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關注互聯網對社會的重塑和再造功能，並非因為互聯網是一個新事物——萬維網的誕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而是因為，一般討論互聯網，僅是將其作為一種技術現象、一種技術創新、一種商業革新的工具和手段。作為工具和技術代表視角的討論，氾濫於網絡和各家各戶的書架。在當代社會，瞭解互聯網本身，及其帶來的社會變化，已經成為了對現代人進行日常規訓的必備課程和手段。但將互聯網作為一種倫理學的發端，鮮見於學者討論和各種著述。在互聯網已經引起如此大的社會變革，且成為水、電一樣的基礎設施設備的時代，將其納入倫理學討論的範疇，或者將其本身作為一種倫理學的現象，是必要的。特別是當西安奔馳女車主被人肉搜索這種事件持續在網上發生且不斷繼續發酵的情況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這說明網絡本身就具備極強的倫理特徵，也需要將其納入倫理學討論的範圍，形成相應的規則。這是本篇小文的出發點。
2012年高圓圓、姚晨主演的電影《搜索》一度登上的熱搜榜。該電影講述的是在電視和傳統媒體時代的人肉搜索和公共道德事件——高圓圓飾演的上市公司白領因為在公交車上沒有給老年人讓座而陷入輿論譴責，引發公共道德危機，並出現個人層面的悲劇。今年四月以來，在西安一位女車主因為購買奔馳車並進行維權，進而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最終被人肉和質疑的事件，使我們再一次見證了網絡的力量及其粗暴、惡劣的一面。西安女車主維權事件在網絡上持續發酵，並最終成為一起公共事件引發討論，是因其各種標籤，足夠引起一般民眾的興趣。簡要提取該事件中的關鍵詞語：年輕女性、高端車、高學歷、維權。其背後的隱喻是性幻想、身份、社會地位和權力。任何一個主題，都有引爆社會輿論的可能，更何況這四個關鍵詞的疊加。
社會熱點問題，必然離不開身份、財富、身體三個主題。性別、具體的物品、學歷及其他關鍵詞，都只是這三個主題的延伸或者擴展；而事件，則是話題引爆的基礎。從身份的角度，每個人在社會上生存、生活，必然因其職業、地域、家族等而被賦予一定的身份。身份是實現個體識別的基礎，也是人一生最難被撕掉的標籤。中國人自古都有強烈的身份意識，傳統時代中國即有士農工商之分，並以籍貫區別身份：匠籍、軍籍、樂籍等等。一旦被冠以某一籍貫，則意味著子孫數代都受其束縛。例如，明代的匠戶、軍戶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意味著其永遠無法通過正途進入仕途。相比其他籍貫群體，社會流動的渠道要更少、更窄。
身份差異塑造一切
身份因其特殊性及級別，而具備話題性；越是身份特殊、身份級別更高的人，越具備話題性。第一是因為這類人的生活和日常，距離平常人太遠，大多難以接觸和想象，本身具備較強的特殊性與隱私性。第二，則是其數量較少，具備新聞的話題性。拿中國的廳局級官員來講，中央、地方、各條線的廳局級官員總數，大概也只有三到四萬人，平均到人口總數，大概是接近四萬人中才有一個。中國一般規模的縣城，約二三十萬人口，意味著只有四到五個人具備這種身份上的特殊性與特權，輿論的焦點及聚光燈，自然都會不自覺地向他們身上傾斜。
在奔馳女車主事件中，其身份特徵即是“研究生”，代表的是高知人群。筆者在前期推文《道德審判是大眾的狂歡》（本號2018年4月8日推文）中提出一個觀點：“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精英基層（起碼在大眾的觀念中，而不是政府的觀念中），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還是存在一定隔閡的，知識分子與富商、權貴一樣，是與普羅大眾不同質的一個群體——他們因知識與普羅大眾相隔閡、富商因財富相隔閡、權貴因特權相隔閡……而知識分子，因為傳統上都給人一種清高、玄乎、難以理解和接觸的感覺，普通人除了尊重，還有好奇、窺視的心態。因為我們不一樣，所以我對你好奇。又因為你們是一個封閉、難以進入的小圈子，就可以對其盡情地意淫與猜測……而知識分子群體，由於大家對其道德層次的預設更高，一旦出現一個異類，自然就更多關注。正所謂，期待越高，關注越多。”放在該事件中，這個觀點依然是成立的。身份上的差異，大多數時候是尊重、好奇、關注、歧視等一切態度的來源。
財富是阿拉斯加犬的私人飛機
財富所能帶來的社會效應是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的。相信最近大家都被複旦大學歡迎李彥宏的一段視頻刷屏。有多少人相信，李彥宏能獲得這種“尷尬”的歡迎儀式，是因其作為科技大佬的身份？更多的人更願意相信，這種歡迎儀式背後的驅動力只能是財富——如果是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上臺，估計講臺下門可羅雀，更何談歌頌歡迎了。財富使人帥氣，財富使人偉岸，財富也使人睿智——李彥宏是不是因財富而被推薦位中科院院士候選人這事不得而知。富人之所以更容易被人關注，是因為富人過多地被宣傳、被物化、被頌揚。
一篇近兩年流行的微信推文《有錢人的快樂你根本想象不到》，以歌頌自由和美好生活為幌子，實則宣揚拜金主義，頻頻刷屏。在這篇文章中，金錢能給人帶來的美好生活包括：旅遊自由、飲食自有、住宿自由、換工作自由、醫療自由。不可否認，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標誌，但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標準。通過豪車、精緻美食、私人飛機、旅遊勝地、豪宅，一個個具體的物品，來彰顯富人生活的高端與品味，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學方法。你告訴受眾，他有十億美金，這讓人很難有具體的概念；但若你放出一張他在私人飛機上喝著香檳、旁邊趴著一隻乖巧的叫“可可”或者“西里”的阿拉斯加犬，你或許就會對他充滿敬意或者心生崇拜。所以，財富一定依賴於一定的物品來具化它，沒有被物化的富人，如同儲藏過冬食物的松鼠一樣默默無聞。
中國古代用來描述馬的詞語，多而絢麗，往往讓人無法準確理解。例如：騅、驪、駔、駘、姻、駿、騮等等。實則不同的詞語，是用來命名不用類型的馬；不同的馬，用來代表財富多寡和身份高地，一如今天我們在馬路上看到奔馳、寶馬、奧迪、賓利等不同的汽車。在古代，馬是區分財富的重要標誌，在如今，汽車則是財富多寡的代表。在奔馳車主事件中，價值60萬的奔馳車，在中國已經是居於中上等的消費水平。購買奔馳車表明，涉事女車主是具備一定的財富水平的，與普羅大眾是有所區別的。窮人的故事不是故事，但富人的故事一定有人想聽。奔馳車作為一定社會財富的代表，本身就具備話題性，再加上身份、性別（身體）的因素，已經具備了傳播的基礎。
作為傳播學工具的女性身體
關於作為工具的身體，筆者在前期推文《絞刑架何以矗立——專制主義與工具理性》（本號2019年1月29日推文）提到：“人可以作為工具。人的肢體、語言、動作、行為、外表，這些構成機體的部分，也必然能夠得到充分、有效地使用。這就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表現的一樣，通過斷頭臺、刑具、制服、遊街、公開審判等措施，使殺戮、對肢體的殘害及對肉體的規訓，可以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和社會管理效果。監獄作為一種規訓的手段和工具，既起到了懲治犯罪的作用，也給那些有犯罪意圖的人足夠的警醒。工具理性，從規訓和預防兩個角度發揮著作用。
“工具理性下對人的使用，是為了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下，人不能有個性、不能有個體的追求，整齊劃一這樣一種政治和社會管理的目的。因為工具理想的價值取向在於實現特定的目的，而該目的的設立又是由特定的個人或組織的價值取向來決定，當個體不得不淪為工具時，必然出現價值取向、價值判斷上的衝突。所以我們看到，家族式企業或宗教團體中，往往掌權者的個人意志貫徹為集體意志，所有個體成為實現該掌權者個人意志的工具——當然個體的意志與掌權者的意志之間一直存在博弈。”
以上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論述如何利用身體實現特定的目的。在社會事件的發生、傳播上，身體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性的要素及讓受眾發揮想象進而參與傳播、討論的基礎。在消費領域，女人的價值高於小孩，小孩的價值高於寵物，寵物的價值高於男人，這一點在傳播學上同樣適用。男人的故事和女人的故事，人們更願意聽女人的故事，特別愛聽漂亮女人的故事，最愛聽年輕、漂亮女人的故事。早年流行的《知音》雜誌，正是抓住了這樣一種心態，其故事大多是狗血的感情糾紛，雜誌的封面往往是靚麗暴露的女郎。女性的身體和情感，成為了故事的載體。（這一點可以參閱梅茵·格里爾《女太監》。）
西安女車主事件上，早期爆出的其坐在車廂蓋上的照片，向受眾展示了兩個關鍵的要素——年輕女性、衣著服飾很得體。這就有了吸引人去關注、閱讀的基礎。點擊進去了，又附加了名車、高學歷、維權的要素，故事得以發酵、傳播。作為性別特徵和充滿女性氣質的外貌、衣著，作為了釣魚上鉤一樣的誘餌，與身份、財富一起吸引了第一批的受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