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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四世同堂
第一代
帶著糧票出警 一趟要走好幾天
“很羨慕你們能生活在這麼好的年代，有這麼好的生活條件。”8月25日下午，袁鬆的爺爺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著一本泛黃的相冊，在相冊打開的第一頁，碩大的紅字印著“全省第一次集中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練念冊”。
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袁桂芳的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袁桂芳抱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一腔熱血，積極投身公安隊伍。
那個年代，警用設備十分匱乏，出警時連警服都沒有。袁桂芳記得，那時整個隊裡只有一輛自行車，一有辦案任務，若自行車被騎走了，他就只能揣著糧票靠雙腿走過去。路上偶爾能坐馬車、牛車，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裡，按餐給糧票。但凡出警，沒有兩三天很難趕得回來。
那是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還沒有合併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寧岡縣公安局副局長的管理崗位，後又擔任局長。彼時，該局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租住在一戶百姓家裡，進去的路都是泥濘小道。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動了心思，先是尋了塊地勢開闊的地，帶著局裡的民警去拉土燒磚，再請來會砌牆的百姓，總耗資不到3萬元就建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樓。從此，寧岡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和公安大院。
袁桂芳的兒子袁寧衛和孫子袁鬆，都在這公安大院裡長大。“建樓的時候，爺爺種了好多橘子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滿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個人都能提著桶去摘橘子。”袁鬆說。
當時，袁鬆還小，但每次聽別人說“這樓的建成，可多虧了你爺爺”時，他都覺得特別驕傲。
1992年7月，袁桂芳光榮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教育子孫，做人要踏實，工作要勤勉，執法要認真，“要將公安事業作為終生事業來奮鬥”。
第二代
40年堅守一線 見證公安鉅變
1979年，19歲的袁寧衛正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他，理所當然地把“警察”當成了自己人生目標，併為之努力。
袁桂芳對兒子說：“既然入警了，就該去最偏遠的派出所磨鍊一番。”
因為父親這句話，袁寧衛主動請纓，收拾幾件衣物就去了當時轄區內最遠、最偏僻的井岡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離井岡山市區有70多公里，但離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裡還管著一個邊境檢查站，任務很重。”袁寧衛回憶。
那是上世紀80年代，辦公條件有限，1982年開始，袁寧衛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警服。派出所裡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車，後來增加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時辦案趕不回所裡，就住在當地百姓家，每家都爭著邀請他們去住，臨走時袁寧衛要給糧票，對方卻不肯收。
那段經歷，真正讓袁寧衛體會、感受到公安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會時時和袁鬆說，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袁寧衛說。
2000年，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合併，組建了新的井岡山市公安局，袁寧衛也轉入刑偵崗，隨後又轉入戶籍崗，井岡山市公安局轄區內的每個派出所，他都待過。
2009年，袁寧衛第二次調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後再回到此處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裡的變化——原先的泥濘小道變成了寬闊的公路，派出所從租在百姓家裡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從2個輪子的摩托車變成了4個輪子的麵包車，尤其是增設了單警裝備，如催淚瓦斯等，開始重視公安民警執勤執法中的安全防護。
袁寧衛的愛人劉佩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輕的刑偵女隊長。相比袁寧衛更多關注公安事業的鉅變和輝煌的成就，讓劉佩華感觸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
劉佩華記得，剛入警那會兒，每月工資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資加到54元，她很開心，覺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資加到80元左右時，同事們還暢想：“以後我們的工資可能會突破100元”。
這個美好的願望很快就實現了。2000年左右，劉佩華的工資首次跨入1000元，“時代發展得真快啊！”當時的她感慨。在後來的歲月裡，這樣的感慨，時常在她心頭湧起。
除了薪資的變化，警服的變化也讓劉佩華津津樂道。記者在她家臥室裡看到兩張她和袁寧衛的合影，其中有一張是兩人穿著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紅色的領章，裡面穿著藍色的海魂衫，這是我們當時最‘流行’的著裝了。”劉佩華笑著補充道，“這也是我們結婚照。”
而另一張並排掛著的照片中，他們穿著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時光不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記，更在他們的青絲白髮間悄然劃過。但人民警察的這份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卻傳承了下來。
第三代
臨危不懼擒逃犯 緝毒戰線“新星”起
人生就像是接力賽，作為家裡的第三代警察，袁鬆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棒子。
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袁鬆，對於刑偵有著天生的熱愛。他記得9歲時，父親帶他出去玩，無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親利落地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捕，“很神奇，也很嚮往”。
2005年，退伍後的袁鬆考入永豐縣公安局，在派出所鍛鍊了6個月後，他走上了刑偵崗位；2009年，調入吉安縣公安局，同樣奮戰在刑偵一線。2014年，吉安縣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隊，袁鬆成為該局首批緝毒警察。
緝毒比電影更精彩，也遠比想象的更危險。袁鬆身上有很多傷疤，每條傷疤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緝毒故事。
今年5月27日17時許，吉安縣警方獲取線索，得知網上逃犯王某出現在該縣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過程中，袁鬆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後來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害怕被感染的袁鬆，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檢測，所幸未被感染。
還有一個小傷疤是在廣州的一次緝毒行動中留下的。嫌疑目標是公安部督A級通緝犯，是吉安縣警方順藤摸抓挖出來的“一號上線”，“所有下線我們抓到了，再抓到這個‘一號上線’，這個案子就破完美了”。抱著這樣的念頭，袁鬆和同事在廣州摸排了兩個多月，最終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將其抓捕。
“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劉佩華第一次聽兒子說起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鬆你辦案的時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話剛說完，眼眶已經溼潤了。袁寧衛插話道：“他就是這個職業，沒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願不願，而且是必須上、勇敢上。”
“對啊，媽，都說傷疤是男人的勳章，這可都是我以後給您孫子吹噓的本錢。”袁鬆笑著安慰母親。
時代在變，初心不變。對袁鬆一家來說，那些早已刻進生命裡的正義感，對公安事業的熱愛與堅持，以及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始終未變。
"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四世同堂
第一代
帶著糧票出警 一趟要走好幾天
“很羨慕你們能生活在這麼好的年代，有這麼好的生活條件。”8月25日下午，袁鬆的爺爺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著一本泛黃的相冊，在相冊打開的第一頁，碩大的紅字印著“全省第一次集中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練念冊”。
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袁桂芳的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袁桂芳抱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一腔熱血，積極投身公安隊伍。
那個年代，警用設備十分匱乏，出警時連警服都沒有。袁桂芳記得，那時整個隊裡只有一輛自行車，一有辦案任務，若自行車被騎走了，他就只能揣著糧票靠雙腿走過去。路上偶爾能坐馬車、牛車，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裡，按餐給糧票。但凡出警，沒有兩三天很難趕得回來。
那是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還沒有合併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寧岡縣公安局副局長的管理崗位，後又擔任局長。彼時，該局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租住在一戶百姓家裡，進去的路都是泥濘小道。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動了心思，先是尋了塊地勢開闊的地，帶著局裡的民警去拉土燒磚，再請來會砌牆的百姓，總耗資不到3萬元就建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樓。從此，寧岡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和公安大院。
袁桂芳的兒子袁寧衛和孫子袁鬆，都在這公安大院裡長大。“建樓的時候，爺爺種了好多橘子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滿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個人都能提著桶去摘橘子。”袁鬆說。
當時，袁鬆還小，但每次聽別人說“這樓的建成，可多虧了你爺爺”時，他都覺得特別驕傲。
1992年7月，袁桂芳光榮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教育子孫，做人要踏實，工作要勤勉，執法要認真，“要將公安事業作為終生事業來奮鬥”。
第二代
40年堅守一線 見證公安鉅變
1979年，19歲的袁寧衛正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他，理所當然地把“警察”當成了自己人生目標，併為之努力。
袁桂芳對兒子說：“既然入警了，就該去最偏遠的派出所磨鍊一番。”
因為父親這句話，袁寧衛主動請纓，收拾幾件衣物就去了當時轄區內最遠、最偏僻的井岡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離井岡山市區有70多公里，但離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裡還管著一個邊境檢查站，任務很重。”袁寧衛回憶。
那是上世紀80年代，辦公條件有限，1982年開始，袁寧衛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警服。派出所裡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車，後來增加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時辦案趕不回所裡，就住在當地百姓家，每家都爭著邀請他們去住，臨走時袁寧衛要給糧票，對方卻不肯收。
那段經歷，真正讓袁寧衛體會、感受到公安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會時時和袁鬆說，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袁寧衛說。
2000年，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合併，組建了新的井岡山市公安局，袁寧衛也轉入刑偵崗，隨後又轉入戶籍崗，井岡山市公安局轄區內的每個派出所，他都待過。
2009年，袁寧衛第二次調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後再回到此處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裡的變化——原先的泥濘小道變成了寬闊的公路，派出所從租在百姓家裡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從2個輪子的摩托車變成了4個輪子的麵包車，尤其是增設了單警裝備，如催淚瓦斯等，開始重視公安民警執勤執法中的安全防護。
袁寧衛的愛人劉佩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輕的刑偵女隊長。相比袁寧衛更多關注公安事業的鉅變和輝煌的成就，讓劉佩華感觸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
劉佩華記得，剛入警那會兒，每月工資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資加到54元，她很開心，覺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資加到80元左右時，同事們還暢想：“以後我們的工資可能會突破100元”。
這個美好的願望很快就實現了。2000年左右，劉佩華的工資首次跨入1000元，“時代發展得真快啊！”當時的她感慨。在後來的歲月裡，這樣的感慨，時常在她心頭湧起。
除了薪資的變化，警服的變化也讓劉佩華津津樂道。記者在她家臥室裡看到兩張她和袁寧衛的合影，其中有一張是兩人穿著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紅色的領章，裡面穿著藍色的海魂衫，這是我們當時最‘流行’的著裝了。”劉佩華笑著補充道，“這也是我們結婚照。”
而另一張並排掛著的照片中，他們穿著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時光不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記，更在他們的青絲白髮間悄然劃過。但人民警察的這份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卻傳承了下來。
第三代
臨危不懼擒逃犯 緝毒戰線“新星”起
人生就像是接力賽，作為家裡的第三代警察，袁鬆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棒子。
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袁鬆，對於刑偵有著天生的熱愛。他記得9歲時，父親帶他出去玩，無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親利落地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捕，“很神奇，也很嚮往”。
2005年，退伍後的袁鬆考入永豐縣公安局，在派出所鍛鍊了6個月後，他走上了刑偵崗位；2009年，調入吉安縣公安局，同樣奮戰在刑偵一線。2014年，吉安縣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隊，袁鬆成為該局首批緝毒警察。
緝毒比電影更精彩，也遠比想象的更危險。袁鬆身上有很多傷疤，每條傷疤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緝毒故事。
今年5月27日17時許，吉安縣警方獲取線索，得知網上逃犯王某出現在該縣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過程中，袁鬆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後來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害怕被感染的袁鬆，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檢測，所幸未被感染。
還有一個小傷疤是在廣州的一次緝毒行動中留下的。嫌疑目標是公安部督A級通緝犯，是吉安縣警方順藤摸抓挖出來的“一號上線”，“所有下線我們抓到了，再抓到這個‘一號上線’，這個案子就破完美了”。抱著這樣的念頭，袁鬆和同事在廣州摸排了兩個多月，最終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將其抓捕。
“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劉佩華第一次聽兒子說起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鬆你辦案的時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話剛說完，眼眶已經溼潤了。袁寧衛插話道：“他就是這個職業，沒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願不願，而且是必須上、勇敢上。”
“對啊，媽，都說傷疤是男人的勳章，這可都是我以後給您孫子吹噓的本錢。”袁鬆笑著安慰母親。
時代在變，初心不變。對袁鬆一家來說，那些早已刻進生命裡的正義感，對公安事業的熱愛與堅持，以及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始終未變。
—END—
"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四世同堂
第一代
帶著糧票出警 一趟要走好幾天
“很羨慕你們能生活在這麼好的年代，有這麼好的生活條件。”8月25日下午，袁鬆的爺爺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著一本泛黃的相冊，在相冊打開的第一頁，碩大的紅字印著“全省第一次集中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練念冊”。
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袁桂芳的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袁桂芳抱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一腔熱血，積極投身公安隊伍。
那個年代，警用設備十分匱乏，出警時連警服都沒有。袁桂芳記得，那時整個隊裡只有一輛自行車，一有辦案任務，若自行車被騎走了，他就只能揣著糧票靠雙腿走過去。路上偶爾能坐馬車、牛車，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裡，按餐給糧票。但凡出警，沒有兩三天很難趕得回來。
那是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還沒有合併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寧岡縣公安局副局長的管理崗位，後又擔任局長。彼時，該局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租住在一戶百姓家裡，進去的路都是泥濘小道。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動了心思，先是尋了塊地勢開闊的地，帶著局裡的民警去拉土燒磚，再請來會砌牆的百姓，總耗資不到3萬元就建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樓。從此，寧岡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和公安大院。
袁桂芳的兒子袁寧衛和孫子袁鬆，都在這公安大院裡長大。“建樓的時候，爺爺種了好多橘子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滿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個人都能提著桶去摘橘子。”袁鬆說。
當時，袁鬆還小，但每次聽別人說“這樓的建成，可多虧了你爺爺”時，他都覺得特別驕傲。
1992年7月，袁桂芳光榮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教育子孫，做人要踏實，工作要勤勉，執法要認真，“要將公安事業作為終生事業來奮鬥”。
第二代
40年堅守一線 見證公安鉅變
1979年，19歲的袁寧衛正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他，理所當然地把“警察”當成了自己人生目標，併為之努力。
袁桂芳對兒子說：“既然入警了，就該去最偏遠的派出所磨鍊一番。”
因為父親這句話，袁寧衛主動請纓，收拾幾件衣物就去了當時轄區內最遠、最偏僻的井岡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離井岡山市區有70多公里，但離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裡還管著一個邊境檢查站，任務很重。”袁寧衛回憶。
那是上世紀80年代，辦公條件有限，1982年開始，袁寧衛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警服。派出所裡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車，後來增加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時辦案趕不回所裡，就住在當地百姓家，每家都爭著邀請他們去住，臨走時袁寧衛要給糧票，對方卻不肯收。
那段經歷，真正讓袁寧衛體會、感受到公安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會時時和袁鬆說，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袁寧衛說。
2000年，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合併，組建了新的井岡山市公安局，袁寧衛也轉入刑偵崗，隨後又轉入戶籍崗，井岡山市公安局轄區內的每個派出所，他都待過。
2009年，袁寧衛第二次調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後再回到此處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裡的變化——原先的泥濘小道變成了寬闊的公路，派出所從租在百姓家裡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從2個輪子的摩托車變成了4個輪子的麵包車，尤其是增設了單警裝備，如催淚瓦斯等，開始重視公安民警執勤執法中的安全防護。
袁寧衛的愛人劉佩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輕的刑偵女隊長。相比袁寧衛更多關注公安事業的鉅變和輝煌的成就，讓劉佩華感觸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
劉佩華記得，剛入警那會兒，每月工資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資加到54元，她很開心，覺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資加到80元左右時，同事們還暢想：“以後我們的工資可能會突破100元”。
這個美好的願望很快就實現了。2000年左右，劉佩華的工資首次跨入1000元，“時代發展得真快啊！”當時的她感慨。在後來的歲月裡，這樣的感慨，時常在她心頭湧起。
除了薪資的變化，警服的變化也讓劉佩華津津樂道。記者在她家臥室裡看到兩張她和袁寧衛的合影，其中有一張是兩人穿著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紅色的領章，裡面穿著藍色的海魂衫，這是我們當時最‘流行’的著裝了。”劉佩華笑著補充道，“這也是我們結婚照。”
而另一張並排掛著的照片中，他們穿著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時光不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記，更在他們的青絲白髮間悄然劃過。但人民警察的這份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卻傳承了下來。
第三代
臨危不懼擒逃犯 緝毒戰線“新星”起
人生就像是接力賽，作為家裡的第三代警察，袁鬆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棒子。
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袁鬆，對於刑偵有著天生的熱愛。他記得9歲時，父親帶他出去玩，無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親利落地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捕，“很神奇，也很嚮往”。
2005年，退伍後的袁鬆考入永豐縣公安局，在派出所鍛鍊了6個月後，他走上了刑偵崗位；2009年，調入吉安縣公安局，同樣奮戰在刑偵一線。2014年，吉安縣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隊，袁鬆成為該局首批緝毒警察。
緝毒比電影更精彩，也遠比想象的更危險。袁鬆身上有很多傷疤，每條傷疤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緝毒故事。
今年5月27日17時許，吉安縣警方獲取線索，得知網上逃犯王某出現在該縣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過程中，袁鬆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後來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害怕被感染的袁鬆，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檢測，所幸未被感染。
還有一個小傷疤是在廣州的一次緝毒行動中留下的。嫌疑目標是公安部督A級通緝犯，是吉安縣警方順藤摸抓挖出來的“一號上線”，“所有下線我們抓到了，再抓到這個‘一號上線’，這個案子就破完美了”。抱著這樣的念頭，袁鬆和同事在廣州摸排了兩個多月，最終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將其抓捕。
“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劉佩華第一次聽兒子說起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鬆你辦案的時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話剛說完，眼眶已經溼潤了。袁寧衛插話道：“他就是這個職業，沒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願不願，而且是必須上、勇敢上。”
“對啊，媽，都說傷疤是男人的勳章，這可都是我以後給您孫子吹噓的本錢。”袁鬆笑著安慰母親。
時代在變，初心不變。對袁鬆一家來說，那些早已刻進生命裡的正義感，對公安事業的熱愛與堅持，以及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始終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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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新法制報（文/李峰 胡智強 首席記者焦芳 圖/受訪者提供）
"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四世同堂
第一代
帶著糧票出警 一趟要走好幾天
“很羨慕你們能生活在這麼好的年代，有這麼好的生活條件。”8月25日下午，袁鬆的爺爺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著一本泛黃的相冊，在相冊打開的第一頁，碩大的紅字印著“全省第一次集中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練念冊”。
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袁桂芳的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袁桂芳抱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一腔熱血，積極投身公安隊伍。
那個年代，警用設備十分匱乏，出警時連警服都沒有。袁桂芳記得，那時整個隊裡只有一輛自行車，一有辦案任務，若自行車被騎走了，他就只能揣著糧票靠雙腿走過去。路上偶爾能坐馬車、牛車，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裡，按餐給糧票。但凡出警，沒有兩三天很難趕得回來。
那是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還沒有合併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寧岡縣公安局副局長的管理崗位，後又擔任局長。彼時，該局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租住在一戶百姓家裡，進去的路都是泥濘小道。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動了心思，先是尋了塊地勢開闊的地，帶著局裡的民警去拉土燒磚，再請來會砌牆的百姓，總耗資不到3萬元就建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樓。從此，寧岡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和公安大院。
袁桂芳的兒子袁寧衛和孫子袁鬆，都在這公安大院裡長大。“建樓的時候，爺爺種了好多橘子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滿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個人都能提著桶去摘橘子。”袁鬆說。
當時，袁鬆還小，但每次聽別人說“這樓的建成，可多虧了你爺爺”時，他都覺得特別驕傲。
1992年7月，袁桂芳光榮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教育子孫，做人要踏實，工作要勤勉，執法要認真，“要將公安事業作為終生事業來奮鬥”。
第二代
40年堅守一線 見證公安鉅變
1979年，19歲的袁寧衛正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他，理所當然地把“警察”當成了自己人生目標，併為之努力。
袁桂芳對兒子說：“既然入警了，就該去最偏遠的派出所磨鍊一番。”
因為父親這句話，袁寧衛主動請纓，收拾幾件衣物就去了當時轄區內最遠、最偏僻的井岡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離井岡山市區有70多公里，但離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裡還管著一個邊境檢查站，任務很重。”袁寧衛回憶。
那是上世紀80年代，辦公條件有限，1982年開始，袁寧衛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警服。派出所裡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車，後來增加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時辦案趕不回所裡，就住在當地百姓家，每家都爭著邀請他們去住，臨走時袁寧衛要給糧票，對方卻不肯收。
那段經歷，真正讓袁寧衛體會、感受到公安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會時時和袁鬆說，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袁寧衛說。
2000年，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合併，組建了新的井岡山市公安局，袁寧衛也轉入刑偵崗，隨後又轉入戶籍崗，井岡山市公安局轄區內的每個派出所，他都待過。
2009年，袁寧衛第二次調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後再回到此處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裡的變化——原先的泥濘小道變成了寬闊的公路，派出所從租在百姓家裡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從2個輪子的摩托車變成了4個輪子的麵包車，尤其是增設了單警裝備，如催淚瓦斯等，開始重視公安民警執勤執法中的安全防護。
袁寧衛的愛人劉佩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輕的刑偵女隊長。相比袁寧衛更多關注公安事業的鉅變和輝煌的成就，讓劉佩華感觸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
劉佩華記得，剛入警那會兒，每月工資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資加到54元，她很開心，覺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資加到80元左右時，同事們還暢想：“以後我們的工資可能會突破100元”。
這個美好的願望很快就實現了。2000年左右，劉佩華的工資首次跨入1000元，“時代發展得真快啊！”當時的她感慨。在後來的歲月裡，這樣的感慨，時常在她心頭湧起。
除了薪資的變化，警服的變化也讓劉佩華津津樂道。記者在她家臥室裡看到兩張她和袁寧衛的合影，其中有一張是兩人穿著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紅色的領章，裡面穿著藍色的海魂衫，這是我們當時最‘流行’的著裝了。”劉佩華笑著補充道，“這也是我們結婚照。”
而另一張並排掛著的照片中，他們穿著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時光不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記，更在他們的青絲白髮間悄然劃過。但人民警察的這份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卻傳承了下來。
第三代
臨危不懼擒逃犯 緝毒戰線“新星”起
人生就像是接力賽，作為家裡的第三代警察，袁鬆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棒子。
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袁鬆，對於刑偵有著天生的熱愛。他記得9歲時，父親帶他出去玩，無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親利落地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捕，“很神奇，也很嚮往”。
2005年，退伍後的袁鬆考入永豐縣公安局，在派出所鍛鍊了6個月後，他走上了刑偵崗位；2009年，調入吉安縣公安局，同樣奮戰在刑偵一線。2014年，吉安縣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隊，袁鬆成為該局首批緝毒警察。
緝毒比電影更精彩，也遠比想象的更危險。袁鬆身上有很多傷疤，每條傷疤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緝毒故事。
今年5月27日17時許，吉安縣警方獲取線索，得知網上逃犯王某出現在該縣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過程中，袁鬆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後來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害怕被感染的袁鬆，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檢測，所幸未被感染。
還有一個小傷疤是在廣州的一次緝毒行動中留下的。嫌疑目標是公安部督A級通緝犯，是吉安縣警方順藤摸抓挖出來的“一號上線”，“所有下線我們抓到了，再抓到這個‘一號上線’，這個案子就破完美了”。抱著這樣的念頭，袁鬆和同事在廣州摸排了兩個多月，最終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將其抓捕。
“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劉佩華第一次聽兒子說起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鬆你辦案的時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話剛說完，眼眶已經溼潤了。袁寧衛插話道：“他就是這個職業，沒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願不願，而且是必須上、勇敢上。”
“對啊，媽，都說傷疤是男人的勳章，這可都是我以後給您孫子吹噓的本錢。”袁鬆笑著安慰母親。
時代在變，初心不變。對袁鬆一家來說，那些早已刻進生命裡的正義感，對公安事業的熱愛與堅持，以及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始終未變。
—END—
內容來源：新法制報（文/李峰 胡智強 首席記者焦芳 圖/受訪者提供）
看完別忘了點亮“
"袁鬆家裡三代人都是人民警察。
爺爺袁桂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最早一批老公安；父親袁寧衛從警40年，輾轉於刑偵、治安、戶籍、派出所、看守所等各警種、多崗位；母親劉佩華曾是全省公安系統最年輕的女刑偵隊長。
而袁鬆自己，目前是吉安縣公安局的一名緝毒警察，從警14年來，先後破獲150多起刑事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170餘人。
三代人滿懷激情熱血，在警途上一路接力前行，書寫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8月25日，在一張張老照片的見證下，祖孫三代人向新法制報記者回顧了他們的從警記憶和各自的公安情結。
四世同堂
第一代
帶著糧票出警 一趟要走好幾天
“很羨慕你們能生活在這麼好的年代，有這麼好的生活條件。”8月25日下午，袁鬆的爺爺袁桂芳坐在椅子上，翻著一本泛黃的相冊，在相冊打開的第一頁，碩大的紅字印著“全省第一次集中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練念冊”。
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袁桂芳的記憶拉回到60多年前。1952年，17歲的袁桂芳抱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一腔熱血，積極投身公安隊伍。
那個年代，警用設備十分匱乏，出警時連警服都沒有。袁桂芳記得，那時整個隊裡只有一輛自行車，一有辦案任務，若自行車被騎走了，他就只能揣著糧票靠雙腿走過去。路上偶爾能坐馬車、牛車，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裡，按餐給糧票。但凡出警，沒有兩三天很難趕得回來。
那是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還沒有合併的年代。1965年起，袁桂芳走上了原寧岡縣公安局副局長的管理崗位，後又擔任局長。彼時，該局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租住在一戶百姓家裡，進去的路都是泥濘小道。
大概是1977年，袁桂芳動了心思，先是尋了塊地勢開闊的地，帶著局裡的民警去拉土燒磚，再請來會砌牆的百姓，總耗資不到3萬元就建起了一棟三層高的小樓。從此，寧岡的公安民警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和公安大院。
袁桂芳的兒子袁寧衛和孫子袁鬆，都在這公安大院裡長大。“建樓的時候，爺爺種了好多橘子樹，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季滿院橘子花香，每年秋季，公安大院每個人都能提著桶去摘橘子。”袁鬆說。
當時，袁鬆還小，但每次聽別人說“這樓的建成，可多虧了你爺爺”時，他都覺得特別驕傲。
1992年7月，袁桂芳光榮退休，他用自己的人生經歷教育子孫，做人要踏實，工作要勤勉，執法要認真，“要將公安事業作為終生事業來奮鬥”。
第二代
40年堅守一線 見證公安鉅變
1979年，19歲的袁寧衛正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他，理所當然地把“警察”當成了自己人生目標，併為之努力。
袁桂芳對兒子說：“既然入警了，就該去最偏遠的派出所磨鍊一番。”
因為父親這句話，袁寧衛主動請纓，收拾幾件衣物就去了當時轄區內最遠、最偏僻的井岡山市的睦村派出所。“睦村派出所離井岡山市區有70多公里，但離湖南的炎陵只有3公里，所裡還管著一個邊境檢查站，任務很重。”袁寧衛回憶。
那是上世紀80年代，辦公條件有限，1982年開始，袁寧衛才有了屬於自己的警服。派出所裡的交通工具起初只有自行車，後來增加了一輛兩輪摩托車，出警就便利多了。有時辦案趕不回所裡，就住在當地百姓家，每家都爭著邀請他們去住，臨走時袁寧衛要給糧票，對方卻不肯收。
那段經歷，真正讓袁寧衛體會、感受到公安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精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會時時和袁鬆說，做公安工作，一定要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袁寧衛說。
2000年，原寧岡縣公安局和原井岡山市公安局合併，組建了新的井岡山市公安局，袁寧衛也轉入刑偵崗，隨後又轉入戶籍崗，井岡山市公安局轄區內的每個派出所，他都待過。
2009年，袁寧衛第二次調至睦村派出所。20多年之後再回到此處的他，只能用“翻天覆地”這四個字來形容這裡的變化——原先的泥濘小道變成了寬闊的公路，派出所從租在百姓家裡到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出警的交通工具從2個輪子的摩托車變成了4個輪子的麵包車，尤其是增設了單警裝備，如催淚瓦斯等，開始重視公安民警執勤執法中的安全防護。
袁寧衛的愛人劉佩華也是一名人民警察，1986年左右，她曾是全省最年輕的刑偵女隊長。相比袁寧衛更多關注公安事業的鉅變和輝煌的成就，讓劉佩華感觸深刻的是生活上的巨大變化。
劉佩華記得，剛入警那會兒，每月工資只有30元左右，1983年第一次加工資加到54元，她很開心，覺得“不得了”。第二次加工資加到80元左右時，同事們還暢想：“以後我們的工資可能會突破100元”。
這個美好的願望很快就實現了。2000年左右，劉佩華的工資首次跨入1000元，“時代發展得真快啊！”當時的她感慨。在後來的歲月裡，這樣的感慨，時常在她心頭湧起。
除了薪資的變化，警服的變化也讓劉佩華津津樂道。記者在她家臥室裡看到兩張她和袁寧衛的合影，其中有一張是兩人穿著72式白色警服拍的照片。“白色的帽子、紅色的領章，裡面穿著藍色的海魂衫，這是我們當時最‘流行’的著裝了。”劉佩華笑著補充道，“這也是我們結婚照。”
而另一張並排掛著的照片中，他們穿著藏青色的99式新警服，時光不僅在警服上留下了印記，更在他們的青絲白髮間悄然劃過。但人民警察的這份職業榮譽感和使命感，卻傳承了下來。
第三代
臨危不懼擒逃犯 緝毒戰線“新星”起
人生就像是接力賽，作為家裡的第三代警察，袁鬆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棒子。
從小在公安大院長大的袁鬆，對於刑偵有著天生的熱愛。他記得9歲時，父親帶他出去玩，無意中“出了一次警”，看到父親利落地將犯罪嫌疑人當場抓捕，“很神奇，也很嚮往”。
2005年，退伍後的袁鬆考入永豐縣公安局，在派出所鍛鍊了6個月後，他走上了刑偵崗位；2009年，調入吉安縣公安局，同樣奮戰在刑偵一線。2014年，吉安縣公安局成立禁毒大隊，袁鬆成為該局首批緝毒警察。
緝毒比電影更精彩，也遠比想象的更危險。袁鬆身上有很多傷疤，每條傷疤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緝毒故事。
今年5月27日17時許，吉安縣警方獲取線索，得知網上逃犯王某出現在該縣君山大道某加油站附近。在抓捕過程中，袁鬆的手臂被王某抓得血肉模糊。後來得知王某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害怕被感染的袁鬆，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偷偷去做了艾滋病檢測，所幸未被感染。
還有一個小傷疤是在廣州的一次緝毒行動中留下的。嫌疑目標是公安部督A級通緝犯，是吉安縣警方順藤摸抓挖出來的“一號上線”，“所有下線我們抓到了，再抓到這個‘一號上線’，這個案子就破完美了”。抱著這樣的念頭，袁鬆和同事在廣州摸排了兩個多月，最終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將其抓捕。
“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劉佩華第一次聽兒子說起這些抓捕故事非常心疼，“袁鬆你辦案的時候也太拼了，可得注意安全。”話剛說完，眼眶已經溼潤了。袁寧衛插話道：“他就是這個職業，沒有退路，不存在想不想、願不願，而且是必須上、勇敢上。”
“對啊，媽，都說傷疤是男人的勳章，這可都是我以後給您孫子吹噓的本錢。”袁鬆笑著安慰母親。
時代在變，初心不變。對袁鬆一家來說，那些早已刻進生命裡的正義感，對公安事業的熱愛與堅持，以及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始終未變。
—END—
內容來源：新法制報（文/李峰 胡智強 首席記者焦芳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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