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是奠定明清乃至今日北京城市格局的元代京師，週迴六十里的大都城；一座是在歷史上曾經先後被稱作薊、幽和析津的古老城池。有元一代，這一新一舊，一北一南兩座北京恰好處在時空交接的節點上，難捨難分。於是在這一時期的很多文獻中，它們的大名雙雙都被隱去了，只是被簡單地稱作“北城”和“南城”。
這是北京歷史上的一場奇觀。兩座曾經先後擁有過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在地理上是如此之迫近——北城的南牆西段即在今天的西長安街沿線，而南城的北牆東段則在今天的新文化街以南的頭髮衚衕一線——兩城之間的距離，不過是兩條城壕的寬度。
然而儘管如此臨近，南北城又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北城繁華而簇新，街衢縱橫，極盡一國之富庶，但似乎卻少了些可以讓人玩味的古蹟；南城一派凋零，丘墟遍野，大有黍離之意，但是城中經歷唐、遼、金三代沉澱，幽燕之地幾百載歷史掌故，盡在其中。可遊憩的一脈青青，可戴鬢邊的黃花紅藥，可遊可詩的寂寞禪林，可嘆可詠的殘碑遺構，這裡是彷彿橫亙在北城面前的一片失落世界，為歲月所遺忘，又為眾人所不捨。
對於北城的文人士庶而言，南城意味深遠，他們所留下的文字中，寫滿了這種複雜的情感。這座南城激起了中國人所特有的那種興廢情感，那種在古人與來者之間定位自身的永恆嘗試。它就像一面鏡子，讓北城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從大柵欄往西，在後來的宣武區界內，是北京的會館最為集中的地方。會館，最早在明初就有了。開始是為進京趕考的外地學子們提供食宿而修建起來的，後來有外地來京赴任或述職的官員、經商的商人也多在此留宿，各地在北京建起的會館就越來越多，這裡先後建過400餘處，有的地方一條窄窄的衚衕裡就分佈有十幾座會館。為什麼會館多會建在北京的外城？
侯仁之先生有過一個論述：“最初，會館總是選擇城市中交通便利的城門內外，並且多與商業街區為鄰。這與會館擁有較多的流動人口以及行商坐賈、手工業者有關。”而且，明、清兩朝的貢院一直位於東單牌樓東邊，殿試在紫禁城內的保和殿，都距離前門不遠。“清朝初期的滿、漢分治和移城令更迫使會館只能在南城擇地，但又避免距離前三門和商業鬧市過遠，所以，幾百座會館主要集中在天壇、先農壇以北，前門、崇文門和宣武門外大街兩側的地段內。”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侯仁之在這裡又補充了一句：會館所在地區“形成清朝末年北京城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富裕的地區。”也就是說，與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南城之“窮”不同，當時的前門外是北京最富的地區。
進京來的學子從這裡去考場方便，而客商們從這裡去聽戲、逛商鋪更方便。
“過去所說的‘北貧南賤’，我認為‘賤’這個字是一個比較準的說法。也就是說，當時人們對南城的印象並不是它窮，而是地位低下，看不起。因為這裡有那麼多戲園，人們那時是看不起唱戲的人的。”王彬說道。
戲園、戲班子多，這也是舊時北京南城的一大特徵。早在清康熙十年，清政府就下令“京師內城永行禁止設戲園”，目的在於防止八旗子弟耽迷其中，流於浮蕩。但是卻禁而不止，內城的戲園反而日見增多。到嘉慶四年，政府再次下令將內城所有戲園全部遷到外城。此後的百餘年時間，前門外聚集起了廣德樓、三慶園、慶樂園、廣和園等數十家著名戲園，夜夜鑼鼓喧天笙歌不絕，而享譽京城的“四大徽班”也多在這些戲園演出，為了方便，他們就寓居在附近的街巷：韓家潭、陝西巷、百順衚衕等處。
這些衚衕名，今天的人聽了可能已經生疏，但當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那是著名的“八大胡同”所在地，即舊時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段，最紅火時，那裡的妓院達到200多家。
由是，前門外的北京南城，既有繁華商鋪，又有梨園戲班，還有青樓豔妓，不光是內城的八旗子弟在這裡聲色犬馬，這裡也是漢官、文人、客商們流連忘返的地方。那些建在宣武門外的會館，規模大一點的都會建一個自己的戲臺，在節慶假日請戲班來唱戲，有的會館比如湖廣會館，在本身沒落以後，戲臺變成專業戲園，即後來的“湖廣會館大戲樓”。
侯仁之先生根據史料做過一個統計。在民國元年時，居住在北京外城的居民所從事的職業，做農、漁業的佔2.8%，從事工業的佔10.7，屬於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文化衛生等業的佔86.5%，“相比之下，大概可以判定，外城的確是一個滿足北京城市消費者需要的商業服務區。”也就是說，住在北京南城的“北京土著人口”，大多是以服務業為生的下層市民：商鋪夥計、手工業者、商販走卒或如駱駝祥子那樣的人力車伕。
民國之後，隨著科舉制度的取消，會館也開始沒落。會館的房子逐漸出售給周圍的居民，遂演變成大雜院。侯仁之特別指出：通常人們從文藝作品或宣傳材料中得到的那種鄰里之間聲氣相合的印象，不過是在民國以後的大雜院裡才逐漸出現，並不是隨著四合院的出現而產生的社會現象。
現在回想一下我們通常對老北京文化的印象，多是來自老舍的幾部文藝作品：《駱駝祥子》、《龍鬚溝》、《四世同堂》等等，裡面描寫的四合院，其實已經大都是大雜院，住的人也都是下層市民，這些作品有的直接就是取材於南城（如《龍鬚溝》，該地後來成為南城的金魚池大街），而這種北京大雜院（四合院）文化，它應該發端於北京南城，也具有最典型的北京平民階層的特徵。
這裡就必須說到南城的天橋市場。它在前門大柵欄的南邊。那裡是為下層市民提供娛樂的場所。裡面的相聲、雜耍、戲曲與吃喝玩樂混雜在一起，全部露天，有點類似後來人們看到的北京春節廟會。它的蓬勃生命活力，孕育出了北京相聲大師侯寶林這樣的民間藝術家，它也是各種社會汙垢的沉積之地。有一位老北京的燈謎專家翟鴻起，曾撰文回憶他小時候跑到天橋看露天電影，“回家被父親得知，將我痛打一頓，並嚴厲囑咐我，以後絕對不許再去。母親事後對我說：‘這麼點的孩子就去天橋玩兒去，能學出什麼好來？’”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南賤北貧”的“賤”。在普通北京市民的意識中，南城這地方，好玩，得享受，卻沒有地位，下賤。
從北京南城——崇文和宣武的數百年走過的歷程中，我們可以這樣說：北京的南城，是一塊與官僚官邸相對的平民之地，也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之源。
不過，崇文和宣武作為地名雖然時間悠久，但作為區的名字，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1952年，北京市政府將用數字命名的原來的20個區調整為13個區，開始用地名命名，設東單區、西單區、東四區、西四區、前門區、崇文區、宣武區等。到1958年，東單、東四區合併為東城區。西單、西四區合併為西城區，而前門區併入了崇文、宣武兩區。這就有了今天北京城區區劃的基本模樣。
有一件事還是令人疑惑：為什麼新中國成立這60餘年，北京南城就一直沒發展起來？
在民國時期，政府曾經有過振興南城的努力，在香廠路一帶建設新市區，並在香廠路與萬明路交界處建起當時最為時尚的四層的新世界商場（陳獨秀在五四後因散發傳單被捕，就是在這個商場），後來又在今天友誼醫院的地方建起了城南遊藝園。但是，隨著1928年民國政府在南京建都，這些熱鬧一時的場所又歸於消寂。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機關大都搬入到東城西城留下的王府，因為當時那裡空出很多這樣的房子，順理成章就搬進去了。後來在三里河一帶興建了新的辦公樓群和住宅樓群。從客觀上說，還是沿襲了官宦人家聚集在東城西城的舊例。”王彬指出。
這樣，當政府在考慮城市發展時，很自然地會對政府機關雲集的地方優先，第一批的新式賓館、大型商場，都是建在東城和西城，特別是東城。比如，北京飯店（現代化改造）、賽特大廈、燕莎商城、建國飯店……基本都建在東城。
後來，西城興建了金融一條街，海淀有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而南城則一直默默無聞。昔日的商業繁華漸漸被新興的西單、王府井和更新興的東部商業區取代，戲劇藝術家們成為國家幹部也不再專屬前門大柵欄，會館們因失去了歷史功能而漸漸消失，留在南城的，只有下層的市民們和他們的破舊平房。
城區合併之後，北京市政府陸續開始宣佈改造計劃：王府井將南延至祈年大街，永定門至鐘鼓樓、銀街至崇外商圈將南北貫通。
崇文和宣武將會怎樣？有時候，歷史的步伐就是這樣，它似乎僵持不動，那些古舊的街景彷彿凝固在那裡亙古不變；有時候，它又快得讓人猝不及防，一夜之間，幾百年留下的東西就全不見了。