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國家第一任文物局長的不世收藏'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永樂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徵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鄭振鐸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由國家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回購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長期間，局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工作人員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裡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原本是極喜愛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觸古玩珍寶的機會，但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這條規矩，還在1997年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之一。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永樂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徵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鄭振鐸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由國家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回購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長期間，局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工作人員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裡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原本是極喜愛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觸古玩珍寶的機會，但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這條規矩，還在1997年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之一。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同志與鄭振鐸局長於北海團城合影。前排右起為姚壽璋、羅哲文、陳明達、張珩、鄭振鐸、謝元璐、丁燕貞，後排右起為臧華雲、徐邦達、謝辰生、張金銘、羅福頤、鄭雲回、傅忠謨、張良竹。
鄭振鐸和張珩的交情
鄭振鐸和張珩（張蔥玉，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64期：張蔥玉，億萬資產半付收藏半付賭場）的交情，始於三十年代。經過了一甲子時代的變遷，兩家四代人的延續至今，令人感慨！
鄭先生器重張珩在文物書畫上的專長，視其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畫卷，都要讓張珩過目後再作定奪。鄭先生出於對張珩人格的信任，並不刻意掩飾他的真實身份。在缺少經費時也多次請張珩幫助。張珩也從不探問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賬追還，只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記著“金華來替鄭振鐸借款三千元”，因那時一擔米只有10元錢，他們一家六口，包括傭人，每天吃魚吃肉，一天的菜錢也只要2元錢，3000元是一筆鉅款了。
抗戰初，張珩為了協助鄭先生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將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種1611冊，明清歷代曆書200多部都轉售於中央圖書館。並從中協調，動員其大伯（藏書家張芹伯）將上千本“芹圃善本藏書”轉售給了中央圖書館。1947年，鄭先生把張珩收藏的70幅唐宋以來的名畫影印成冊，併為其作序，這就是著名的《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此外還有《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設文物局，鄭振鐸出任局長。他立即邀請張珩赴文物局任職，並親自去車站迎接，還安排他住在他那裡。後來，鄭太太、張太太及徐邦達太太也成了麻將桌上的老友，她們一起在牌桌上度過了幾十個春秋。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永樂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徵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鄭振鐸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由國家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回購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長期間，局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工作人員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裡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原本是極喜愛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觸古玩珍寶的機會，但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這條規矩，還在1997年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之一。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同志與鄭振鐸局長於北海團城合影。前排右起為姚壽璋、羅哲文、陳明達、張珩、鄭振鐸、謝元璐、丁燕貞，後排右起為臧華雲、徐邦達、謝辰生、張金銘、羅福頤、鄭雲回、傅忠謨、張良竹。
鄭振鐸和張珩的交情
鄭振鐸和張珩（張蔥玉，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64期：張蔥玉，億萬資產半付收藏半付賭場）的交情，始於三十年代。經過了一甲子時代的變遷，兩家四代人的延續至今，令人感慨！
鄭先生器重張珩在文物書畫上的專長，視其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畫卷，都要讓張珩過目後再作定奪。鄭先生出於對張珩人格的信任，並不刻意掩飾他的真實身份。在缺少經費時也多次請張珩幫助。張珩也從不探問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賬追還，只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記著“金華來替鄭振鐸借款三千元”，因那時一擔米只有10元錢，他們一家六口，包括傭人，每天吃魚吃肉，一天的菜錢也只要2元錢，3000元是一筆鉅款了。
抗戰初，張珩為了協助鄭先生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將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種1611冊，明清歷代曆書200多部都轉售於中央圖書館。並從中協調，動員其大伯（藏書家張芹伯）將上千本“芹圃善本藏書”轉售給了中央圖書館。1947年，鄭先生把張珩收藏的70幅唐宋以來的名畫影印成冊，併為其作序，這就是著名的《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此外還有《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設文物局，鄭振鐸出任局長。他立即邀請張珩赴文物局任職，並親自去車站迎接，還安排他住在他那裡。後來，鄭太太、張太太及徐邦達太太也成了麻將桌上的老友，她們一起在牌桌上度過了幾十個春秋。
鄭振鐸藏書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紀念活動
12月19日，“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展”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展，國家圖書館此次展出包括鄭振鐸先生的手稿、藏書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黨和國家授予的“烈士”證書、原文化部褒獎其捐書之功的“褒獎狀”等在內的70餘件展品，以供觀眾走近這位文化巨匠，感受其愛書、護書、獻書的一生。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永樂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徵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鄭振鐸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由國家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回購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長期間，局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工作人員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裡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原本是極喜愛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觸古玩珍寶的機會，但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這條規矩，還在1997年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之一。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同志與鄭振鐸局長於北海團城合影。前排右起為姚壽璋、羅哲文、陳明達、張珩、鄭振鐸、謝元璐、丁燕貞，後排右起為臧華雲、徐邦達、謝辰生、張金銘、羅福頤、鄭雲回、傅忠謨、張良竹。
鄭振鐸和張珩的交情
鄭振鐸和張珩（張蔥玉，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64期：張蔥玉，億萬資產半付收藏半付賭場）的交情，始於三十年代。經過了一甲子時代的變遷，兩家四代人的延續至今，令人感慨！
鄭先生器重張珩在文物書畫上的專長，視其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畫卷，都要讓張珩過目後再作定奪。鄭先生出於對張珩人格的信任，並不刻意掩飾他的真實身份。在缺少經費時也多次請張珩幫助。張珩也從不探問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賬追還，只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記著“金華來替鄭振鐸借款三千元”，因那時一擔米只有10元錢，他們一家六口，包括傭人，每天吃魚吃肉，一天的菜錢也只要2元錢，3000元是一筆鉅款了。
抗戰初，張珩為了協助鄭先生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將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種1611冊，明清歷代曆書200多部都轉售於中央圖書館。並從中協調，動員其大伯（藏書家張芹伯）將上千本“芹圃善本藏書”轉售給了中央圖書館。1947年，鄭先生把張珩收藏的70幅唐宋以來的名畫影印成冊，併為其作序，這就是著名的《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此外還有《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設文物局，鄭振鐸出任局長。他立即邀請張珩赴文物局任職，並親自去車站迎接，還安排他住在他那裡。後來，鄭太太、張太太及徐邦達太太也成了麻將桌上的老友，她們一起在牌桌上度過了幾十個春秋。
鄭振鐸藏書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紀念活動
12月19日，“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展”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展，國家圖書館此次展出包括鄭振鐸先生的手稿、藏書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黨和國家授予的“烈士”證書、原文化部褒獎其捐書之功的“褒獎狀”等在內的70餘件展品，以供觀眾走近這位文化巨匠，感受其愛書、護書、獻書的一生。
“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展”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於浙江溫州，祖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鄭振鐸
文學鬥士的一生
岱陽鄭氏發源於長樂首佔鎮首佔村，歷來最重教育與讀書，明清時代有進士6名，舉人20名，還有眾多貢生、太學生等；民國至今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博士、碩士幾十名，副教授級以上44名，院士2名。鄭家七世祖鄭世威嘉靖己丑年中進士，為明朝一代名臣；鄭振鐸的高祖鄭元璧是首佔村的第二位進士，過世後入祀鳳池名師祠；鄭振鐸曾祖母郭氏曾作《繼聲樓詩集》二卷。
岱陽鄭氏宗祠
鄭世威書“世培忠厚”匾
鄭振鐸父親只是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的一個小書吏而已，鄭振鐸即出生在那裡。鄭父死的早，其母依靠親戚接濟賣些自制的鞋墊之類拉扯大他長大。鄭振鐸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1917年夏，他們又去北京城投靠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叔父家，但也靠的是半公費才上的大學。儘管鄭振鐸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學，但最後卻上了謀生“實際”的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
到北京後不久，鄭振鐸便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1年春，鄭振鐸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週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3年10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的幼女高君箴結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一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一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在家人極力勸告下，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
鄭振鐸與家人合影
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裡，鄭振鐸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他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一個時期裡，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裡，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靳尚誼《瞿秋白》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留守孤島，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週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鄭振鐸書龔自珍詩句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共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途中因飛機失事於蘇聯而遇難殉職。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了《革命烈士證書》。周恩來總理也曾徹夜賦詩一首以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
革命烈士證明書
特色藏書
在中國現代藏書史上，鄭振鐸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重量級人物。其藏書“就數量和質量論，在當代私家藏書中，可算是屈指可數的”（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由於時局的動盪不定和生活環境的變化，鄭振鐸的藏書屢有損失，或毀於戰火，或為生活所迫而出讓，前後變化較大，至於其一生藏書的總量，難以有一個精確的統計。《西諦書目》一書所反映的為其晚年藏書的情況，據該書所載，除外文書、通行常見舊版書和新版書外，僅古籍一項就多達7740種，由此可以對其藏書情況有一個感性的認識。
鄭振鐸搜書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稱道的。用他本人的話來描述就是：“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鄭振鐸是第一個到歐洲國家尋訪通俗文學文獻的中國學人。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祕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自覺，將古籍蒐羅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升值牟利之類的煙火氣，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從來沒有想到為藏書而藏書。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書，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頭應用所需的。有時，連類而及，未免旁騖；也有時，興之所及，便熱中於某一類的書的蒐集。總之，是為了自己當時的和將來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計劃所需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
鄭振鐸一生治學興趣廣泛，其個人藏書也有著同樣的特點，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但其治學既有廣博的一面，也有專精的特點，這表現在其治學領域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因而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祕冊。”（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這是由於此前的通俗文學研究缺少足夠和必要的學術積累，相關文獻散失嚴重，學界和藏界均重視不夠，研究工作難以依託當時的公共藏書機構深入進行。因此，不得不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通俗文學文獻蒐集、積累這些最為原始、最為基礎的工作，為之付出大量心血。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
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始於20世紀20年代，他蒐羅通俗文學方面的舊籍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採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於諸藏家不甚經意之劇曲、小說、與夫寶卷、彈詞，則餘所得獨多”（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載《鄭振鐸文集》第七卷第4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這樣他既是通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同時又是開一代風尚的新型藏書家。在他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這樣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以小說、戲曲、佛經為研究的專業者日多，注意力所及，雖窮鄉僻壤，爛紙破書，亦無不蒐羅及之”，“搜訪之勤，幾於無微不至矣”（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
《西諦書目》
曲學收藏
1932年11月19、20日，鄭振鐸在其北京住宅內舉辦了一場北西廂記展覽會，共陳列明清刊本《西廂記》27種，其中除6種借自北平圖書館外，餘皆出自其個人的珍藏，且“多為坊間所不易得之善本”。僅《西廂記》一劇就收藏瞭如此豐富、珍稀的版本，鄭振鐸藏曲之豐富之精良自不難想見。難怪有人稱其“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其所藏為海內私家之冠”（《國立北平圖書館入藏善本戲曲書》），“關於小說戲曲之祕籍，收藏為一時海內冠”（《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
鄭振鐸《曲海總目提要》題簽
鄭振鐸藏曲以1939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可以從其所編《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附補遺》一書中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個人藏曲目錄，分雜劇、傳奇、曲選、曲譜、曲話曲目5個部類，共收錄戲曲作品及論著366種，其中明清雜劇49種，明清傳奇259種，曲選15種，曲譜19種，曲話12種，另有補遺12種。這不過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為“通行刊本千餘種，均擯去不錄”（鄭振鐸《跋所藏善本戲曲目》）。後一個階段的戲曲收藏情況則可由《西諦書目》一書反映出來，該書為鄭振鐸去世後友人所編，共收錄曲學書籍667種。除去重複，鄭振鐸一生收藏的戲曲文獻總數當在千種以上，這在中國現代藏書家中無疑是首屈一指的。
小說收藏
在鄭振鐸的各類藏書中，小說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數量和規模用其好友趙萬里的話來描述，就是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專藏”（趙萬里《西諦書目》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小說史上影響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僅《西諦書目》一書所錄就多達682種，其中不乏較為稀見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業堂刊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清楊定見刊本《忠義水滸全書》、稿本《水滸傳注略》等。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
說唱文學文獻的收藏
鄭振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開風氣之先，有倡導示範之功，對其他研究者產生了較大影響，如趙景深、吳曉玲等，他們都是在鄭振鐸的影響下走上研究說唱文學之路的。他說唱文學方面的藏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其他藏家難以企及的，這是其藏書的特色與精華所在。有論者稱其為“提倡蒐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趙萬里《西諦書目序》）。
《西諦書目》一書在卷五集部下設置曲、彈詞鼓詞、寶卷等子目，其中曲類收錄諸宮調1種，俗曲10種，彈詞、鼓詞類收錄289種，寶卷類收錄91種。其中有不少罕見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廂記》、明彩繪本《目連救母出難地獄生天寶卷》、明嘉靖刊本《藥師本願功德寶卷》等。但因受到戰亂等因素的影響，鄭振鐸所藏說唱文學方面的書籍曾散失、轉讓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彈詞，鼓詞，寶卷及小唱本均喪失無遺。”
明鈔本《錄鬼簿》鄭振鐸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佔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並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繫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29期：張元濟，中國出版界傳奇人物的收藏故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並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
在而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收藏大家】民國藏書第一人：“傻公子”劉承幹）、鐵琴銅劍樓（詳情參閱：大收藏家400期：瞿氏鐵琴銅劍樓，中國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於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於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於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後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佔領上海後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於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並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儘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曆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後失二冊，先後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49期：黃丕烈，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後鄭振鐸這樣說：“這個收穫，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
鄭振鐸與外孫女薩社旗在黃化門家中 攝於一九五六年
陶俑收藏
鄭振鐸蒐集陶俑，是與藏書同時開始的。大約於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幾件精美的陶俑，要價不高便買了下來。後來，為了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查看有關古器物書籍中，多載有古陶俑明器，發現這對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處，便萌生了收集陶俑的念頭。
鄭振鐸購買古籍和當年購買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學的薪水和掙的稿費。儘管在亂世中文物變得相對廉價，但收藏這些陶俑的花費也頗不少。比如說一個唐三彩馬，是黃金12兩，鄭振鐸東拼西湊，也不過10兩，另外還欠了2兩，所幸與賣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來（後來捐贈時，由國家補上欠款）。另外有一樣唐三彩的駱駝，也是十幾兩黃金，鄭振鐸始終沒錢給賣家，但卻議好了價錢，讓賣家千萬別賣給別人，東西還放在賣家那裡，哪天湊齊了款再拿回來。於是，家裡過得更為窘困，靠的是節衣縮食。
鄭振鐸有一次去蘇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發現一樣漢時的陶俑，一時狂喜，傾其所有買了下來。捧著買來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發現自己身在異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留下。後來找到了本地的一位舊友，才解決了回家的路費。類似這樣的事，據說還有過多次。
“鄭振鐸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展示的鄭振鐸捐獻的陶俑
1952年，鄭振鐸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表示願意將收購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獻給故宮。1953年，鄭振鐸將陶俑等文物一批計502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1957年又將所藏雕塑等類文物捐獻給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至於捐贈的過程，當然並不複雜，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證書，畢竟，鄭振鐸是文物局局長，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簽發一張證書，也覺得沒這個必要。他捐獻的這批陶俑上至兩漢，下至宋代，門類齊全，其中有十多件被定為一級文物。
為了緬懷鄭振鐸先生為保護文化遺產所作的貢獻，故宮博物院特從他捐獻的600多件文物中遴選出120餘件，於2004年“五一”節前夕在故宮齋宮舉辦“鄭振鐸捐獻陶俑特展”以示紀念。
國家第一任文物局局長
抗戰時期，鄭振鐸所藏戲曲書籍在戰亂中散失不少，有些則出於“兵燹頻仍，保存不易”的考慮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他曾先後兩次向該圖書館轉讓善本戲曲書籍84種。
鄭振鐸因公殉職後，其夫人高君箴女士即秉承他的遺志，把他的全部藏書捐獻給政府。當時文化部根據家屬意見，指定北京圖書館負責接受這一項收藏。鄭先生所捐古籍多達17224部、94441冊。
褒獎狀
鄭振鐸是一個實在人，他自己覺得文物屬於國家，也動員一些朋友捐贈。比如動員張大千（詳情參閱：【大家】張大千：千金散盡為收藏），將其花500兩黃金收來的五代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等一批國寶級文物低價轉讓給了祖國。
鄭振鐸十分重視海外珍貴文物的迴歸以及對故紙廢書的收集，促成了對陳清華藏宋版古籍的收購及前蘇聯《永樂大典》11冊歸還我國等重要舉措，陳氏藏書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還使有珍貴价值的古書免於遭受紙商 “入鍋化漿”的“廢紙”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選》《金石錄》、明刻本《列國志傳》等。
《永樂大典》
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徵集小組和北海團城文物收購點，陸續將許多文物精品收歸國有。舉世聞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便是在鄭振鐸先生的積極推動下，由國家以35萬港元重金從香港回購的。
在他任文物局局長期間，局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工作人員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裡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原本是極喜愛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觸古玩珍寶的機會，但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這條規矩，還在1997年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頒發的《中國文物、博物館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之一。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處同志與鄭振鐸局長於北海團城合影。前排右起為姚壽璋、羅哲文、陳明達、張珩、鄭振鐸、謝元璐、丁燕貞，後排右起為臧華雲、徐邦達、謝辰生、張金銘、羅福頤、鄭雲回、傅忠謨、張良竹。
鄭振鐸和張珩的交情
鄭振鐸和張珩（張蔥玉，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64期：張蔥玉，億萬資產半付收藏半付賭場）的交情，始於三十年代。經過了一甲子時代的變遷，兩家四代人的延續至今，令人感慨！
鄭先生器重張珩在文物書畫上的專長，視其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畫卷，都要讓張珩過目後再作定奪。鄭先生出於對張珩人格的信任，並不刻意掩飾他的真實身份。在缺少經費時也多次請張珩幫助。張珩也從不探問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賬追還，只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記著“金華來替鄭振鐸借款三千元”，因那時一擔米只有10元錢，他們一家六口，包括傭人，每天吃魚吃肉，一天的菜錢也只要2元錢，3000元是一筆鉅款了。
抗戰初，張珩為了協助鄭先生在淪陷區搶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將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種1611冊，明清歷代曆書200多部都轉售於中央圖書館。並從中協調，動員其大伯（藏書家張芹伯）將上千本“芹圃善本藏書”轉售給了中央圖書館。1947年，鄭先生把張珩收藏的70幅唐宋以來的名畫影印成冊，併為其作序，這就是著名的《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此外還有《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設文物局，鄭振鐸出任局長。他立即邀請張珩赴文物局任職，並親自去車站迎接，還安排他住在他那裡。後來，鄭太太、張太太及徐邦達太太也成了麻將桌上的老友，她們一起在牌桌上度過了幾十個春秋。
鄭振鐸藏書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紀念活動
12月19日，“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展”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展，國家圖書館此次展出包括鄭振鐸先生的手稿、藏書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黨和國家授予的“烈士”證書、原文化部褒獎其捐書之功的“褒獎狀”等在內的70餘件展品，以供觀眾走近這位文化巨匠，感受其愛書、護書、獻書的一生。
“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鄭振鐸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展”
展廳一角
同一日，故宮博物院也舉行了紀念鄭振鐸先生的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