驚動四鄰，聽者無不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嬌養忤逆兒。”他說，“咱們這麼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別人一樣沉淪在社會底層。”
孩子們倒也爭氣。兒子現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駐上海的副總裁，女兒在中央電視臺做英語翻譯。
袁家楫三年刑滿，作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統所轄工廠工作。在之後二十年，他種田、養豬、打土坯、燒窯、挑磚、抬筐、打包種種重體力活兒，倒煉成了一身野蠻體魄。他接連幾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戴上大紅花接受群眾的鼓掌。那掌聲如他在維克多力奪冠時一般熱烈，只是臺下的紅男綠女換成了工農兵，無人知曉那就是當年名滿津門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東方賓館住了一禮拜。最後一天，政府各部門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順德飯店宴請他們。同桌的法院院長對袁家楫說：“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麼要求沒有？”
袁家楫喉頭一哽，過許久慢慢說道：“我今年五十歲，好時光都已經過去了。我沒有什麼要求，只要求給我恢復名譽，給我安排個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車修理六廠。在五十歲這年他終於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為天津市政協委員，第一次參加政協會議。會上他見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錕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孫段昌岱、馮國璋之孫馮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兒一起去臺灣旅遊，最後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點上碼頭閒逛，哎，這個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鹹溼的海風打在臉上。那會兒這邊是賣涼蓆的，那邊就是賣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帶兵跑步。一圈跑完回來，碼頭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動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緊不慢地回到“中勝艦”吃早點。
袁家楫一個人停在那裡，想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