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半年後，他得到一份會計師的工作。問題並沒減輕。他焦慮自責，經常哭。又半年後，出了喬任樑自殺的新聞，劉白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瞞著別人去三甲醫院掛了精神科——他感覺社會對抑鬱症妖魔化，得病有種羞恥感。
看了醫生，狀況往好的方面發展。劉白把藥藏在衣櫃裡，吃了一個月，被媽媽發現了。她很擔心，勸兒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劉白帶媽媽去見了醫生，媽媽給了他更多的關照和寬容。她願意在劉白狀態不好去醫院幫他去開藥，但不願意正面談起兒子的抑鬱症。媽媽無條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學時，家長髮現他看同性小視頻，他遭到了爸爸的質問。隔幾天媽媽跟他說，「以後不準再看那種東西」，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媽媽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取向，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會阻攔。抑鬱症的事也是一樣。
劉白吃了 11 個月的藥，病情還是反覆，大體上兩個月一次：某一週會有 2-3 天情緒低落，行動力很差。那時他會向親密的人發脾氣；有時候起不來床，要向公司請假。但多數時候，他不想因為自己影響工作，甚至訓練自己把情緒留到週五爆發，用週末的時間生病。週日再把狀態調回去，很痛苦。
他詢問過醫生自己什麼時候能痊癒，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劉白對痊癒不抱太大希望了，他決定學會和抑鬱症相處。他自己停了藥，暈了兩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病情還是兩個月左右反覆一次。劉白覺得自己可以接受。不過他對醫療體系有些擔憂：醫院裡有病人的記錄，對於自行停藥的抑鬱症人，卻沒有提示和關注。他覺得這是個問題：「很嚴重的人，不吃藥的就自暴自棄了」。
劉白把病情告訴過戀人，結果不好：「告訴他這個，希望他幫你解決問題，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機率是他達不到你的期望，你會有落差感。」他覺得病情在工作場合更沒必要公開：「你要保護自己，辨別告訴哪些人是不行的，並不是所有領導和同事都會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況，還是需要專業的幫助。」
劉白 1992 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 4 年。他在年初經歷了自己的第一次離職。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請沒有被部門領導及時上報，激怒了老闆。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飯，他被大老闆的電話叫回公司。老闆暴怒，部門領導不敢承認他提前申請了年假。問題從公司流程上升到了個人品質。劉白被罵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賞識他的女領導，她單獨找他談話，還去做了調查。讓他先安心出去玩 劉白情緒激動，坦誠了自己的病情，還出了櫃。說完這兩件事他倍感輕鬆，哭了。女領導承諾和大老闆溝通，減少他的工作任務，不給他太大壓力。他覺得不現實，工作場合被特殊對待並不好。
事實上，年後是離職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自己，不斷加班。一週之後他辭了職。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半年後，他得到一份會計師的工作。問題並沒減輕。他焦慮自責，經常哭。又半年後，出了喬任樑自殺的新聞，劉白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瞞著別人去三甲醫院掛了精神科——他感覺社會對抑鬱症妖魔化，得病有種羞恥感。
看了醫生，狀況往好的方面發展。劉白把藥藏在衣櫃裡，吃了一個月，被媽媽發現了。她很擔心，勸兒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劉白帶媽媽去見了醫生，媽媽給了他更多的關照和寬容。她願意在劉白狀態不好去醫院幫他去開藥，但不願意正面談起兒子的抑鬱症。媽媽無條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學時，家長髮現他看同性小視頻，他遭到了爸爸的質問。隔幾天媽媽跟他說，「以後不準再看那種東西」，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媽媽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取向，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會阻攔。抑鬱症的事也是一樣。
劉白吃了 11 個月的藥，病情還是反覆，大體上兩個月一次：某一週會有 2-3 天情緒低落，行動力很差。那時他會向親密的人發脾氣；有時候起不來床，要向公司請假。但多數時候，他不想因為自己影響工作，甚至訓練自己把情緒留到週五爆發，用週末的時間生病。週日再把狀態調回去，很痛苦。
他詢問過醫生自己什麼時候能痊癒，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劉白對痊癒不抱太大希望了，他決定學會和抑鬱症相處。他自己停了藥，暈了兩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病情還是兩個月左右反覆一次。劉白覺得自己可以接受。不過他對醫療體系有些擔憂：醫院裡有病人的記錄，對於自行停藥的抑鬱症人，卻沒有提示和關注。他覺得這是個問題：「很嚴重的人，不吃藥的就自暴自棄了」。
劉白把病情告訴過戀人，結果不好：「告訴他這個，希望他幫你解決問題，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機率是他達不到你的期望，你會有落差感。」他覺得病情在工作場合更沒必要公開：「你要保護自己，辨別告訴哪些人是不行的，並不是所有領導和同事都會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況，還是需要專業的幫助。」
劉白 1992 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 4 年。他在年初經歷了自己的第一次離職。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請沒有被部門領導及時上報，激怒了老闆。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飯，他被大老闆的電話叫回公司。老闆暴怒，部門領導不敢承認他提前申請了年假。問題從公司流程上升到了個人品質。劉白被罵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賞識他的女領導，她單獨找他談話，還去做了調查。讓他先安心出去玩 劉白情緒激動，坦誠了自己的病情，還出了櫃。說完這兩件事他倍感輕鬆，哭了。女領導承諾和大老闆溝通，減少他的工作任務，不給他太大壓力。他覺得不現實，工作場合被特殊對待並不好。
事實上，年後是離職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自己，不斷加班。一週之後他辭了職。
方言
今年 5 月 2 號，方言在北京安定醫院開了治療抑鬱症的藥。吃藥之前，他寫了一封遺書，包括以下幾點：他愛這個世界，愛現在的女朋友，對不起幾位前女友。以及：某位被處罰的廳級官員是冤枉的——這是他在《財新》當記者時做的最後一個選題。寫遺書的時候距離方言從媒體辭職超過一年，離開媒體的時候選題沒做出來，這是他心裡的一塊大石。
去年年初方言去快手做了 PR。他 29 歲，這是第二次因為抑鬱症而去安定醫院看病。去年 8 月，醫生給他開過抗焦慮的藥，他一直沒吃，對精神科藥物挺抗拒。理性層面，他知道「這個玩意沒有啥，大家都吃，醫生給你開的」。他就是害怕吃完會死。
看病之前，他覺得自己對抑鬱症瞭解得不少：《財新》的記者生病之後，對抑鬱症多年保持關注，出了幾本書，同事們都看；他的前女友就是病人，方言看過很多資料，還陪她去了幾次安定醫院。但他從沒想過自己會生病。
他因為新聞理想入行，大學看了四年《南方週末》。把這份報紙當做照進枯井裡的一束光：「這束光能照亮你，拉著這束光可以往上爬。」2011 年徐州豐縣發生了嚴重的校車事故，方言自己衝到現場和記者一起採訪；去《南方週末》北京站實習，跟著很厲害的特稿記者做 721 大爆炸的調查。畢業之後他去過網易、然後是《新京報》，《財新》。方言的新聞理想是鐵肩擔道義式，「一定要問責政府的」。
在新京報他的狀態已經非常糟了，2015 年就有過輕生的念頭。那時半年做不出稿子，「都快勸退了，領導說你得做東西了」。他做出了一篇報道，寫天通苑地鐵站外的江湖黑幫，獲得了 2015 年的年度調查金獎。選題是 5 月份做的，一直到年底他都做不了事，後半年是很長期的焦慮狀態，價值感喪失，走路的時候會哭出來。他有很多東西想的不明白：「說直白一點，（這個行業）一定有新聞理想，但是一定有個人利益。」理解這個的過程對他衝擊巨大。那年 11 月 11 日晚上，報紙社慶，他吃完飯回家躺在床上睡不著，突然對一切失去慾望，脊背發涼。在《財新》他做了好幾個不錯的選題，找到很多新聞理想。也長期焦慮和抑鬱：客觀部分來自於工作本身，每天關注社會陰暗面，冤案、上訪；個人部分來自情感問題。
在《新京報》和《財新》他都沒想過去尋求醫院的幫助。意識不到自己病了。
去年第一次就醫是因為被分手。親密關係是他一直以來的問題——他特別需要情感關係，但總處理不好倍受折磨。方言看來，原因當中「窮是一個部分」。在《財新》入職的第一天他發現同事都是姑娘，問領導，男的呢？「當時領導說，男的都被丈母孃逼著買房了。」那時他不理解。後來在媒體撐不下去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作內容和情緒問題，第二個是物質的原因：「我為自己規劃的路是去互聯網公司，努力成為一個高管。」到了快手他有了購房能力，買了房。
那次分手之前，他很長時間都在處理買房的事。被迫要和爸爸接觸，原生家庭是他沉重的負擔：「我覺得家就是一個冰窖，在冰窖中每一秒鐘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生活了 20 年。到北京之後，我不停剝離自己和原生家庭的關係。」分手前他已經崩潰了很多次。那次分手就像一塊巨石，「啪的把我砸倒了」，他說。
那段時間方言每天早晨不停的乾嘔，竭盡全力的想挽回感情。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焦慮，而且非常嚴重。看病那天中午他心跳得不對勁。方言諮詢了一個正在治療抑鬱症的朋友，得到答覆：心理諮詢不如去精神科管用。他去安定醫院掛了號。走進醫院大門的時候心情複雜到難以名狀——跟他分手的前女友正在樓上住院。
那次就醫，方言做了 566 道題的明尼蘇達人格測試，得到診斷，有抑鬱傾向。他心裡對自己是否得了病一直不確定。將近一年時間，他看抑鬱症相關的書，堅持做 800 塊錢一次心理諮詢——這筆錢對他不算輕鬆，自己的狀態也不算穩定，但方言覺得效果很好。直到今年 4 月，他又經歷了一次低谷：一到公司就直接躲進儲藏間，不想見人，不想工作。他又去了安定醫院，想確定自己有沒有得過抑鬱症，診斷一下最近的狀態。醫生的診斷是「（抑鬱症）去年已經是中度到重度了，現在必須吃藥」。
他不敢相信，還是排斥。當天回到家，那種感覺又來了：不想出門，什麼都不想幹，焦慮。方言掛了第二天的號，在醫院做了腦電圖，換一個醫生，診斷是一樣的，建議服藥。寫完遺書，他吃了藥。
我們見面的時候，方言已經恢復得很好了。藥的副作用是會困，但他的狀態非常穩定。他健身，規律作息，閱讀冥想。體重從 130 斤降到 110 斤。覺變成一個你以前想做，但是根本做不到的優秀的人。「現在必須要做到，就是迫切的想自救。」
他告訴我，自己最近才意識到的，每個人都在遇到心理問題：「中國這方面非常落後，大家不覺得你有心理問題，只是覺得情緒不好，或者歸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但是事實上並不是。生活是很苦，但你可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和解決方式。」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半年後，他得到一份會計師的工作。問題並沒減輕。他焦慮自責，經常哭。又半年後，出了喬任樑自殺的新聞，劉白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瞞著別人去三甲醫院掛了精神科——他感覺社會對抑鬱症妖魔化，得病有種羞恥感。
看了醫生，狀況往好的方面發展。劉白把藥藏在衣櫃裡，吃了一個月，被媽媽發現了。她很擔心，勸兒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劉白帶媽媽去見了醫生，媽媽給了他更多的關照和寬容。她願意在劉白狀態不好去醫院幫他去開藥，但不願意正面談起兒子的抑鬱症。媽媽無條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學時，家長髮現他看同性小視頻，他遭到了爸爸的質問。隔幾天媽媽跟他說，「以後不準再看那種東西」，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媽媽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取向，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會阻攔。抑鬱症的事也是一樣。
劉白吃了 11 個月的藥，病情還是反覆，大體上兩個月一次：某一週會有 2-3 天情緒低落，行動力很差。那時他會向親密的人發脾氣；有時候起不來床，要向公司請假。但多數時候，他不想因為自己影響工作，甚至訓練自己把情緒留到週五爆發，用週末的時間生病。週日再把狀態調回去，很痛苦。
他詢問過醫生自己什麼時候能痊癒，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劉白對痊癒不抱太大希望了，他決定學會和抑鬱症相處。他自己停了藥，暈了兩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病情還是兩個月左右反覆一次。劉白覺得自己可以接受。不過他對醫療體系有些擔憂：醫院裡有病人的記錄，對於自行停藥的抑鬱症人，卻沒有提示和關注。他覺得這是個問題：「很嚴重的人，不吃藥的就自暴自棄了」。
劉白把病情告訴過戀人，結果不好：「告訴他這個，希望他幫你解決問題，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機率是他達不到你的期望，你會有落差感。」他覺得病情在工作場合更沒必要公開：「你要保護自己，辨別告訴哪些人是不行的，並不是所有領導和同事都會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況，還是需要專業的幫助。」
劉白 1992 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 4 年。他在年初經歷了自己的第一次離職。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請沒有被部門領導及時上報，激怒了老闆。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飯，他被大老闆的電話叫回公司。老闆暴怒，部門領導不敢承認他提前申請了年假。問題從公司流程上升到了個人品質。劉白被罵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賞識他的女領導，她單獨找他談話，還去做了調查。讓他先安心出去玩 劉白情緒激動，坦誠了自己的病情，還出了櫃。說完這兩件事他倍感輕鬆，哭了。女領導承諾和大老闆溝通，減少他的工作任務，不給他太大壓力。他覺得不現實，工作場合被特殊對待並不好。
事實上，年後是離職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自己，不斷加班。一週之後他辭了職。
方言
今年 5 月 2 號，方言在北京安定醫院開了治療抑鬱症的藥。吃藥之前，他寫了一封遺書，包括以下幾點：他愛這個世界，愛現在的女朋友，對不起幾位前女友。以及：某位被處罰的廳級官員是冤枉的——這是他在《財新》當記者時做的最後一個選題。寫遺書的時候距離方言從媒體辭職超過一年，離開媒體的時候選題沒做出來，這是他心裡的一塊大石。
去年年初方言去快手做了 PR。他 29 歲，這是第二次因為抑鬱症而去安定醫院看病。去年 8 月，醫生給他開過抗焦慮的藥，他一直沒吃，對精神科藥物挺抗拒。理性層面，他知道「這個玩意沒有啥，大家都吃，醫生給你開的」。他就是害怕吃完會死。
看病之前，他覺得自己對抑鬱症瞭解得不少：《財新》的記者生病之後，對抑鬱症多年保持關注，出了幾本書，同事們都看；他的前女友就是病人，方言看過很多資料，還陪她去了幾次安定醫院。但他從沒想過自己會生病。
他因為新聞理想入行，大學看了四年《南方週末》。把這份報紙當做照進枯井裡的一束光：「這束光能照亮你，拉著這束光可以往上爬。」2011 年徐州豐縣發生了嚴重的校車事故，方言自己衝到現場和記者一起採訪；去《南方週末》北京站實習，跟著很厲害的特稿記者做 721 大爆炸的調查。畢業之後他去過網易、然後是《新京報》，《財新》。方言的新聞理想是鐵肩擔道義式，「一定要問責政府的」。
在新京報他的狀態已經非常糟了，2015 年就有過輕生的念頭。那時半年做不出稿子，「都快勸退了，領導說你得做東西了」。他做出了一篇報道，寫天通苑地鐵站外的江湖黑幫，獲得了 2015 年的年度調查金獎。選題是 5 月份做的，一直到年底他都做不了事，後半年是很長期的焦慮狀態，價值感喪失，走路的時候會哭出來。他有很多東西想的不明白：「說直白一點，（這個行業）一定有新聞理想，但是一定有個人利益。」理解這個的過程對他衝擊巨大。那年 11 月 11 日晚上，報紙社慶，他吃完飯回家躺在床上睡不著，突然對一切失去慾望，脊背發涼。在《財新》他做了好幾個不錯的選題，找到很多新聞理想。也長期焦慮和抑鬱：客觀部分來自於工作本身，每天關注社會陰暗面，冤案、上訪；個人部分來自情感問題。
在《新京報》和《財新》他都沒想過去尋求醫院的幫助。意識不到自己病了。
去年第一次就醫是因為被分手。親密關係是他一直以來的問題——他特別需要情感關係，但總處理不好倍受折磨。方言看來，原因當中「窮是一個部分」。在《財新》入職的第一天他發現同事都是姑娘，問領導，男的呢？「當時領導說，男的都被丈母孃逼著買房了。」那時他不理解。後來在媒體撐不下去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作內容和情緒問題，第二個是物質的原因：「我為自己規劃的路是去互聯網公司，努力成為一個高管。」到了快手他有了購房能力，買了房。
那次分手之前，他很長時間都在處理買房的事。被迫要和爸爸接觸，原生家庭是他沉重的負擔：「我覺得家就是一個冰窖，在冰窖中每一秒鐘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生活了 20 年。到北京之後，我不停剝離自己和原生家庭的關係。」分手前他已經崩潰了很多次。那次分手就像一塊巨石，「啪的把我砸倒了」，他說。
那段時間方言每天早晨不停的乾嘔，竭盡全力的想挽回感情。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焦慮，而且非常嚴重。看病那天中午他心跳得不對勁。方言諮詢了一個正在治療抑鬱症的朋友，得到答覆：心理諮詢不如去精神科管用。他去安定醫院掛了號。走進醫院大門的時候心情複雜到難以名狀——跟他分手的前女友正在樓上住院。
那次就醫，方言做了 566 道題的明尼蘇達人格測試，得到診斷，有抑鬱傾向。他心裡對自己是否得了病一直不確定。將近一年時間，他看抑鬱症相關的書，堅持做 800 塊錢一次心理諮詢——這筆錢對他不算輕鬆，自己的狀態也不算穩定，但方言覺得效果很好。直到今年 4 月，他又經歷了一次低谷：一到公司就直接躲進儲藏間，不想見人，不想工作。他又去了安定醫院，想確定自己有沒有得過抑鬱症，診斷一下最近的狀態。醫生的診斷是「（抑鬱症）去年已經是中度到重度了，現在必須吃藥」。
他不敢相信，還是排斥。當天回到家，那種感覺又來了：不想出門，什麼都不想幹，焦慮。方言掛了第二天的號，在醫院做了腦電圖，換一個醫生，診斷是一樣的，建議服藥。寫完遺書，他吃了藥。
我們見面的時候，方言已經恢復得很好了。藥的副作用是會困，但他的狀態非常穩定。他健身，規律作息，閱讀冥想。體重從 130 斤降到 110 斤。覺變成一個你以前想做，但是根本做不到的優秀的人。「現在必須要做到，就是迫切的想自救。」
他告訴我，自己最近才意識到的，每個人都在遇到心理問題：「中國這方面非常落後，大家不覺得你有心理問題，只是覺得情緒不好，或者歸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但是事實上並不是。生活是很苦，但你可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和解決方式。」
我去見了心理學教授和精神科醫生
6 月 24 日，我去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拜訪了鍾傑副教授。北大哲學樓一層的陳仲庚臨床心理中心門口貼了幾張打印紙，寫著「免費心理諮詢」。2 層的辦公室裡，他為我解答了一些實際和重要的疑惑。
鍾傑說：「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一生中至少得一次抑鬱症。」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半年後，他得到一份會計師的工作。問題並沒減輕。他焦慮自責，經常哭。又半年後，出了喬任樑自殺的新聞，劉白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瞞著別人去三甲醫院掛了精神科——他感覺社會對抑鬱症妖魔化，得病有種羞恥感。
看了醫生，狀況往好的方面發展。劉白把藥藏在衣櫃裡，吃了一個月，被媽媽發現了。她很擔心，勸兒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劉白帶媽媽去見了醫生，媽媽給了他更多的關照和寬容。她願意在劉白狀態不好去醫院幫他去開藥，但不願意正面談起兒子的抑鬱症。媽媽無條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學時，家長髮現他看同性小視頻，他遭到了爸爸的質問。隔幾天媽媽跟他說，「以後不準再看那種東西」，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媽媽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取向，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會阻攔。抑鬱症的事也是一樣。
劉白吃了 11 個月的藥，病情還是反覆，大體上兩個月一次：某一週會有 2-3 天情緒低落，行動力很差。那時他會向親密的人發脾氣；有時候起不來床，要向公司請假。但多數時候，他不想因為自己影響工作，甚至訓練自己把情緒留到週五爆發，用週末的時間生病。週日再把狀態調回去，很痛苦。
他詢問過醫生自己什麼時候能痊癒，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劉白對痊癒不抱太大希望了，他決定學會和抑鬱症相處。他自己停了藥，暈了兩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病情還是兩個月左右反覆一次。劉白覺得自己可以接受。不過他對醫療體系有些擔憂：醫院裡有病人的記錄，對於自行停藥的抑鬱症人，卻沒有提示和關注。他覺得這是個問題：「很嚴重的人，不吃藥的就自暴自棄了」。
劉白把病情告訴過戀人，結果不好：「告訴他這個，希望他幫你解決問題，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機率是他達不到你的期望，你會有落差感。」他覺得病情在工作場合更沒必要公開：「你要保護自己，辨別告訴哪些人是不行的，並不是所有領導和同事都會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況，還是需要專業的幫助。」
劉白 1992 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 4 年。他在年初經歷了自己的第一次離職。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請沒有被部門領導及時上報，激怒了老闆。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飯，他被大老闆的電話叫回公司。老闆暴怒，部門領導不敢承認他提前申請了年假。問題從公司流程上升到了個人品質。劉白被罵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賞識他的女領導，她單獨找他談話，還去做了調查。讓他先安心出去玩 劉白情緒激動，坦誠了自己的病情，還出了櫃。說完這兩件事他倍感輕鬆，哭了。女領導承諾和大老闆溝通，減少他的工作任務，不給他太大壓力。他覺得不現實，工作場合被特殊對待並不好。
事實上，年後是離職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自己，不斷加班。一週之後他辭了職。
方言
今年 5 月 2 號，方言在北京安定醫院開了治療抑鬱症的藥。吃藥之前，他寫了一封遺書，包括以下幾點：他愛這個世界，愛現在的女朋友，對不起幾位前女友。以及：某位被處罰的廳級官員是冤枉的——這是他在《財新》當記者時做的最後一個選題。寫遺書的時候距離方言從媒體辭職超過一年，離開媒體的時候選題沒做出來，這是他心裡的一塊大石。
去年年初方言去快手做了 PR。他 29 歲，這是第二次因為抑鬱症而去安定醫院看病。去年 8 月，醫生給他開過抗焦慮的藥，他一直沒吃，對精神科藥物挺抗拒。理性層面，他知道「這個玩意沒有啥，大家都吃，醫生給你開的」。他就是害怕吃完會死。
看病之前，他覺得自己對抑鬱症瞭解得不少：《財新》的記者生病之後，對抑鬱症多年保持關注，出了幾本書，同事們都看；他的前女友就是病人，方言看過很多資料，還陪她去了幾次安定醫院。但他從沒想過自己會生病。
他因為新聞理想入行，大學看了四年《南方週末》。把這份報紙當做照進枯井裡的一束光：「這束光能照亮你，拉著這束光可以往上爬。」2011 年徐州豐縣發生了嚴重的校車事故，方言自己衝到現場和記者一起採訪；去《南方週末》北京站實習，跟著很厲害的特稿記者做 721 大爆炸的調查。畢業之後他去過網易、然後是《新京報》，《財新》。方言的新聞理想是鐵肩擔道義式，「一定要問責政府的」。
在新京報他的狀態已經非常糟了，2015 年就有過輕生的念頭。那時半年做不出稿子，「都快勸退了，領導說你得做東西了」。他做出了一篇報道，寫天通苑地鐵站外的江湖黑幫，獲得了 2015 年的年度調查金獎。選題是 5 月份做的，一直到年底他都做不了事，後半年是很長期的焦慮狀態，價值感喪失，走路的時候會哭出來。他有很多東西想的不明白：「說直白一點，（這個行業）一定有新聞理想，但是一定有個人利益。」理解這個的過程對他衝擊巨大。那年 11 月 11 日晚上，報紙社慶，他吃完飯回家躺在床上睡不著，突然對一切失去慾望，脊背發涼。在《財新》他做了好幾個不錯的選題，找到很多新聞理想。也長期焦慮和抑鬱：客觀部分來自於工作本身，每天關注社會陰暗面，冤案、上訪；個人部分來自情感問題。
在《新京報》和《財新》他都沒想過去尋求醫院的幫助。意識不到自己病了。
去年第一次就醫是因為被分手。親密關係是他一直以來的問題——他特別需要情感關係，但總處理不好倍受折磨。方言看來，原因當中「窮是一個部分」。在《財新》入職的第一天他發現同事都是姑娘，問領導，男的呢？「當時領導說，男的都被丈母孃逼著買房了。」那時他不理解。後來在媒體撐不下去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作內容和情緒問題，第二個是物質的原因：「我為自己規劃的路是去互聯網公司，努力成為一個高管。」到了快手他有了購房能力，買了房。
那次分手之前，他很長時間都在處理買房的事。被迫要和爸爸接觸，原生家庭是他沉重的負擔：「我覺得家就是一個冰窖，在冰窖中每一秒鐘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生活了 20 年。到北京之後，我不停剝離自己和原生家庭的關係。」分手前他已經崩潰了很多次。那次分手就像一塊巨石，「啪的把我砸倒了」，他說。
那段時間方言每天早晨不停的乾嘔，竭盡全力的想挽回感情。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焦慮，而且非常嚴重。看病那天中午他心跳得不對勁。方言諮詢了一個正在治療抑鬱症的朋友，得到答覆：心理諮詢不如去精神科管用。他去安定醫院掛了號。走進醫院大門的時候心情複雜到難以名狀——跟他分手的前女友正在樓上住院。
那次就醫，方言做了 566 道題的明尼蘇達人格測試，得到診斷，有抑鬱傾向。他心裡對自己是否得了病一直不確定。將近一年時間，他看抑鬱症相關的書，堅持做 800 塊錢一次心理諮詢——這筆錢對他不算輕鬆，自己的狀態也不算穩定，但方言覺得效果很好。直到今年 4 月，他又經歷了一次低谷：一到公司就直接躲進儲藏間，不想見人，不想工作。他又去了安定醫院，想確定自己有沒有得過抑鬱症，診斷一下最近的狀態。醫生的診斷是「（抑鬱症）去年已經是中度到重度了，現在必須吃藥」。
他不敢相信，還是排斥。當天回到家，那種感覺又來了：不想出門，什麼都不想幹，焦慮。方言掛了第二天的號，在醫院做了腦電圖，換一個醫生，診斷是一樣的，建議服藥。寫完遺書，他吃了藥。
我們見面的時候，方言已經恢復得很好了。藥的副作用是會困，但他的狀態非常穩定。他健身，規律作息，閱讀冥想。體重從 130 斤降到 110 斤。覺變成一個你以前想做，但是根本做不到的優秀的人。「現在必須要做到，就是迫切的想自救。」
他告訴我，自己最近才意識到的，每個人都在遇到心理問題：「中國這方面非常落後，大家不覺得你有心理問題，只是覺得情緒不好，或者歸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但是事實上並不是。生活是很苦，但你可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和解決方式。」
我去見了心理學教授和精神科醫生
6 月 24 日，我去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拜訪了鍾傑副教授。北大哲學樓一層的陳仲庚臨床心理中心門口貼了幾張打印紙，寫著「免費心理諮詢」。2 層的辦公室裡，他為我解答了一些實際和重要的疑惑。
鍾傑說：「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一生中至少得一次抑鬱症。」
心理學層面，易患抑鬱症的高危人群有以下特點：情緒易感性（遺傳與早期環境交互作用造成）、缺少社會支持、在不良的虐待性環境中長大。虐待環境包括情感忽視、身體虐待和性虐待。
因抑鬱症狀造成以下任何一項社會功能受到傷害的人建議就醫，包括：第一，能否很好的建立親密關係（love well）；第二，能否很好的處理人際關係（play well）；第三，能否很好的工作或者學習（work well）。
抑鬱症是精神疾病。有研究表明，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有交互作用，可以更好治療抑鬱症。國內心理諮詢市場無序混亂，普通人很難判定諮詢師資質。他建議選擇在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註冊工作委員會登記註冊的心理師。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陳仲庚臨床心理中心設有免費心理諮詢，對公眾開放。由學院臨床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提供諮詢。北京師範大學也有類似項目。
最重要的，鍾傑告訴我：「多數抑鬱症是可以治好的，這是肯定的」。
6 月 28 日，我去北京安定醫院見王鵬飛，他是抑鬱症治療中心的住院醫師。他告訴我，北京有三家三級甲等的精神專科醫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和回龍觀醫院：「就是精神病院，說白了。」
北京安定醫院設施嶄新，相比其他三甲醫院，病人擁擠程度低了不少。在抑鬱症治療中心，醫生的辦公室隱匿在病區內，需要刷卡入內：穿過寬敞的病人活動區，醫生辦公室排列在狹窄的過道兩側。小陽臺上養著不少多肉。
王鵬飛說：「老百姓精神病院的印象都給（影視）誤導了。甚至我們很多同行，不瞭解精神科的都覺得我們這兒很可怕。」採訪中，我的困惑基本得到了解答。他告訴我：抑鬱症是精神科疾病，核心症狀是持續顯著的心情低、興趣減退、精力體力下降。還會產生情感、認知和軀體症狀。精神科醫生對抑鬱症的確診條件是病人出現三條核心症狀，持續時間達到兩週。
抑鬱症的典型症狀包括體重下降、失眠或者早醒，自信心下降，比如自責、自卑，產生自殺傾向。在此之外，一些人病狀的表現是心慌、頭疼，肌肉痠疼，或者胃腸道不舒服；有些病人認知能力下降，導致工作能力減退。現在，這是醫生關注和改善的重點。
精神科醫生把抑鬱症的治療劃分三個階段：急性期指病發後症狀嚴重的階段，一般是病程的第 1-2 個月；鞏固期指治療後，大部分症狀得到改善的階段；維持期病人症狀基本消失，恢復到病前狀態。一般來說，急性期的治療持續六到八週；鞏固期藥量不變，持續四到九個月；維持期，病人已經恢復，醫生會建議繼續服藥一年到三年。
抑鬱症患者自行停藥的概率很大。原因包括：病人對精神科藥物的牴觸，和羞恥感；對藥物副作用的擔心。事實上，藥物的副作用一般會出現在服藥吃前兩週。目前臨床常用的是新型抗抑鬱藥物，副作用很低，而且抗抑鬱的藥物沒有成癮性。
抑鬱症是高復發風險的疾病，治療時機和愈後存在關係密切。「越早治療，治療效果越好，愈後和復發的風險更低。」首發患者在維持期堅持用藥一年，對於降低復發風險意義很大。反覆發作三次以上的，醫生會建議長期用藥。
患病人群中，女性和男性比例約為 2：1。根據大量調查、追蹤、隨訪顯示，新型（SSRls 類）抗抑鬱藥安全性很高，服用抗抑鬱藥物對新生兒的影響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明確關係。越來越多的醫生開始傾向於把治療放在第一位，建議病人在孕期哺乳期繼續服藥。
北京在讀大學生有公費醫療。對於自費患者，北京安定醫院的掛號費用 50 塊元起，初診病理篩查一般不超過 1000 塊錢。使用新型的抗抑鬱藥物的病人，一個月的費用一般不超過 1000 元。
然後，王鵬飛也跟我說了那句話：「抑鬱症是可以治癒的」。
注：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中患者均為化名。
本文中涉及的任何醫學專業知識，包括但不限於醫療概念、診斷方法、用藥建議等，僅供參考，不能作為診斷依據、治療方案等使用。
原文刊載於 fine 雜誌 2019 年第 2 期
ONE實驗室 （ID：oneinlab）授權聯合發佈
抑鬱症可以擊垮精神和肉體，某些層面上，它是被汙名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事情。面對疾病，你是那個能痊癒的人嗎？你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嗎？2019 年 6 月，《時尚先生 fine》在北京、成都、武漢三地，尋訪了 4 段人與抑鬱症相處的經歷。故事來自 1990 年-1997 年出生的年輕人。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受自己的方式，有人的問題至今無解——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重要的是，仍然有些人沒有放棄尋找。在這些時候，抑鬱的年輕人也是閃閃發光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8 年得出的數據，全球有超過 3 億名患者。佔總人口的 4.2%。其中，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了 5400 萬名。同時，前不久佔據了微博熱搜第二名的話題——「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又在傳遞出一種明確的信息：抑鬱症正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約有 1/4 的中國大學生表示有或有過抑鬱症症狀。
抑鬱症，一個現下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但卻很有人真正瞭解它。如果從專業精神分析的角度，抑鬱症的定義可以非常複雜。但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它也可以很簡單：抑鬱指的是心情低落的狀態，試著放鬆一下，做一些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一般就可以走出這種低落和消沉。但如果靠自己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便是抑鬱症。
但也正是因為抑鬱症總是和情緒二字難以分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所謂抑鬱症，不過是一時的鑽牛角尖和脆弱。但事實卻是抑鬱症並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情緒波動，或是面對變化產生的短暫情緒反應，它有著和其他疾病一樣的完整的病理過程，並伴隨著極高的自殺率。現如今，抑鬱症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也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在形容困擾自己近乎終生的抑鬱症時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狗是人類的夥伴，對於患者而言，抑鬱症正是像這樣的一個黑色影子，它同時又有著來自動物本能中的攻擊性，但同時又不會一次置人於死地，它就躲在一個角落，在不經意間撲向你。
在這次討論抑鬱症的專題中，我們將視角關注於年輕群體。來自學業、工作、感情、家庭等種種因素的變化，讓他們時刻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中。或許就會在一瞬間，極度消沉的情緒、無法自拔的痛苦就會冷不防給予他們沉重一擊，讓他們被某種陰影窮追爛打——因為完全的黑暗或許並不可怕，而是那一點光亮做造成的陰影，一個可怕的陰影使人害怕。
同時，我們不試圖在這裡向大眾科普治療標準和手段，我們更想讓作為讀者的你，可以試著拋去一直以來對抑鬱症或一切精神疾病的偏見；同樣，如果從文章出現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拋棄困擾已久的病恥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相同的人，相信身邊一直有可以求助的途徑，相信如果生活的信仰選擇對你背過身去，你最終可以勇敢向前一步，和它當面講清楚。
文越
( 01 )
6 月 14 號，文越約我到華西醫院第二門診部見面。這是醫院的心理衛生中心，她帶我去看住院環境。
文越過去在 9 層住院，護士站每週五一次病理宣傳課，我們去的那天剛好是週五，護士舉著麥克風講遵醫囑的重要性「一定不要自己停藥」。病人搬著小板凳來聽，有站有坐，穿常服，看上去大都閒適。文越告訴我，8 層住著精神分裂的病人。樓道的門上著鎖，透過小窗，裡邊是空蕩蕩的走廊和門邊的鐵欄杆。
我們坐電梯下樓時，她突然說：「如果說我人生裡最美好的時光，住院的半個月一定算一段。」然後我們去藥店買藥，前一晚下了雨，6 月的成都溼漉漉的。
文越 24 歲，職業身份是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員。她很白，杏核眼，凌亂的黑長髮配深色口紅，有藝術氣質，但太瘦了。長外套掛在她身上，走起路來一蕩一蕩。這是她因為抑鬱症就醫的第兩年零 14 天。她病得挺重，第一次去醫院就被要求入院。
華西醫院是成都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也是文越為了治病換的第三個地方。她講起住院的經歷：入院病人必須有人陪床，初戀每天都陪在身邊。那 15 天生活安穩、作息規律，他們下樓散步，偷偷回家遛狗。文越稍有情緒波動馬上就能得到醫護人員的關心，身邊的人全跟她一樣，一點都不孤獨。成都的夏天很熱，記憶中，醫院空調吹出的涼風都那麼舒爽。
文越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是 4 年前的事。那時她在四川音樂學院學播音主持，正為留學做準備。每個週末坐校車去學英語。2015 年 4 月 5 號那晚，回學校的路上，她靠在校車的玻璃窗上哭了，第一次覺得自己肯定病了。因為一切都好：她不愁錢用、在為夢想努力、長得漂亮有人喜歡，還在學校考過第一名。
4 年後的晚上，我們歪在她家的沙發上，她翻到那天寫的紀錄，一條一條讀給我聽：
一，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
二，我不想面對這個世界，不想被別人看見，也不想看見別人。
三，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但是心裡面空虛的非常難受，拖延的非常嚴重。不想睡覺，不想洗澡，不想幹任何日常簡單的事情。
五，心裡堵。
六，全身無力。
七，就算最親近的人在身邊，也感覺到自己非常孤獨。
……
十四，家族病史，大舅雙重性格，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自殘，還要跳樓。小姨抑鬱症十多年。媽媽、婆婆脾氣暴躁，還有一個姑姑也是抑鬱症。
十五，看到別人確診抑鬱症的症狀，自己都有。痛苦的哭了。
……
十八，無法告訴別人我的內心有多痛苦，我的生活有多痛苦，我說了他們都覺得我年紀輕輕矯情。
她有家族病史。小時候聽說抑鬱症，小姨就是病人。那個年代，外婆對小姨的鼓勵是：既然心理上的病，那就用毅力去克服。小姨的病被耽誤了，至今需要長期服藥。她沒辦法工作，也沒有生育。
文越大概知道病的起因在哪裡：她從貴州考到成都念大學，住不慣宿舍，不顧爸媽反對出去租房。作為懲罰，媽媽安排外公外婆搬來和她同住。狀態是從那時開始下滑的：外婆用滴下來的水給她洗衣服、熟記課程表催促她放學按時回家……文越覺得這根本不是大學生活。她想象自己成家之前都要和祖輩同住，她壓抑極了，天天哭。
她想讓外公外婆離開，父母把這看得特別嚴重。小時候文越特別依賴爸爸，在紙上算她和爸爸的年齡：她 18，爸爸 49；她 19，爸爸 50；寫到她 29 歲，爸爸 60 歲的時候就開始哭。那個階段爸爸發短信罵她「道德淪喪，沒有良知」；媽媽打來電話吵架，要和她斷絕關係。文越氣得全身麻痺。外公外婆離開了，但她心裡涼了一截：累，沒精力學習。她想去國外追求藝術夢，部分原因是逃離家人。
2019 年，我們見面的時候，文越住在成都高檔小區，開一臺白色的沃爾沃。她沒缺過錢。我她問：「寫完這些之後，你去就醫了嗎？」
「沒有。我查了價格，想了解一下心理醫生。五百塊錢半小時。不是我出不起這個錢，也不是我家出不起，我就覺得捨不得用這個錢。難受一下，不至於，不至於。」她說。
看病的路沒走通，後來她看《大演說家》，一位女作家說自己得了抑鬱症，治好了。她馬上給女作家發微博私信。等了三天，沒有回覆。現在想起這個她還是激動：「我真的快捱不住了，可是他媽的她不回我，我記到現在。因為我很痛苦才去懇求她的。」
她不是怪作家，但當時到處找出口，條條路都走不通。
( 02 )
文越去就醫是幾年後的事了。大學畢業，她到英國雷丁大學留學，半年後就退學了——她什麼都學不進去，只感覺痛苦和孤獨。因為需要陪伴，她和一個追她到英國的男孩交往了。這是她的初戀。
因為退學，文越和父母的關係再度惡化。回國之後，媽媽嫌丟人，不許她回家鄉。爸媽不再為她支付生活費。文越花積蓄買了一個小公寓，每天守著初戀。她還是不快樂，覺得自己脾氣怪，而且生活糟透了：她失去了家庭的依靠，失去了追求多年的學業，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唯一精神支柱就是初戀。
幾個月後，男友回學校答辯沒再回來，跟她提了分手。「咔」，那根絃斷了。
接到分手的電話，文越兩天吃不下東西。朋友給她買冰淇淋，巧克力化到胳膊上她都不知道，朋友給她洗手，擦臉，晚上領她回自己家住。晚上文越睡不著，一直掉眼淚。熬到早上五點，她喘不上氣，床旁邊是窗，她想跳下去，又怕害了別人。朋友帶她去了省人民醫院，她一路喘息，候診區前排的人都回過頭看她。
看完醫生，文越得到一張入院單：病人文越，病症抑鬱症，入院。
她接受不了，拒絕了。讓朋友給初戀打電話，懇求男友回來再見一次面。男友回覆讓朋友通知她的父母。那時文越和家人的關係糟透了，接通媽媽的電話，文越強撐著裝作沒事：「媽，我很好，我沒事。」
她在醫院開了藥，去朋友家住到男友回來。文越幾天來第一次洗了澡，化了妝，穿上漂亮的裙子去機場接他。男友只在成都停留了一天。送機之後，文越精神恍惚。回到家，給媽媽打了電話：
「媽媽。」
「哎，寶貝，我在。」
「我有點好累啊。」
「媽媽知道，媽媽知道，你要不要媽媽？」
「好啊，你過來吧。」
「好，好。」
「媽媽頓了一會，小心的問：爸爸也想過去，可以嗎？」
「爸爸不用上班嗎？」
「不上，不上。」
「好，你們都來吧。」
在醫院通過話之後，媽媽從沒聯繫過她。文越知道媽媽的痛苦和後悔，她不敢刺激自己。辦留學手續的時候，大舅在服用精神科藥物，要媽媽去成都時帶自己看病，他的要求沒被重視。後來舅舅跳樓自殺了，媽媽一直難以原諒自己。
這通電話之後，因為她的病，所有家庭矛盾都不存在了。爸媽連夜坐車去其他城市的機場，飛到成都，帶她去北京治病。他們在小姨家住了兩個月，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大夫是幫小姨治療十多年的知名專家。
那幾個月文越瘦得厲害，朋友圈的自拍裡仍然妝容精緻，穿著漂亮的裙子旅遊、逛街。只有一張，一半臉埋在陰影裡，眼裡有淚光，配文是「病」。她最痛苦時候發朋友圈，是個表情包連發：第一張圖，一個人坐在懸崖邊，下邊寫「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最後一張圖，一個胖子對著崖邊的人飛踹，兩人身上分別寫著「life」和「me」。輕鬆幽默。
她不敢發嚴肅的東西。在北京的兩個月她沒力氣洗澡，一頓飯就吃一個餃子。每天最大的事情是起床，她躺在床上狂哭，喊「媽」。媽媽看著她哭，說「會好的」，摸摸她的手。她已經分不清自己是生理還是心理的疼痛，哭喊的臺詞至今記得很清楚：媽我不要活，你放我去死。媽媽我求求你，你給我一針，我太難受了。
見面那天晚上，文越給我學當時的慘狀：她倒在沙發上，手抓向空氣，好像要拽住什麼把自己拉起來，隨後迸發出哭喊。很猙獰。然後她停住了：「我怕形象不好。」我沒忍住笑了。她也笑：「我吃藥這兩年快樂多了，快樂似神仙。」她給我看臺歷：每天都畫著 3 個勾，那是按時服藥的記錄。她吃碳酸鋰、百憂解和安眠藥思瑞康。文越還給我講生病的好處：吃完安眠藥手機拿都拿不穩，可以自如控制睡眠。另一個好處是瘦，患病之後她體重輕了 30 斤。她身高 1 米 66，最瘦時 82 斤。
文越把病情好轉歸功於住院。從北京回到成都，她整個人是毛躁的，白天不停的約人玩；晚上回家跟媽媽狂哭：「我覺得我今天表現的很不好，我為什麼要這麼興奮」。轉診到華西醫院，她換了幾個醫生，是「學科帶頭人」級別，醫生建議她接受系統治療。2018 年，她在華西醫院住了院，診斷是「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目前為混合發作」。
她和男友複合過。出院之後文越渴望工作，在留學機構上過半個月班。因為不適應辭了職。她很受打擊，怕自己跟小姨一樣：小姨不能工作，那時離了婚，沒有自己的生活。
去年 12 月，她再度分手，病情反覆。文越全身發抖，疼痛，痛苦到拍牆狂哭。走出來的原因是陷入了另一段戀情，對情感的依賴至今是文越的困擾。另一個困擾是她想有一份真正的事業，可以負擔自己的生活。
抑鬱症讓她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思考人和社會的、家庭的關係：「得病之前，媽對我有很多期望。現在她覺得（我）開心就好。她害怕我變成第二個小姨，更怕我變成第二個舅舅。」抑鬱症拉近了她和父母的關係。
如果沒有生病，她出身中產，在海外讀完電影可能擁有不同的人生。現在的工作不會帶來落差嗎？
文越這麼說：「爸媽和朋友們有時會覺得，你文越就做銷售嗎？奢侈品銷售還好聽點，我媽媽覺得是服裝店賣衣服，很不好聽。可是我為什麼要去對比 15 歲就已經成功的某某某呢？我可以對比一下我小姨。我是這個家庭出來的，我比她努力的在和自己和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著。」
趙恆
高考結束，父母給趙恆買了第一臺手機。趙恆想離開自己的家。他下載了同性交友軟件，三天沒回家，住在一個警察那裡。他有了第一次性經歷，警察的妻子不在，床頭掛著夫妻合照。
2019 年 6 月 23 號，我和趙恆在咖啡館裡談他的抑鬱症。故事從大一開始，可追溯到原生家庭。趙恆今年讀大三，短髮，黑框眼鏡，質樸的學生氣。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講起這些，他和我都興致勃勃。生活對他太壞了。以至我後來想起我們談論這些時的親密和坦誠，感到不可思議。
趙恆告訴我，他考前一直沒有手機，過去的人生主題只有兩個，學習和打遊戲。媽媽說，考個好大學以後再也不管他了。他跟爸爸關係特別不好，記憶中父母總是吵架，媽媽每天都和他抱在一起哭。他高考成績不理想，為了不復讀天天跟父母吵架。他想跟家庭決裂。那三天裡，媽媽求趙恆回家。他回：「你承諾過你不管我了」。
後來趙恆讀了中央財經大學。他的老家是哈爾濱附近的貧困縣，有優待招生政策，但專業只能選擇勞動與社會保障。大學生活對他衝擊很大：他在家連襪子都沒洗過，現在要自己生活；以前從來不跟別人聊天，在學校裡要學著跟人接觸，參加社團。他還單戀上一個同學。趙恆特別想人聊天，去看來學校的心理醫生，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他們聊了同性戀的問題，他感覺沒什麼用。
那年趙恆在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學長，他們出去開房。學長拿出一種叫 G 點液的藥，說這個很好用，讓趙恆相信他。
用藥的後果非常嚴重：肌肉鬆弛，致幻。趙恆的世界分成了四個相同的視窗，過度飽和，特別明亮。他告訴我，那天晚上脖子以下沒有感覺，說話的只一個開頭重複十幾遍。第二天醒來，他在浴室洗了一個小時冷水澡，逐漸能正常看東西。昨晚的記憶只剩幾個碎片：他扇自己嘴巴，在床上打滾；非常依戀對方，抱著學長說糊話；晚上他們出去吃飯，他故意把湯打碎，所有服務員都看他們，學長帶著他走出去，在地上撿了一個玩偶。
他不知道那些記憶是不是幻覺。直到從浴室回到房間，他看到那個玩偶擺在桌子上。
現在趙恆關於那個學期的記憶也只剩這一件事。後來他才知道，藥的正常用量是 1/4-1/2 支，他們用了兩支。學長拉黑了他，趙恆不知所措，把事情跟兩個同學說了，他們有點同情。大二上學期，趙恆把那晚的經歷寫成小說，在一本地下雜誌上發表。學校有很多人看到，學長出國了。
事情還是過不去。他暴飲暴食、失眠，因為作息和室友相處不快。趙恆又找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這次情況嚴重，醫生給他做了一學期的心理諮詢。趙恆的情緒還是沒有好轉。
問題還能變得更糟。一天傍晚，他想跳樓，第二天上午去找了諮詢師，得到答覆，他需要的治療和幫助學校提供不了。午飯後，學校的輔導員找他散步，她告訴趙恆，他的媽媽明天到學校，校方帶他去就醫。
趙恆有點驚慌，這件事情他不想讓媽媽知道。輔導員還說：一般來說學生有自殺的想法，學校應該建議休學。「但我覺得你可能沒那麼嚴重，先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輔導員說話很委婉。但沒能減少對趙恆造成的衝擊。
高考前，他就決定和家庭的決裂。起因是去北京大學參加自主招生，經濟拮据，一家三口跑了很多地方，找允許三人同住一間的旅店。趙恆難以忍受，覺得這是窮人的不體面。當晚他和爸爸大吵一架，爸爸扇自己巴掌，說想拿刀捅死他。趙恆跟媽媽說這輩子絕不回家。媽媽在兩個人之間跪下，求他順從爸爸。
一學期的心理諮詢之後，他對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淡了。媽媽為了看病的事和他通話，她幾十年沒有獨自坐車去陌生的地方了，說了幾遍想讓爸爸來北京。趙恆非常威脅她，要她一定自己來。
媽媽來了，輔導員帶母子倆去安定醫院。趙恆隱約知道自己是抑鬱症。爸爸年輕時也因為這個病在北京看過醫生。他情緒一直不穩定。小時候輔導趙恆功課，方程式聽不懂就把他的頭撞在冰箱上，罵趙恆是廢物；愛他的時候又什麼都不讓他幹，有一點錢就想給他花。
到了醫院，趙恆的印象裡，指定的醫生穿白大褂戴口罩，坐在診室角落。用帶轉角的桌子把自己圍起來，一直敲電腦。門打開的時候在樓道候診的病人突然湧進去，擠滿房間。人們同時訴說著自己的病情。大聲的、焦慮的、精神狀態明顯異常。醫生嚴厲呵斥他們，根本顧不上他。
趙恆嚇傻了，一直忘不掉那個場景。他不想看了，輔導員重新掛號換了一個醫生，得到診斷，他是中到重度抑鬱。問診的時候，對於「有沒有食慾下降，體重暴瘦」這類症狀，趙恆都沒有。他有點臉紅，感覺自己沒事找事。
另一個診斷是他缺少社會性支持。醫生的判斷很對：他初中了跳級，同學們發育成熟一點，經常在體育課上扒掉他的褲子躲到角落裡嘲笑。趙恆上高中那年，爸爸在深圳經商破產，全家回了老家。那裡環境閉塞，他聽英文歌、在電視上看電影，讀小說，沒有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同學離他遠遠的。他沒什麼朋友。直到大學。
看完病，趙恆拿到一盒藥，奧沙西泮片。醫囑是有自殺的念頭就吃一片。
他很感謝輔導員，她同情自己，雖然能做的有限。整個過程裡，媽媽一臉焦慮。因為支付不起的賓館費用，她只能留在北京陪兒子一天。跟輔導員分開之後，她囑咐趙恆：你一定要掩蓋這個病，不然學校會讓你休學，咱們大學就白唸了。你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賺錢養活家裡？
趙恆又驚又怒，但不是不能理解。媽媽是小學文化的家庭主婦，一向懦弱。她年輕的時候得過骨瘤，因此被評定為二級殘疾，胳膊上有巨大的傷疤，每年都以此幫他申請補助。她辦好全套手續，把材料寄給他，趙恆只需要去學校蓋一個章，就可以領取 1500 元/學期的補助金。他感覺媽媽的身體狀況基本正常，她卻把這當成便利條件。趙恆不願意領這筆錢，這讓他憤怒。但這是媽媽堅持為兒子做的事情。
媽媽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趙恆想起老家有個大他兩屆的男生考上了清華，後來家鄉有傳聞，這個男生因為抑鬱症從清華休學了。所有人拿這個當個笑話，意思是：你看，就算再聰明考了清華，還不是廢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趙恆吃過兩次藥。都是在想自殺的時候。藥有橘黃色的塑封，裡邊是白色的藥片，很小，不苦。吃完真的會變冷靜。他兩年沒做過心理諮詢了，因為對心裡諮詢師喪失了信任，也沒去安定醫院看過病。他告訴我，看病之後兩週，自己情緒很糟糕，在微信上跟媽媽出櫃了。媽媽的反應超出了他對家庭婦女的理解。她說：只要你能幸福開心地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以後做什麼，開心地活下去。
我問他為什麼沒再去醫院，「我受不了那種凌辱。」他說。他為通過學校就醫的興師動眾而自責。自己去看病他很擔心錢的問題。
現在，他給獨立雜誌寫小說，給手遊寫背景故事，追文學夢，賺錢。趙恆告訴我，他渴望得到關注，渴望交流。被人稱讚小說寫得很好是最驕傲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小說裡的經歷對你另眼相待呢？我問。「這是中性的。」他說。「那什麼才是負面反饋？」我問。「說你寫得很垃圾。這是負面。」趙恆告訴我，這個想法從他開始寫東西直到現在，從沒變過。
「我發現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發洩這種痛苦，我創作欲特別強，寫了好多東西。我把精力放在寫東西還有性上面。」他這麼說。
劉白
劉白是那種選擇不對外公開病情的人。「你生病了但是不能說出來，這是一種壓力嗎？」我問他。劉白說不是：「因為我是 gay 啊。」
劉白 27 歲，是個很白淨的男孩。6 月 15 號，我們見面那天他穿著 polo 衫搭配棒球帽，背一個雙肩包。這符合我對會計師這類職業的想象：一個斯文有禮，有點守舊的年輕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取向原因，生活裡本身就有很多東西需要一個人承擔。這種隱匿和獨自承受已經不太會影響他的心情：「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知道解決的方式就可以了。」
他從湖北經濟學院畢業之後，有半年時間沒找到滿意的工作。起初他感覺自己情緒不好，後來覺得腦子出了問題：劉白一直作息規律，那段時間晚上失眠，白天嗜睡，每天中午才起床；他沒食慾，餓到實在受不了才吃飯。
媽媽很擔心，做好了飯哄他去吃。劉白是武漢人，平時住在家裡，沒有房租壓力，也沒有家人的催促。壓力是自己給的。
半年後，他得到一份會計師的工作。問題並沒減輕。他焦慮自責，經常哭。又半年後，出了喬任樑自殺的新聞，劉白意識到自己可能病了。他瞞著別人去三甲醫院掛了精神科——他感覺社會對抑鬱症妖魔化，得病有種羞恥感。
看了醫生，狀況往好的方面發展。劉白把藥藏在衣櫃裡，吃了一個月，被媽媽發現了。她很擔心，勸兒子不要吃精神科的藥物。
劉白帶媽媽去見了醫生，媽媽給了他更多的關照和寬容。她願意在劉白狀態不好去醫院幫他去開藥，但不願意正面談起兒子的抑鬱症。媽媽無條件的支持是他一生都在享受的福利。中學時，家長髮現他看同性小視頻，他遭到了爸爸的質問。隔幾天媽媽跟他說，「以後不準再看那種東西」，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他至今不知道媽媽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取向，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會阻攔。抑鬱症的事也是一樣。
劉白吃了 11 個月的藥，病情還是反覆，大體上兩個月一次：某一週會有 2-3 天情緒低落，行動力很差。那時他會向親密的人發脾氣；有時候起不來床，要向公司請假。但多數時候，他不想因為自己影響工作，甚至訓練自己把情緒留到週五爆發，用週末的時間生病。週日再把狀態調回去，很痛苦。
他詢問過醫生自己什麼時候能痊癒，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劉白對痊癒不抱太大希望了，他決定學會和抑鬱症相處。他自己停了藥，暈了兩天。
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病情還是兩個月左右反覆一次。劉白覺得自己可以接受。不過他對醫療體系有些擔憂：醫院裡有病人的記錄，對於自行停藥的抑鬱症人，卻沒有提示和關注。他覺得這是個問題：「很嚴重的人，不吃藥的就自暴自棄了」。
劉白把病情告訴過戀人，結果不好：「告訴他這個，希望他幫你解決問題，或者希望他理解你。大機率是他達不到你的期望，你會有落差感。」他覺得病情在工作場合更沒必要公開：「你要保護自己，辨別告訴哪些人是不行的，並不是所有領導和同事都會理解。到了受不了的情況，還是需要專業的幫助。」
劉白 1992 年生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 4 年。他在年初經歷了自己的第一次離職。起因是休年假的申請沒有被部門領導及時上報，激怒了老闆。去年年末，跟同事吃完年飯，他被大老闆的電話叫回公司。老闆暴怒，部門領導不敢承認他提前申請了年假。問題從公司流程上升到了個人品質。劉白被罵懵了。
公司二把手是一位賞識他的女領導，她單獨找他談話，還去做了調查。讓他先安心出去玩 劉白情緒激動，坦誠了自己的病情，還出了櫃。說完這兩件事他倍感輕鬆，哭了。女領導承諾和大老闆溝通，減少他的工作任務，不給他太大壓力。他覺得不現實，工作場合被特殊對待並不好。
事實上，年後是離職高峰，他回到公司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自己，不斷加班。一週之後他辭了職。
方言
今年 5 月 2 號，方言在北京安定醫院開了治療抑鬱症的藥。吃藥之前，他寫了一封遺書，包括以下幾點：他愛這個世界，愛現在的女朋友，對不起幾位前女友。以及：某位被處罰的廳級官員是冤枉的——這是他在《財新》當記者時做的最後一個選題。寫遺書的時候距離方言從媒體辭職超過一年，離開媒體的時候選題沒做出來，這是他心裡的一塊大石。
去年年初方言去快手做了 PR。他 29 歲，這是第二次因為抑鬱症而去安定醫院看病。去年 8 月，醫生給他開過抗焦慮的藥，他一直沒吃，對精神科藥物挺抗拒。理性層面，他知道「這個玩意沒有啥，大家都吃，醫生給你開的」。他就是害怕吃完會死。
看病之前，他覺得自己對抑鬱症瞭解得不少：《財新》的記者生病之後，對抑鬱症多年保持關注，出了幾本書，同事們都看；他的前女友就是病人，方言看過很多資料，還陪她去了幾次安定醫院。但他從沒想過自己會生病。
他因為新聞理想入行，大學看了四年《南方週末》。把這份報紙當做照進枯井裡的一束光：「這束光能照亮你，拉著這束光可以往上爬。」2011 年徐州豐縣發生了嚴重的校車事故，方言自己衝到現場和記者一起採訪；去《南方週末》北京站實習，跟著很厲害的特稿記者做 721 大爆炸的調查。畢業之後他去過網易、然後是《新京報》，《財新》。方言的新聞理想是鐵肩擔道義式，「一定要問責政府的」。
在新京報他的狀態已經非常糟了，2015 年就有過輕生的念頭。那時半年做不出稿子，「都快勸退了，領導說你得做東西了」。他做出了一篇報道，寫天通苑地鐵站外的江湖黑幫，獲得了 2015 年的年度調查金獎。選題是 5 月份做的，一直到年底他都做不了事，後半年是很長期的焦慮狀態，價值感喪失，走路的時候會哭出來。他有很多東西想的不明白：「說直白一點，（這個行業）一定有新聞理想，但是一定有個人利益。」理解這個的過程對他衝擊巨大。那年 11 月 11 日晚上，報紙社慶，他吃完飯回家躺在床上睡不著，突然對一切失去慾望，脊背發涼。在《財新》他做了好幾個不錯的選題，找到很多新聞理想。也長期焦慮和抑鬱：客觀部分來自於工作本身，每天關注社會陰暗面，冤案、上訪；個人部分來自情感問題。
在《新京報》和《財新》他都沒想過去尋求醫院的幫助。意識不到自己病了。
去年第一次就醫是因為被分手。親密關係是他一直以來的問題——他特別需要情感關係，但總處理不好倍受折磨。方言看來，原因當中「窮是一個部分」。在《財新》入職的第一天他發現同事都是姑娘，問領導，男的呢？「當時領導說，男的都被丈母孃逼著買房了。」那時他不理解。後來在媒體撐不下去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工作內容和情緒問題，第二個是物質的原因：「我為自己規劃的路是去互聯網公司，努力成為一個高管。」到了快手他有了購房能力，買了房。
那次分手之前，他很長時間都在處理買房的事。被迫要和爸爸接觸，原生家庭是他沉重的負擔：「我覺得家就是一個冰窖，在冰窖中每一秒鐘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生活了 20 年。到北京之後，我不停剝離自己和原生家庭的關係。」分手前他已經崩潰了很多次。那次分手就像一塊巨石，「啪的把我砸倒了」，他說。
那段時間方言每天早晨不停的乾嘔，竭盡全力的想挽回感情。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焦慮，而且非常嚴重。看病那天中午他心跳得不對勁。方言諮詢了一個正在治療抑鬱症的朋友，得到答覆：心理諮詢不如去精神科管用。他去安定醫院掛了號。走進醫院大門的時候心情複雜到難以名狀——跟他分手的前女友正在樓上住院。
那次就醫，方言做了 566 道題的明尼蘇達人格測試，得到診斷，有抑鬱傾向。他心裡對自己是否得了病一直不確定。將近一年時間，他看抑鬱症相關的書，堅持做 800 塊錢一次心理諮詢——這筆錢對他不算輕鬆，自己的狀態也不算穩定，但方言覺得效果很好。直到今年 4 月，他又經歷了一次低谷：一到公司就直接躲進儲藏間，不想見人，不想工作。他又去了安定醫院，想確定自己有沒有得過抑鬱症，診斷一下最近的狀態。醫生的診斷是「（抑鬱症）去年已經是中度到重度了，現在必須吃藥」。
他不敢相信，還是排斥。當天回到家，那種感覺又來了：不想出門，什麼都不想幹，焦慮。方言掛了第二天的號，在醫院做了腦電圖，換一個醫生，診斷是一樣的，建議服藥。寫完遺書，他吃了藥。
我們見面的時候，方言已經恢復得很好了。藥的副作用是會困，但他的狀態非常穩定。他健身，規律作息，閱讀冥想。體重從 130 斤降到 110 斤。覺變成一個你以前想做，但是根本做不到的優秀的人。「現在必須要做到，就是迫切的想自救。」
他告訴我，自己最近才意識到的，每個人都在遇到心理問題：「中國這方面非常落後，大家不覺得你有心理問題，只是覺得情緒不好，或者歸納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但是事實上並不是。生活是很苦，但你可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和解決方式。」
我去見了心理學教授和精神科醫生
6 月 24 日，我去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拜訪了鍾傑副教授。北大哲學樓一層的陳仲庚臨床心理中心門口貼了幾張打印紙，寫著「免費心理諮詢」。2 層的辦公室裡，他為我解答了一些實際和重要的疑惑。
鍾傑說：「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一生中至少得一次抑鬱症。」
心理學層面，易患抑鬱症的高危人群有以下特點：情緒易感性（遺傳與早期環境交互作用造成）、缺少社會支持、在不良的虐待性環境中長大。虐待環境包括情感忽視、身體虐待和性虐待。
因抑鬱症狀造成以下任何一項社會功能受到傷害的人建議就醫，包括：第一，能否很好的建立親密關係（love well）；第二，能否很好的處理人際關係（play well）；第三，能否很好的工作或者學習（work well）。
抑鬱症是精神疾病。有研究表明，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有交互作用，可以更好治療抑鬱症。國內心理諮詢市場無序混亂，普通人很難判定諮詢師資質。他建議選擇在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註冊工作委員會登記註冊的心理師。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陳仲庚臨床心理中心設有免費心理諮詢，對公眾開放。由學院臨床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提供諮詢。北京師範大學也有類似項目。
最重要的，鍾傑告訴我：「多數抑鬱症是可以治好的，這是肯定的」。
6 月 28 日，我去北京安定醫院見王鵬飛，他是抑鬱症治療中心的住院醫師。他告訴我，北京有三家三級甲等的精神專科醫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和回龍觀醫院：「就是精神病院，說白了。」
北京安定醫院設施嶄新，相比其他三甲醫院，病人擁擠程度低了不少。在抑鬱症治療中心，醫生的辦公室隱匿在病區內，需要刷卡入內：穿過寬敞的病人活動區，醫生辦公室排列在狹窄的過道兩側。小陽臺上養著不少多肉。
王鵬飛說：「老百姓精神病院的印象都給（影視）誤導了。甚至我們很多同行，不瞭解精神科的都覺得我們這兒很可怕。」採訪中，我的困惑基本得到了解答。他告訴我：抑鬱症是精神科疾病，核心症狀是持續顯著的心情低、興趣減退、精力體力下降。還會產生情感、認知和軀體症狀。精神科醫生對抑鬱症的確診條件是病人出現三條核心症狀，持續時間達到兩週。
抑鬱症的典型症狀包括體重下降、失眠或者早醒，自信心下降，比如自責、自卑，產生自殺傾向。在此之外，一些人病狀的表現是心慌、頭疼，肌肉痠疼，或者胃腸道不舒服；有些病人認知能力下降，導致工作能力減退。現在，這是醫生關注和改善的重點。
精神科醫生把抑鬱症的治療劃分三個階段：急性期指病發後症狀嚴重的階段，一般是病程的第 1-2 個月；鞏固期指治療後，大部分症狀得到改善的階段；維持期病人症狀基本消失，恢復到病前狀態。一般來說，急性期的治療持續六到八週；鞏固期藥量不變，持續四到九個月；維持期，病人已經恢復，醫生會建議繼續服藥一年到三年。
抑鬱症患者自行停藥的概率很大。原因包括：病人對精神科藥物的牴觸，和羞恥感；對藥物副作用的擔心。事實上，藥物的副作用一般會出現在服藥吃前兩週。目前臨床常用的是新型抗抑鬱藥物，副作用很低，而且抗抑鬱的藥物沒有成癮性。
抑鬱症是高復發風險的疾病，治療時機和愈後存在關係密切。「越早治療，治療效果越好，愈後和復發的風險更低。」首發患者在維持期堅持用藥一年，對於降低復發風險意義很大。反覆發作三次以上的，醫生會建議長期用藥。
患病人群中，女性和男性比例約為 2：1。根據大量調查、追蹤、隨訪顯示，新型（SSRls 類）抗抑鬱藥安全性很高，服用抗抑鬱藥物對新生兒的影響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明確關係。越來越多的醫生開始傾向於把治療放在第一位，建議病人在孕期哺乳期繼續服藥。
北京在讀大學生有公費醫療。對於自費患者，北京安定醫院的掛號費用 50 塊元起，初診病理篩查一般不超過 1000 塊錢。使用新型的抗抑鬱藥物的病人，一個月的費用一般不超過 1000 元。
然後，王鵬飛也跟我說了那句話：「抑鬱症是可以治癒的」。
注：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中患者均為化名。
本文中涉及的任何醫學專業知識，包括但不限於醫療概念、診斷方法、用藥建議等，僅供參考，不能作為診斷依據、治療方案等使用。
原文刊載於 fine 雜誌 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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